1950年3月8日，江西景德镇街头一派节日氛围。一家瓷器店内，老板陈福生接待了两位操着本地方言的＂客人＂，不料却被带上了一辆别克车。当这两位便衣警察道出＂陈敬斋＂这个真实姓名时，这位隐姓埋名二十年的瓷器店老板瞬间慌了神。原来，他就是1931年出卖革命志士邓演达的叛徒。这起发生在建国初期的抓捕案件，很快便引起了时任总理周恩来的高度关注。周总理在得知此案后，立即作出＂该和他算账了＂的批示。
追求革命理想 坚守三民主义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一位年轻的革命者正以惊人的速度崭露头角。邓演达14岁就进入陆军小学，17岁便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他两次率军讨伐叛徒陈炯明，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
孙中山对这位年轻将领青睐有加，曾经说过＂干革命，看两达＂这样的赞誉之词。在革命队伍中，邓演达不仅以军事能力著称，更以对三民主义的深刻理解闻名。
1924年，国共合作背景下的黄埔军校成立，邓演达出任教育部副主任。在这里，他与时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两人虽然政见有别，但都怀着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邓演达对此表示强烈反对，随后发表《告别中国国民党同志们》一文，远赴欧洲考察。
在柏林期间，邓演达向宋庆龄表达了自己坚定的革命信念：＂各种反动势力均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1930年，为了实践三民主义理想，邓演达秘密回到上海。
在上海，邓演达成立了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积极开展反蒋活动。他创办《革命行动》报纸，发表多篇尖锐的反蒋文章，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本质。
为了扩大革命力量，邓演达联络黄埔校友，成立了黄埔革命同志会。他还开办干部训练班，为反蒋事业培养骨干力量。这些行动让他成为了蒋介石眼中的眼中钉。
蒋介石派出陈氏兄弟全力追捕邓演达，悬赏二十万元。面对危险，周恩来提醒邓演达要小心行事。但邓演达认为革命领袖不能只顾个人安危，仍坚持留在上海指挥革命工作。
一个看似普通的瓷器店老板，一位为革命献身的志士，一段尘封的历史往事。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人和事，都将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最终的历史裁决。
金钱收买人心 背叛革命理想在上海的这片土地上，一场关于信仰与背叛的较量正在上演。1931年春天，邓演达领导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而蒋介石对这支反对力量的打击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蒋介石派出的特务组织四处布下天罗地网，但始终无法找到邓演达的下落。于是，一张金额高达二十万大洋的通缉令在上海滩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金钱的诱惑下，一些曾经的革命同志开始动摇。陈敬斋就是其中之一，这位曾经追随邓演达参加革命的人，在巨额悬赏面前放弃了自己的理想。
陈敬斋利用自己与邓演达的旧交关系，打探到邓演达经常在一家茶楼与同志们联络。他将这个情报透露给了国民党特务组织。
1931年4月29日，邓演达如往常一样来到上海的一家茶楼。这次会面本是为了讨论反蒋斗争的下一步计划，却不料已经落入了特务的包围圈。
特务们装扮成普通茶客，在茶楼内外布下了重重埋伏。就在邓演达准备离开时，早已等候多时的特务们一拥而上，将这位革命志士抓获。
在押解邓演达的路上，特务们肆无忌惮地宣扬是陈敬斋提供的线索。这个消息很快在革命圈子里传开，陈敬斋的叛徒身份也随之暴露。
消息传到周恩来耳中时，他立即组织营救行动。但特务们加强了看守，将邓演达关押在一个秘密据点，使得营救行动无法实施。
陈敬斋拿到二十万大洋后，立即离开了上海。他深知自己背叛革命的行为会遭到同志们的唾弃，于是选择了隐姓埋名。
这位叛徒改名为陈福生，来到了远离上海的江西景德镇。在这座以瓷器闻名的城市里，他开了一家瓷器店，试图掩盖自己的过去。
二十年间，陈敬斋过着表面平静的生活。他装作一个普通的生意人，谨小慎微地经营着瓷器店，努力让人们遗忘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然而历史从不会忘记背叛者。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场迟到的清算即将到来，这个隐藏了二十年的秘密终将被揭开。
躲藏二十载寒 终露原形迹
春日的景德镇，街头巷尾弥漫着节日的喜庆气氛。1950年3月8日这天，陈福生照常打理着自己的瓷器店，丝毫没有察觉到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
