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燕 来源：《寒江子独坐》

李一氓的回忆录只写到1949年。从1975年至1982年李一氓在中联部工作的7年正是国家转向改革开放初期，他所做的一些开拓性贡献鲜为人知，我们可以从一些老同志的纪念文章中略知一二。

周恩来点将，上任中联部

关于李一氓上任中联部有一个“周恩来点将”的传说。曾任中联部新闻局局长吴兴唐所著《政党外交工作的回忆与思考》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

“李一氓现在在哪里?” 周恩来在一次外事工作领导小型会议上问。没有人回答，周恩来又问了一遍。

“李一氓从监狱出来后，现在在一家医院里，继续接受审查。” 有人回答。

“现在还审查什么，他的情况我全知道，赶快让他出来工作!” 周恩来接着对耿飚说：“老耿，让李一氓到你中联部去工作。”

李一氓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曾任新四军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外交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受周恩来领导，因而周恩来对他十分熟悉。李一氓有宽阔胸怀，忠诚于党的事业，不会计较个人的功和名。

于是，李一氓于 1975年10月正式被任命为中联部副部长。由于部长耿飙和继任部长姬鹏飞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中央和国务院，1975年到1981年，由常务副部长李一氓(1981年底后任顾问)，全面主持中联部工作。李一氓充分发挥中联部作为党中央的参谋与助手的作用，在党和国家历史处于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大胆提出关于转变国际战略和政党外交的政策建议，为党中央所采纳。

李一氓在中联部工作的7年（从1975年到1982年）是他辉煌人生中精彩的一章。这个精彩不是指他职位有多高，以李一氓在党内的资历，原本应该担任更高的职务，但他在中联部七年时间，职务一直仅为副部长。对此，他从不计较。他不仅以极大的勇气和胆识，为开创党的对外工作新局面殚精竭虑，也为扶植培养年轻干部耗费了不少心血。

乔石尊他为“良师挚友”

乔石1924年生于上海，比李一氓小21岁。李一氓和乔石相识在中联部，他们以思想和学术为纽带而相知。乔石眼中，李一氓是极受尊敬的一位老领导，一位相知颇深的良师益友。

《人民日报》1990年12月11日发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纪念李一氓的文章《一位令人崇敬的老共产党人》。这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没有官气，娓娓道来讲述了他与李一氓的忘年之交。乔石当时已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而从这篇纪念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对李一氓完全怀有一个晚辈对前辈的尊敬之心。文章说：“一氓同志是一位思想非常开朗通达的老一辈共产党人。他在一九七四年到中联部后不久，就直接领导我的工作。他对于我这样一个新认识的、革命经历和外事工作经验与他无法比拟的较年轻同志，能够经常平等地交换意见、商量问题、议论形势。在他面前，我能毫无拘束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他阅历丰富，对许多重大问题很有独到见解，同时又非常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只要有道理，他总能欣然接受。有时一面讨论问题，一面他就亲手草就文稿，递给我看。我看后觉得有需要斟酌的，便向他提出建议，只要可取，他马上提笔修改。在他领导下，我们一些较年轻的同志，经常能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独立意见，有什么就说什么，心情比较舒畅。我离开中联部后，遇有重要的工作变动，或其他为难的事情，常去向他请教。他每次听我讲完，都能推心置腹地、实实在在地说出他的看法、意见。他的意见，总是完全从大局考虑，从工作出发，又能替较年轻同志着想，关切备至，每每使我深受教益和感动。有时我们会一直谈心到深夜。这样，在年龄几乎相差一代人的一氓同志和我之间，就逐渐建立起一种无话不谈的同志情谊，这实在是非常难得的。这是和一氓同志平等待人、以诚相见的品德分不开的。一氓同志去世，对我来讲，不仅是失去了一位我极尊敬的老领导同志，而且是失去了一位相知颇深的良师挚友。”

1987年8月，乔石和李一氓在北戴河

对于李一氓坦荡的胸襟，乔石文章中说：“一氓同志作为一个老共产党人，非常殷切地寄希望于革命事业的后来者。他坚决执行党的干部四化的方针。中联部是较早实现领导班子相对年轻化的一个部，这同当时的几位主要领导同志有直接关系。一氓同志自己在一九八二年就从现职领导岗位上主动引退。同年秋，他在一次接待外宾的场合，把他的新作《游泰山至中天门而止》一诗抄录给我，诗文是：“漫游处处起云根，面对雾山自出神，且谅老夫艰步履，俊髦齐跻南天门”。他策勉、激励后辈的赤诚之心，跃然纸上”。正如小平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提到一氓同志时所说的：“一氓对个人的进退，态度是很开明的”。

