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李嘉诚出生于广东潮州，父亲李云经是乡村教师，母亲庄碧琴操持家务。1940年日军侵华战火蔓延，全家被迫迁居香港投奔舅父庄静庵。

不久之后父亲因肺病早逝，15岁的李嘉诚被迫辍学养家，先后在茶楼做跑堂、钟表店当学徒，甚至沿街推销塑料花。

这段经历锻造了他对人性与市场的敏锐洞察力。他回忆道：“茶楼客人三教九流，观察他们的言行，让我学会了识人辨事。”‌

“识人辨事”这四个字，堪称李嘉诚一生的写照，只不过成也萧何败萧何，李嘉诚凭借着高度的商业敏锐性在商场无往不利，但似乎也因为资本彻头彻尾的逐利性而风评渐下。

其在美国压力下将巴拿马巴尔博亚和克里斯托瓦尔两个港口出售给贝莱德公司一事，恰逢美国新任国务卿鲁比奥访问巴国，使得李嘉诚与其一手创办的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成了公众热议的话题。

巴拿马运河

其实早在去年当选总统之前，特朗普就在公开场所多次声称巴拿马的港口是美国资产，其上台以后更让这些港口被美国巧取豪夺变成现实，更凸显了李嘉诚的“资本无国界”理念的脆弱性。

英国著名的右翼媒体《经济学人》杂志曾经将李嘉诚排在“最具适应性跨国投资者”第三名。该评选标准强调：成功商人应具备“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资源整合能力”。

这种价值导向，恰恰印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真理——资本发展到垄断阶段，必然要求突破一切地域限制‌。

“资本无国界”，表面上看使李嘉诚将其资本触角伸到了许多有利可图的地方，其实是将其商业帝国变成了“无国界的肥羊”，只要手里有刀谁都能来斩一下。

十年之前的“资本无国界”就已引发争议，彼时李嘉诚抛售内地资产导致国内社会舆论风波，但李嘉诚却淡定回应：“商业决策要考虑股东利益，我的国际业务同样为中国创造税收。”‌丝毫没有把什么大义名分放在心上。

说了真心话？

其实，李氏商业帝国自1990年代起已完成从区域性企业向全球化资本集团的蜕变。其旗下的和记黄埔在52个国家拥有港口、电信等基础设施资产，形成横跨欧、亚、美的所谓“战略安全网”。

这种布局遵循着“不把鸡蛋放在同一篮子”的风险控制原则，确实使得李嘉诚家族日进斗金，当亚洲市场波动时，欧洲业务可提供现金流缓冲；当西方经济体衰退，新兴市场又能成为增长引擎‌。

然而，这种资本运作模式注定与“国家忠诚度”存在根本性冲突。2015年出售北京盈科中心时，李嘉诚明确表示：“我们只是买卖资产的商人，哪里有回报就去哪里投资”。

还记得，2013年9月李嘉诚信誓旦旦地说：“长实与和黄绝对不会改变注册地，相信多年后仍然会屹立在香港。”

结果才一年多点，他就把公司的注册地址由原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变更为开曼群岛，令人错愕。

是外国公司了

与此相呼应的是，李超人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我只是一个商人”，意思是他不参与政治，但也不会被什么民族情怀、爱国信念所束缚。

数据显示，长江实业集团境外上市平台占总市值78%，股东构成中欧美机构投资者占比超65%，这种股权结构决定了决策必须优先满足跨国资本的流动性需求‌。

与霍英东家族坚持和中央政府站在同一立场的定位形成鲜明对比，李嘉诚始终将政治风险控制置于首位。

1982年中英谈判期间，他一边参与深圳特区建设，一边将30%资产转移至加拿大；1997年香港回归前，又将伦敦金丝雀码头项目持股比例提升至52%，形成“东方不亮西方亮”的资产对冲格局‌16。

如果深挖2008-2015年和记黄埔大规模抛售内地资产的根本动因，核心在于捕捉到不同经济体间的制度性价差。

李嘉诚抛售的盈科中心

当时中国房地产项目平均回报率已降至6.8%，而英国受脱欧冲击的基建资产收益率可达12%-15%‌。这种套利空间驱动着李氏资本完成从上海陆家嘴到伦敦泰晤士河的万里迁徙。

