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老同学，毛主席一贯十分重视，每次遇到的时候，都会相谈很久，和他们一起回忆过去的岁月。

1949年，在中南海接见程星龄的时候，毛主席便显得非常热情，还关心地说：“我没想到，你还保存着我们民国六年的《同学录》啊，这次带来没有啊？”

那天，在看到程星龄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毛主席立即放下手里的书，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握住程星龄的手，笑着说：“小同学，快请坐，今天，你就在我这里吃午饭吧，我们正好在一起，好好地谈一谈。”

见毛主席如此热情，程星龄竟然显得有些不好意思。然而，在感觉到毛主席的平和后，还是激动地说：“主席，在湖南一师的时候，您就是我十分敬仰的人。所以，我才将我们湖南第一师范民国六年的《同学录》，一直保存着啊！”

在提到湖南一师的通讯录时，毛主席显得十分感兴趣，当即问他带来了没有。

听了毛主席的话，程星龄立即将随身带来的《同学录》掏出来，交给毛主席。

接过程星龄递过来的《同学录》时，毛主席立即将它翻开，看了起来，一边看，一边在《同学录》里寻找着有印象的老同学。

在看到周世钊的名字时，毛主席问：“星龄，你在长沙与惇元有来往吗？最近，我还收到他和一些老新民学会的会员和老师一起发来的贺电和贺信呢。我和惇元不仅是同班同学，我们两个还盖过一床被子呢！关系一直很好。”

听了毛主席的话，程星龄将一些他所知道的周世钊的情况，告诉了毛主席。

随后，程星龄又和毛主席谈起了王季范。毛主席说：“王季范是我九哥。没有他，就没有我。当时，他不仅在经济上帮助我，在学业上教诲我，还对我从事的活动，也全力支持。那时候，我常惹出一些祸事，大部分是他出面协调，才使我度过危难。”

提到王季范对自己的帮助时，毛主席还激动地说：“特别是那次驱赶校长张干的事，我更是给他惹下了不少的麻烦。在你们促成湖南和平解放、长沙起义后，他和惇元都给我发过电报。九哥王季范还给我提出了‘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的治国建议，我看过后觉得这些建议都很好。”

后来，毛主席还和程星龄提到了他的字，并说这个字很好，和自己的字有先后关系。

1900年4月29日，程星龄出生在湖南醴陵县官庄乡，字不云。

1916年，16岁的程星龄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参加了学习。在这里，程星龄受到进步师生影响，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

早前，湖南一师的校长张干同意了当局提出的“决定从下学期开始，师范类学校的每个学生须交纳10元学杂费”。

然而，这样的行为，受到了家境贫寒和那些得不到家庭接济的学生们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校园里传言说张干的行为就是为了讨好湖南当局。

很快，学生们开始罢课，开始声讨张干私自当了湖南一师的家。后来，在看到学校布告栏里贴出来的传单时，毛主席表示这些传单没有击中张干的要害，并提出了赶走张干的意见。

为此，毛主席还写了一份《驱张宣言》。在这份宣言中，毛主席写道：“张干自到我们一师任校长以来，对上逢迎，对下专横，办学无方，贻误青年……”

很快，毛主席写的《驱张宣言》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就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开展起来。

得知这份《驱张宣言》是毛主席写成的时，张干非常愤怒，当即大吼着说：“反了！这简直是反了！在学校，只有校长开除学生，学生要开除老师，这还是第一次。”

很快，张干便下达了命令，准备开除毛主席等闹事的同学。这便是毛主席所说的“惹下了不少的麻烦”的事情。

得知张干的做法后，在学校担任学监和数学教员的王季范，立即找到杨昌济和徐特立等正直的老师，和他们在一起商量对策。

最后，大家决定召开一次全校教职员会议。在会上，老师们为学生们叫冤喊屈，以此给校长张干施加压力。

那时候，程星龄也参加了反对开除毛主席学籍的活动。为了表达自己的态度，杨昌济甚至辞去了一师的教学，离开了湖南一师。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张干不得不收回开初毛主席等人学籍的决定。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程星龄为了寻求革命真理，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

1921年，程星龄进入北京大学，在教育系进行了学习。

读书期间，程星龄参加国民党左派。那时候，在北京参加地下活动时，程星龄便与共产党开始合作，是最早与共产党合作的一个国民党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携手，抵御外辱。