两个穿着讲究的男子推开店门，用地道的景德镇方言向他打招呼。这样的场景在瓷器店每天都会上演，生意人陈福生早已习以为常。
男子们表示有大生意要谈，却推说货物不便见人，要求到店外详谈。陈福生被这笔可能的大生意吸引，跟着两人走出店门。
街边停着一辆别克轿车，这在当时的景德镇还是十分少见的。陈福生刚坐进车里，两个男子的态度突然发生了转变。
＂陈敬斋老板，好久不见。＂这句话如同一记惊雷，打破了陈福生精心维持了二十年的平静生活。公安部江西省办事处的同志早已调查清楚了他的真实身份。
原来，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门开始系统整理旧档案。在梳理革命烈士邓演达的相关资料时，专案组发现了这位隐藏在景德镇的叛徒。
专案组通过走访上海的老革命，收集了大量关于陈敬斋叛变的证据。他们调查发现，陈敬斋在拿到二十万赏金后，并没有得到国民党的重用。
国民党特务机关认为背叛者终究靠不住，加上当时革命形势日趋紧张，他们担心陈敬斋会泄露特务组织的秘密。这让陈敬斋不得不逃离上海，开始了流亡生活。
经过多方打探，专案组最终在景德镇找到了这个改名换姓的叛徒。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专案组派出的两名警察专门学习了景德镇方言。
在别克车上，当警察提到邓演达的名字时，陈敬斋终于露出了疲惫的表情。二十年来，这个名字一直如影随形，成为他无法摆脱的梦魇。
专案组将陈敬斋缉拿归案的消息立即上报。这个案件很快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一位对这段历史格外关心的领导人就是周恩来总理。
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份详细的案情报告。作为邓演达的老友，周恩来对这起叛徒案件始终记忆犹新。
专案组的报告中详细记载了陈敬斋这二十年来的活动轨迹。从上海逃离后，他曾在多个城市躲藏，最终选择了景德镇这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城市定居。
这份报告揭示了一个叛徒的典型轨迹：背叛之后的荣华富贵没有如期而至，反而过上了东躲西藏的生活。二十年来，他不敢与人深交，不敢暴露自己的过去，活在对清算的永恐惧中。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看到陈敬斋的案件报告后，周恩来总理立即作出了批示：＂该和他算账了。＂这短短的六个字，包含着新中国对历史正义的坚持。
专案组对陈敬斋展开了深入审讯。在铁证面前，这位曾经的叛徒详细交代了自己是如何出卖邓演达的全过程。
审讯记录显示，1931年4月，陈敬斋通过特务组织的中间人，与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会面。他向毛森提供了邓演达的活动规律和联络方式。
在供述中，陈敬斋承认自己收到了二十万大洋的赏金。这笔钱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足以让一个普通人一夜暴富。
然而，这笔赏金并没有给陈敬斋带来想象中的好日子。国民党特务组织对他采取了监视政策，让他不得不逃离上海。
专案组调查发现，陈敬斋在景德镇开设瓷器店的资金，就来自这笔赃款。这成为了指控他的重要证据之一。
1950年5月，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对陈敬斋案进行了公开审判。法庭上，检察官详细陈述了他出卖革命志士的罪行。
公诉人出示了大量证据，包括当年特务组织的密件、知情人的证词，以及陈敬斋本人的供述材料。这些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在庭审现场，多位革命老同志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他们回忆了邓演达被捕前后的情况，进一步证实了陈敬斋的叛变行为。
法庭上，陈敬斋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他交代了这二十年来的逃亡经历，以及如何利用赃款在景德镇经营瓷器店的细节。
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的相关规定，考虑到案件的性质和影响，法庭最终判处陈敬斋死刑。这个判决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判决书指出，陈敬斋的行为不仅导致革命志士邓演达牺牲，更严重损害了革命事业的发展。他的叛变行为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在执行判决前，司法机关按照法律程序，对陈敬斋的财产进行了清查。那笔来自叛变的赃款被全部追缴，上缴国库。
陈敬斋案的审判和处决，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案件表明，新中国对历史遗留的重大案件，将依法进行认真清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