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官虽然长期驻留扬州，但也不时要巡视两淮盐场地区以查访民情。因而盐官能够广泛接触社会各个阶层，从朝野到市井百姓，从盐商到灶民，他们用诗文的形式，表达作者立志整顿盐政、为国家排忧解难的决心，真实地记录了盐官任上的所见所闻，保留下了明代两淮地区广泛的社会图景，尤其是两淮盐场区人民的生活面貌，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
例如戴金《题东察院壁》“秉节东巡二月时，入怀清味与春宜。阜财自古资元运，煮海曾能足岁支。省俗日忧为计晚，传参人笑公退迟。织乌迅速瓜期近，大愧无言复命词”写巡盐淮南的所见所闻，虽然淮南的春色宜人，但作者身担巡盐重任，深知盐利对国家的重要意义，因而每天都殚精竭虑，要为国家盐政做出贡献，尽早拿出补偏救弊的对策，只希望能在明年卸任之前，顺利完成使命。
表达作者深感与责任重大，兢兢业业为国解忧的决心；巡盐御史杨澄领导两淮百姓整修了杨公堤，写下《杨公堤》以记此事，“千里禾麻伴草莱，范公厥后又成灾。疏陈丹陛民愁活，令下寒崖春意回。万丈巨鳌从地起，一条周道自天开。方来同志宜同守，绝胜庭栽王氏槐。”
作者看到前代名臣杨孟瑛所修筑的杨公堤，想到这座堤坝保护着沿海的百姓，使他们免于自然灾害的侵扰，作者与杨公担任同一个地方的长官，也立志要成为杨公一样造福百姓的人，而不计自身的功名利禄，表达了为民请命、不问前程的崇高理想；徐鹏举《社学落成》记录了盐场社学落成的事件，表达了作者对盐场百姓的殷切期望，“肇修乡学育贤流，利必无谋学可谋。子孝臣忠先致力，圣经贤传苦心求。三场需要随时习，六艺还从暇日游。邹鲁海滨才辈出，斯时方可慰吾忧。”
《阅煎》则描绘了两淮盐场居民家家煮盐的场景，真实记录了百姓的贫困处境“下马观丹灶，居民住海边。水咸天地味，潮涌国储泉。矮屋栖鸡犬，通家事煮盐。不经亲耳目，民隐几人传？”凌儒《范堤烟柳》赞扬范堤数百年来障海挡潮的历史功绩，描绘春日范堤美丽景色，表达对百姓因煮海煎盐以至于荒废农课的担忧，抒发作者继承先贤之业，呵护百姓的理想“长堤捍海几经年，万柳青青舍晓烟。鳌极永安潮映月，蜃楼高结碧连天。
自宜煮水堪成赋，不复扬波好种田。我亦乡人事疏凿，漫将经济继前贤。”杨选的《寓石港，秋雨淫甚，独坐寥寥，百绪并发，乃效白乐天体，用纾郁抱》将淮南盐场的穷困与扬州的富庶进行对比，揭露了两淮地区贫富悬殊的现状，表达了作者对盐民的深切同情“秋雨何相逼？令人叹海民。一方千亩草，十室九家贫。烟火终朝暗，呻吟逐处频。繁华隔千里，寂寂对江垠。”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彭韶的《进盐场图诗疏》及《恤灶图诗八咏》。彭韶，福建莆田人，字凤仪，号从吾，天顺元年（1457）进士，卒谥惠安，有《彭惠安集》，彭韶为官忠正耿直，被时人比为包拯。
他于弘治二年（1489），将自己巡盐两浙时亲眼目睹的灶户艰苦之状，绘为盐场八图，每图都配有一首诗歌，嘉靖史起蛰等编撰的《两淮盐法志》、崇祯汪砢玉《古今鹾略》等盐政书籍都全文收录他这篇奏疏与诗歌，可见明代这八首组诗已在盐官之中流传很广。
嘉靖《两淮盐法志》称其“灶情之艰，此亦足观矣。噫！采山刮碱，炼池烹井，其难其甚，独两淮也哉？”可见这首诗所写的场景，不仅是诗人所巡视的两浙地区，更是全国各大产盐区灶民的真实写照。
随图所作的八首诗歌，每首都附有诗序，这些诗序不仅有说明的作用，还陈述了造成诗中所描述的灶民处境的原因。草荡分配不均导致灶民贫富分化严重，可见作者对灶民问题并未停留在表面的同情悲悯，也有深入细致的考察，充分体现了明人的恤灶精神，是明人恤灶文学中的名篇。对八首诗歌的详尽赏析可参见第六章，此处不作赘述。
尽管作为经济型官僚，多数盐官在明代文学史上不见经传，但他们的文学创作，直接地受到盐政思想的影响，从盐官的视角出发，真实地展现了明代中后期盐政制度下的社会图景，记录盐场地区的风土人情，反映了身处于盐政变革时期的官僚阶层的心态，表达自身的盐政理想与身居盐官官职的真实想法，这是明代以前的文学中比较少见的创作视角，仍然具备一定的文学价值。
钟惺与袁世振
盐官与士人的交往是明清两淮地区文学的一个突出现象。这种交往是双向的，一方面，两淮盐官大多十分重视文化，他们不仅自身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也有着诸多如兴建学校、刻印书籍等文化举措，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许多文人产生联系，例如朱廷立邀请唐龙为《盐政志》作序；钱谦益、董其昌等人受盐官所请为维扬书院撰写记文等等。
另一方面，实学思潮的兴起使相当一部分具有经世致用理想的文人积极地投身社会事务之中，作为明代中后期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盐政引起了许多文人的关注，与盐官的交往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了解并参与到盐政事务的契机。两淮盐官与文人的交往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晚明竟陵派的领袖钟惺与主持纲法改革的盐政名臣袁世振的往来。
钟惺，字伯敬，号退谷，别号退庵。生于明万历二年甲戌（1574），卒于天启五年丁卯（1625），终年五十二岁，湖北竟陵人(今湖北省天门县皂市镇)。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工部主事，钟惺是竟陵派的代表人物，与谭元春并称“钟谭”，在晚明文坛享誉极高，他与谭元春合编的《诗归》一书盛行于当世，时人奉之如“尼丘之删定”，另有诗文集《隐秀轩集》、《史怀》等著作传世。钟惺不仅在文学上卓有成就，也自负经济之才，对盐政、漕政等经济事务都十分关注。
他在写给谭元春的信中说“近年两度舟行，讨求漕河盐法，颇有要领，若将此暇日粗了文事，此后尽力官职一番，而晚节仍以此结局，不枉作文人”。他对盐政的“颇得要领”，绝非自夸之词。从他与盐政专家袁世振来往的书信可以看出，他对盐政的指涉其实相当深入。尽管从钟惺的任职履历来看，他最终并没有实际担任过漕盐官职，但其同乡友人袁世振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出任两淮盐法梳理，全面推行纲法改革，这件事为钟惺参与盐政提供了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