不久后，程星龄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参事。任职期间，程星龄曾前往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

在程星龄到达八路军总部的时候，受到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彭德怀、刘伯承、左权等八路军领导人的热情接待。

后来，程星龄又先后担任了广西省政府顾问，福建省政府顾问、秘书长。任职期间，程星龄和中共地下党员杨潮、余志宏等人来往频繁。

1945年8月，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时候，受到“杨潮案件”的牵连，程星龄被蒋介石召回重庆。不久后，程星龄又被送到台湾，关押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特务团。

1947年，程星龄获得保释，在台湾滞留。

1948年8月，余志宏代表中共湖南省工委，写信给滞留台湾的程星龄，请他回湖南参加策动和平解放湖南的工作。

对此，程星龄十分积极。不久后，程星龄便冒着巨大的危险，从台湾经香港，回到长沙。

在长沙，程星龄的公开身份为湖南省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和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副主任，实际上是中共方面与程潜和谈的全权代表。

那时候，程星龄在长沙为程潜穿针牵线，使得他坚定了和平起义的决心。然而，陈明仁却因为被中共方面宣布为战犯，对起义之事显得犹豫不决。

为了坚定陈明仁起义的决心，程星龄辗转带回了毛主席对他“只要起义，既往不咎”的承诺。正是这个承诺，让陈明仁下定了起义的决心。

1949年，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湖南和平解放，使人民免受了战火带来的灾难。

9月23日，程星龄在北京中南海受到了学长毛主席的接见。这便发生了开头提到的事情。事实上，毛主席接见程星龄的消息，还是他的族兄程潜带给他的。

那天，在回到北京饭店后，程潜立即来到程星龄所在的房间，对他说：“星龄呀！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大同学，要单独接见你这个小同学呢。”

听了程潜的话，程星龄感到十分疑惑。什么大同学，小同学，让他一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便问族兄：“看您，高兴得和我开起玩笑来了！是什么好消息呀，哪个大同学要单独见我这个小同学呢？”

看着程星龄这样不解，程潜大笑着说：“星龄呀！毛主席说，你是他在湖南一师时候的同学。他比你大，你比他小，那你就是他的小同学。就是他要单独见你，在一起叙叙旧。过一会儿，就有车来接你。毛主席都没有忘记你这个小同学，难到你忘了毛主席这个大同学吗？”

这时，程星龄才知道是毛主席这个大同学要见他这个小同学的事情。说起来，当时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时候，毛主席是25岁，而程星龄只有17岁，年纪最小。

那时候，大家都称呼毛主席为大同学，称程星龄为小同学。这便是大同学和小同学的由来。

想到湖南第一师范的往事，程星龄从随身携带的一个皮箱里，取出了一本民国六年十月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录》。这本《同学录》的纸张已经发黄，看起来有些破损。

紧接着，程星龄小心翼翼地将这本《同学录》打开，一遍翻看，一边对族兄说：“第10页上的最后一个名字是毛主席，我的名字在第26页。”

看完后，程星龄将目光转向程潜，说：“我一直珍藏着这本《同学录》。这次带来，想给毛主席看看，又怕没机会，还有忌高攀之嫌。真是想不到，毛主席竟然主动认我这个小同学，还要单独见我。”

紧接着，程星龄又咨询道：“你说我的这本《同学录》，是带去好，还是不带去好呢？”

听了程星龄的话，程潜坚定地说：“我看还是带去吧，你都保存几十年了，也很不容易。再说，这也可以表达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啊！”

正是有了程潜的支持，程星龄才将这本《同学录》带到了中南海，给了毛主席一个大大的惊喜。

后来，在交谈中，毛主席还和程星龄提到了给程潜安排工作的事情，并说：“敬老尊贤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共产党人更应将它发扬光大。颂公是老前辈，我们做晚辈的，当然应该尊敬他呀。”

后来，在回到北京饭店后，程星龄将毛主席和他的谈话，转告给了族兄程潜。

听了程星龄的转述，程潜心里非常感激，说：“我同蒋介石共事一二十年，蒋的机密从未让我与闻过。这次，我一到北平，毛主席就把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的计划给我看了，还征询了我的意见。这是极其重要的军事机密啊！毛主席对我们这些起义的老人，是既尊重又推心置腹。可以看出，毛主席确实如行严所讲的那样，是襟怀宏伟的一代伟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