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1年，宋仁宗赵祯问包拯：
“咱大宋现在有多少人啊？”
包拯回家认真做了一番功课，才兴奋地来汇报，唾沫星子都喷赵祯脸上了：
“截止统计到1048年时，咱们一共有10904434户！”
接着，又得意洋洋地补充道：
“拯以谓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者。”
仁宗盛治，人口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指标。
还有一个指标，就是人才井喷。
宋仁宗时期的人才，不仅数量多，质量高，而且基本上都能被任用，鲜有怀才不遇的。
所以，后世读到这段宋史时，往往会生出一个念头：
上有仁君，下有大把的贤才，为啥赵祯不借此良机，让北宋真正强大起来呢？
尤其是1043年，开北宋“士大夫矫厉尚风节”之风、天下人的楷模范仲淹入主宰执，北宋品德最好的一对君臣携手推行“庆历新政”，更是让天下人期盼不已。
然而，新政仅维持了一年多就黯然下线。
范仲淹激流勇退，北宋也失去了一次最好的振兴机会。
一、国本与“三冗”
1033年，23岁的赵祯开始亲政。
此时的北宋，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已经非常严重。
宋初，为加强和巩固皇权，不断将官员的职权进行分化，再加上恩荫制和推广科举，导致朝廷编制越来越多。
同时，为防止地方拥兵自重，废止了府兵制，改为募兵制。
原先的府兵，就是耕战结合，好处是省钱，坏处是士兵不愿离开土地，容易造成地方势大。
现在成募兵了，当兵成了职业，不管有无战事，工资照拿。好处是受朝廷掌控，可以随意调度，坏处是太烧钱了，而且容易懈怠。
旱涝保收的官、兵多了，费用自然就多了。
这时的北宋之所以没出什么大事，一是宋太祖以下的几位皇帝还算不错，攒了些家底；二是没啥战争；三是没出现什么出类拔萃的奸臣。
但赵祯清楚，自己口袋里是真没钱啊，光工资这一项，七八成的财政收入就没了。
而动三冗问题，势必要动国本。
那有没有既能巩固皇权，又能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呢？
无解。
如果必须有，那只有一个最接近答案的，就是范仲淹。
二、庆历新政
范仲淹是一百年也未必能出一个的大才，在文化、律己和议政三方面，都是顶级水准。
更难得的是，他文武双全，经略西北时，西夏不敢来犯。史载：
仲淹为将，号令明白，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贼亦不敢辄犯其境。
1043年6月，赵祯拜54岁的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开始推行新政。
赵祯改革，主要原因是：
1、连吃了西夏三记重拳，急于转移矛盾，平息民愤。
2、自己干了10年，三冗不但没缓解，反而淹到脖子了。
3、范仲淹是天下人所望，工作能力极强。
那范仲淹干得如何呢？
可以说是雷厉风行，立竿见影。
范仲淹与富弼等人献上十条建议：
“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
条条都是针对三冗，而且都有落实。
拿裁减人员为例。
范仲淹对各级官员考核极为严格，凡是不合格的，直接在花名册上一笔勾销，然后从下级官员中提拔合格的人上来，毫不手软。
连最支持他的同事富弼都看得有些过意不去了，说：
“你这一笔下去，可就让一家子人都哭啊。”
范仲淹却说：
“我宁可让一家人哭，也绝不让天下百姓哭！”
然而，仅一年多后，赵祯就把改革派们通通送出朝堂了。
三、激流勇退
1044年6月，范仲淹激流勇退，请求宣抚陕西，离开朝堂。
8月，富弼自请宣抚河北。
1045年1月，杜衍罢相，知兖州。
3月，韩琦罢枢密副使，知扬州。
至此，宰相班子中，支持新政的全部离开朝堂，庆历新政草草收场。
赵祯为啥突然换了一副嘴脸？
1、反对的人太多
一看范仲淹的十条改革建议，就可以预见，肯定会有人强烈反对。
问题在于，在反对者当中，也有大把品学兼优的人才。
这让喜开言路的赵祯总是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
而范仲淹又恰好是出了名的耿直，不会团结可以团结的反对者，一旦碰上弄权高手就完了。
2、诬为朋党
果然，范仲淹碰上了弄权高手枢密使夏竦。
夏竦知道，直接挑范仲淹的毛病太难，就拐了好几道弯，陷害“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说他在范仲淹一票人上任时歌功颂德，有朋党之嫌。
赵祯虽然没处理石介，但从此对改革派心有芥蒂。
而范仲淹又是那种不愿自辩的高人。
3、庆历和议
1044年，西夏与北宋达成和议，西北恢复平定。
战事解决了，三冗问题的水位也从脖子降到胸口了，赵祯再看改革，感觉也不是那么迫切了。
4、不决
最关键的，还是赵祯本人。
赵祯生活勤俭，待人宽仁，文章开头说包拯的唾沫星子都喷他脸上了，那是真事儿。
但他有一个致命缺点：不决。
赵祯确实能听得进别人的话，但却下不了决断。
比如范仲淹改革这事，支持、反对的双方，基本都是忠臣和人才（夏竦有争议），赵祯耐心听双方说，却就是不给意见。
结果，正好范仲淹等人主动提出离开，那赵祯也就两眼一闭，随便吧。
范仲淹在推行新政时，曾向赵祯提出扩大相权。
如果赵祯同意，让近乎完美的范仲淹做一个有实权的宰相，不仅威胁不到皇权，还是那种历史条件下，三冗问题的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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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赵祯五个哥哥全部早夭，老赵家这基因真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