李一氓很重视对干部的培养。在荒废了10年业务，信息又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主持创办了交流国内外信息的部内刊物《学习资料》。刊登一些介绍国内外重要理论研究动态的文章和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最新资料以及一些领导同志的重要内部讲话，他还亲自组织部内干部撰写稿件，从内容、文字到版面设计、字体选用都亲自动手。《学习资料》由于内容生动、丰富，开卷有益，深受当时部内同志的欢迎，真正成为大家获益的“学习园地”。原中联部副部长蒋光化回忆道：“在谈到《学习资料》问题时，一氓同志袒露了他对培养我部外事干部的诚挚胸怀。他说《学习资料》虽然只有薄薄的几张纸，但它能增加同志们的知识。中联部的同志是中央的参谋和助手，不能只陪着外国人跑跑颠颠，要培养大家提高马列主义水平，要能研究国际共运理论与实践问题，要能分析国际形势，要会写东西，外语干部还要提高翻译水平和阅读能力等。” 他还提出，在不妨碍正常业务的情况下，组织专题讲座、国际形势座谈、外语学习班等，以提高干部的专业知识。他亲自出面邀请一些著名专家学者来中联部作报告，在开办“现代汉语讲座”时，他亲自讲话动员。

愿从存在看山河

1977年8月，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华后，李一氓审时度势力主恢复同南共联盟党的关系，他多次在中央会议上阐明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并得到确认。随后，他率团考察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乔石作为他的助手，随同出访，协助他做了许多重要的准备工作。回国后提出恢复中南两党关系的建议，得到中央批准。这是党的对外联络工作指导思想上的一个转折，对全党解放思想也有重大意义。1978年有3个出访代表团非常重要：一个是5-6月份谷牧副总理率团去了西欧；一个是3月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率团去了南斯拉夫；还有一个4-5月间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经贸团去了港澳。谷牧的一路是“向西看”，提出了学习借鉴西方的科技和经济管理经验；李一氓的一路是“向东看”，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有多种模式；段云的一路提出了兴办经济特区思想的雏形。有人总结，改革开放最初是从香港拿到了资金，从西方拿到了科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取自东欧。这3个出访团的报告及其所提建议等，推动了“文革”刚刚结束后我们党内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大业。

1978年3月，李一氓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期间，看望幼儿园小朋友

1978年8月乔石再次出访南斯拉夫，李一氓赠乔石诗一首（见《李一氓文存》第三卷《赠乔石》），其中有这样两句：“要为时间添认识，愿从存在看山河。”鲜明地表露了他所坚持的唯物主义的立场，殷切希望后来者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李一氓一生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也是他能有足够的理论勇气和胆识的源泉所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估量国际形势和确定外交政策，关系极为重大。时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的一氓同志，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立即抓住几个关键性问题，于1980年年中，组织专门班子进行研究，并写成《讨论稿》报送中央。其中，战争与和平和三个世界划分问题，最具突破意义。

当时我们仍囿于列宁的“帝国主义存在，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同时邓小平当时的观点是“战争不可避免但可以推迟”。而李一氓报告认为，现在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反倒是世界大战越来越不容易打起来了。这样估计有利于我们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和进行改革开放。

李一氓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实际情况，经过科学调研，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并不科学，并不符合客观世界的存在，更多地带有以我划线的主观随意性。

在那个年代，提出这样的意见，需要有足够的理论根底和改革勇气。后来，李一氓的观点逐渐为中央领导人所接受。1982年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做了“两个转变”的讲话，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转到“和平与发展”、对外政策从“一条线”转到独立自主，彻底转变了我们对时代的看法。中央采纳了李一氓的意见，决定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正式讲话，今后不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王稼祥是中联部的第一任部长。1962年，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王稼祥提出了“最根本的是要加紧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提出在困难形势下中国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等一系列的对外工作主张。这些意见不久就被指责为“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时任部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的李一氓，就专门召开小组扩大会议，讨论了王稼祥同志因被诬陷奉行所谓“三和一少”路线而被打倒的平反问题，并向中央写了报告。这在中央各部委中是较早的。中央很快批准了中联部的请示，并向全国转发。这一拨乱反正之举，对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开创新局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李一氓还积极推动成立了挂靠中联部的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并担任第一任会长，本着“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的目的，广泛地开展民间交流与对话活动。

李一氓在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方面有着精辟和独到见解，他求真务实的作风也影响了当时的干部。曾在李一氓领导下工作，后相继担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李淑铮等在纪念文章中深情地写道：“我们常常回忆起他在中联部工作期间的许多往事，他那以一个老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的赤胆忠心，全心全意做好工作的严肃认真态度，锐意改革进取的精神，实事求是的作风，开朗通达的性格和渊博的学识，都引起我们的不尽追思”。

【作者：李燕 来源：《寒江子独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