2012年分家方案实施后，李泽钜主导的欧洲扩张战略明显加速。与父辈重视华人商圈不同，新生代更擅长运用各种花里胡哨的金融工具，试图从被金钱主宰升级为金钱的主宰。

2023年收购英国电网公司时，长江基建通过交叉货币利率互换，将融资成本压至1.2%，创下中资企业海外并购的利率新低‌。

在政治立场问题上，李嘉诚展现出精明的身份管理策略：其三次接受英国爵位却婉拒全国政协职务，这种选择实为跨国资本寻求“政治中立”的生存智慧。

接受英联邦体系荣誉既可获得西方信任，但又避免了卷入具体政治事务，正如其在自传中所述：“商人要像水一样适应不同容器”。

老东家很满意

然而，正因为李嘉诚把自己成功地打扮成了彻头彻尾的“中立派”，在那些唯利是图的西方政客眼里的形象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无国籍肥羊”。

一个有钱的黄种人却和自己强大的祖国保持距离？那很好，就不要怪我下刀子不客气了。

2016-2023年的巴拿马运河集装箱码头收购案已经暴露出跨国资本的脆弱性。该港口虽占据全球贸易5%的吞吐量，但其战略价值引致多国角力。

美国依据《琼斯法案》要求审查运营数据；巴拿马政府援引《宪法第318条》索要管理权；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则以"航行自由"为由主张参与运营‌。这种多方制衡最终将和记港口变成了“三明治夹心层”。

作为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重要“咽喉通道”，巴拿马的两个港口2024年给李嘉诚家族带来了总计34亿美金的利润，而贝莱德集团2023年收购时却提出了显然低于其估值的200亿美元报价，摆明了就是宰肥羊。

做生意你在行，但宰肥羊我在行

有评论人士指出，贝莱德集团的报价综合考虑了地缘政治风险、强制征收预期损失和运营权不稳定性补偿，其出价完全背离了港口实际盈利能力，本质上就是对“无主权背书资产”的系统性压价‌。

但讽刺的是，和记黄埔股价在巴拿马港口被收购交易公告后却逆势上涨了20%，反映出国际投资者对“去政治化资产”的畸形追捧。

华尔街大佬摩根士丹利的一份分析师报告别有用心地指出：“剥离敏感资产虽损失短期收益，但能降低ESG（环境、社会及管治）风险评级，更符合养老基金等长期投资者的合规要求”。

这样的“赞扬”，恰恰说明了西方国家对李嘉诚的“孝顺”深感满意。他们认为李嘉诚在“选择哪种方式被西方抢劫”的选择题下，做了一个最正确的决定，那就是乖乖接受被抢的命运，同时拿一份面子上还算过得去的精神损失费。

视线回到亚洲，近几年来香港社会对李嘉诚的风评每况愈下，甚至将其称为“地产霸权”的象征，其公司对香港的天然气、水、电力、港口、零售业等行业的垄断，极大地损害了香港地区普通市民的利益。

嘴上是道义，心里是生意

一些香港市民抱怨说：“其实就是不去商场消费，港岛居民就连在家，足不出户都要付钱给李家，灯总要开吧，电费总要给吧，李家的城啊。”

还有人讽刺说“香港传说中的三位一体就是他们：李嘉诚、李泽楷、李泽钜。他们的力量远超人类……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只是希望我们可以准时上班，不准时下班，这都是诚哥的伟大。”

李嘉诚在香港的名声多年来一直不好，2018年时，李家在新界大埔开发的所谓“开放式”户型实用面积仅177平方英尺，折合约16平方米，一套房子比一个卧室没大多少，迷你到令人难以置信。

这个新盘资料一面世，长实马上被套上“无良开发商”的帽子，媒体冷嘲热讽，纷纷送上“劏房豪宅”的称号。

几年之前，还有多个社会团体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创设“李嘉诚税”(即资产增值税、股息税和累进利得税)，通过财富再分配解决香港贫富悬殊的问题。

普通香港市民只能蜗居

此次李家出售巴拿马港口后，国内甚至有媒体将李嘉诚与戈尔巴乔夫类比，这种对比其实并不恰当，因为前者是主动选择“去国家化”的资本代言人，后者则是被动屈服于政治实体的资本家。

但两者共同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脱离实体支撑（无论是国家还是产业）的抽象化运作，终将陷入系统性风险‌。

多年来江湖上一直有个说法：你可以质疑李嘉诚的人品，但不能质疑他的眼光，但这一次李超人还能不能安全着陆？看来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