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举时代，于万千读书人而言，进士及第并入选翰林院，堪称梦寐以求之成就，此乃对其多年潜心苦学的高度认可与回馈。然而，即便成功跻身翰林院，亦绝非意味着即刻名利加身。事实上，在随后的数年间，这些新晋翰林仍需为基本的生活所需，诸如衣、食、住、行等方面而忧心。

从清代翰林院制度而言，散馆之后，绝大多数人仅能获授编修、检讨等七品微职。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升迁机会极为渺茫。彼时，京城物价高昂，生活成本居高不下，致使这些官员经济状况窘迫，生活处境可用“困窘”一词概之。

对于翰林群体而言，解决生计问题乃是其首要任务。在诸多途径中，能够使他们于较短时间内实现财富积累、家境殷实的有效方式，唯有考差这一途径。

考差，乃是朝廷向各省委任乡试主考官这一制度。自雍正三年起，此制确立并形成定制，明确规定出任乡试主考官者，须具备进士出身。而且，在实际操作中，各省主考官的选拔范围限定于翰林群体之中。

自雍正时期起，于各省乡试主考官的任用规制上，确立了一项关键举措，即主考官之职位空缺须经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选拔填补，此乃“考差”的核心要义。在完成该项考试后，皇帝会依据地区距离京城的远近，以分批的方式圈定最终人选。

鉴于全国18个省份地理位置各异，距离京城路途远近有别，故而主考官启程时间亦不尽相同，具体情形如下：

四月下旬，云南、贵州两地率先启动，此二地地处边陲，距中心区域较远。至五月上旬，广东、广西与福建紧跟其后，作为第二批步入相应进程。五月中旬，四川与湖南位列第三批推进。六月上旬，湖北、浙江及江西作为第四批加入。六月中旬，陕西与江南地区成为第五批实施者。七月上旬，山东、山西与河南作为第六批开展相关事宜。

需特别指出的是，顺天乡试在相关安排上存在特殊性。相较于常规情况，直至八月初六日，顺天乡试的主考官人选方予以公布。

自四月中旬起，至八月初六止，近四个月的时段内，最为殷切期待的群体当属清寒翰林。在此期间，他们于期盼与失落的交织中，日复一日艰难捱过。那些获差遣者，满是欣喜之色；而未获差遣之人，则尽显忧愁之态。

为以具象方式展现翰林官员的情感起伏，于京师官场之中，应运而生一首堪称经典的诗作《讽盼学差》，其内容如下：

自云贵地区对山东方面有所期冀之时起，历经漫长等待，然而最终所盼之事于山东方面却化为泡影。

在学政主持的乡闱与房考诸事皆已完毕之后，阖家于明月清辉之下，举行团圆之宴。

若时至八月仍未获差遣，则唯有于京城与家人共度中秋佳节。身为翰林院官员，自考差伊始，内心便始终交织着对得差的殷切期盼与煎熬之情。此般心境，于诸多官员的日记及书信中可明晰洞察。

光绪二十年，江标自谋求外放差使伊始，便亟盼获任一职，以解其深陷债务、经济困窘之境。七月已至，然差使之事仍未得任何消息。彼时，江标于烛下反复进行占卜，冀望从卦象中寻得些许线索。直至八月初一清晨，相关音讯依旧杳然。基于此，江标推测自己获取差使的愿望恐又化为泡影。

然而，至上午时分，据报信者传来讯息，其获圣旨钦命，出任湖南学政一职。尽管未获考差之职，却能外放担任学政，此乃殊为难得之美差，实出乎预料，令人感慨天无绝人之路。由此不难窥见，彼时翰林官员对于任职差事的殷切渴慕程度。

考差之举能够产生何种经济收益？不妨以曾国藩为例予以阐释。

清道光二十三年五月，曾国藩参与试差之考。彼时，其生活境遇已陷入极度困厄之境。幸焉，命运眷顾，他获任四川正考官一职。

曾国藩于七月离京启程，八月初四日顺利抵至成都。至九月二十一日，其踏上归程，并于十一月二十日返京复命。此番行程中，除因暑热染病，于陕西巡抚衙署暂作停留数日之外，诸事顺遂，所任试差亦圆满竣事。

曾国藩此次行程究竟获取了多少额外利益？

其收入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其一为朝廷依规制定的差旅费用标准。此费用数额依据省份距离朝廷的远近而差异化设定。其中，距离最为偏远的云南，差旅费用定额为八百两；贵州则定为七百两；四川、广东、广西、福建与湖南，其定额均为六百两；江南、浙江、湖北、江西及陕西，差旅费用皆为五百两；至于河南、山西与山东，差旅费用定额为四百两。

依据相关旧制，考官于离京之际，可至户部申领此笔银两。从名义而言，该款项被界定为出差费用。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各省考官皆借由驿站出行，行程之中并无额外花销。由此可见，所谓的出差费，本质上更宜视作一种津贴补助。

其二，沿途各省官员有所馈赠。翰林官员虽彼时经济状况常显窘迫，然其于仕途前景广阔，颇具潜力。各省官员基于人情世故考量，或为曲意逢迎，皆会有所表示，以呈心意。鉴于此类馈赠属非正规途径之财物往来，难以通过常规渠道明晰其确切数额，据大致估算，数额当不少于千两白银。

其三，为乡试所在地官员所赠程仪。据相关记载，曾国藩于此次四川任主考期间，其收入明晰可查。其中，地方官员所奉程仪达2400两。此外，尚有中式举子敬呈的束脩银，以及其他方面的收入。综合估算，其总收入当不少于4000两。

据保守估算，曾国藩此次奉命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所获收入当不少于六千两白银。此笔收入于曾国藩而言，堪称一笔巨额之财。此前，曾国藩或因各种缘由背负诸多债务，而这笔意外之财，使得其先前所有债务得以清偿。不仅如此，在此之后，曾国藩的生活境遇亦随之出现显著转变。

以曾国藩之例观之，翰林出任考差，短短四月所获经济收益，竟等同于其十五载俸禄所得。考差之意义，非仅局限于为翰林群体创造可观经济收益，更在于其背后所蕴含的政治利益，二者相辅相成，构成考差这一职务对翰林群体独特的吸引力。

以曾国藩为例，自其担任试差返回京城一年后，便从翰林院侍讲转任侍读。时隔未及半载，又擢升至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就此正式开启坊职生涯。至道光二十五年，曾国藩荣升从四品翰林院侍讲学士，成功跨越京官晋升历程中极为关键的五品台阶，其晋升之迅速，着实令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