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动荡年代，英雄豪杰辈出。明朝方面有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孙承宗等，清朝有多尔衮、皇太极、洪承畴，起义军有李自成、张献忠等，他们的传奇事迹，构织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李定国作为南明朝廷的中流砥柱，军事才能最为突出，战绩最为辉煌，且忠诚不二，成为杰出的抗清名将。

李定国出生在陕北的一个贫苦农家，关中大旱之时，地主官僚的剥削导致了农民起义。

1630年，生活无法为继的李定国加入了张献忠的起义军，并很快展现出了他的军事才华，因其勇猛善战被张献忠收为义子。在与明军的战斗中，他以20名骑兵夺取襄阳城，其英勇无畏可以与辛弃疾率领五十人杀入五万金军大营相媲美。

这一下就打破了明朝的军事布局，使张献忠的起义军势如破竹。在张献忠死后，李定国与孙可望、刘文秀等人一同执掌大西军，离开四川，转战云南。

大西军进入云南后，迅速平定了当地的动荡，恢复了秩序。而此时，南明永历政权正面临清军的紧逼，形势岌岌可危。面对外敌入侵的危急时刻，大西军李定国等将领以民族大义为重，与明朝的沐天波联手，开始了农民军与明朝的合作，共同抗清。而大西军也希望借此机会摆脱流寇的名声，获得合法地位。

李定国在后来的抗清战争中，表现极为出色。特别是在1652年，李定国两蹶名王，功高盖世。他在湖南与广西的战役中大败清军，先后大败两名清朝王爷，定南王孔有德和敬谨亲王尼堪。其中孔有德兵败后，被逼自焚而死。

清廷又派敬谨亲王尼堪，任定远大将军，率领十五万精兵直扑衡阳，遭到李定国伏击，李定国斩杀尼堪，15万清军大败而逃，极大振奋了全国的抗清力量。明末清初的历史学家黄宗羲，高度评价这次战役：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战，“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自万历戊午（1618年）以来所未有也。”

这说的是万历戊午（1618年），即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挑起了对明朝的战争，公开宣布了对明朝的七大恨，并在随后的萨尔浒战役中大败明军。此后明军屡战屡败，除了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靠坚城大炮击败清军外，野战中明军鲜有胜绩，而李定国却一举扭转这种状况，获得出乎意料的大胜。

这两次战役奠定了李定国抗清名将的地位，也是他一生最高光的时刻，一度使清廷对西南诸省的控制岌岌可危。

李定国的军事才能，让清廷很是忌惮，甚至考虑与其和谈。但大西军首领孙可望忌惮李定国的威名，意图除掉他。李定国为避免内战，转战他处，与孙可望保持距离。

孙可望的野心以及不顾民族大义之举，令他众叛亲离，最终野心破灭而归降清廷，被后世视为背信弃义之徒。孙可望将南明的底细尽数告知清廷，这一背叛使得抗清局势进一步恶化。

孙可望的投降，使得李定国必须重新调整内部结构。他接管云南后，所有的事务都必须以朝廷的名义来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自主权。

尽管永历皇帝因个人软弱和种种顾虑，仍然将军权交予李定国，但李定国却自视为南明的忠臣，一切行动都以皇帝的诏令为准。他的这种行为，虽然在表面上维护了南明的尊严，但实际上却削弱了大西军的独立性和战斗力。

李定国上台后，改变了大西军对南明官员的传统态度，大量任用南明旧官，包括马吉翔、庞天寿、龚铭和金维新等人，正是马吉翔这样的佞臣，最终断送了永历皇帝。这些害群之马使得南明政权内部充满了腐败和分裂。而那些有能力的大西军将领，却逐渐失去了地位，甚至遭受迫害。

李定国的这些政策，使得原本就脆弱的南明政权更加不堪一击。他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却无法阻止南明政权的内部腐败和力量的流失。他的行为，使得大西军的战斗力大幅下降，最终无法挽救南明政权的颓势。

李定国的形象，因此而发生了转变。他从一个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变成了一个封建士绅阶层的代表。他的政治抉择，虽然在当时看来是为了维护南明的尊严和利益，但实际上却加速了南明政权的灭亡。

在永历帝南撤的过程中，李定国坚守阵地，与清军在磨盘山展开了殊死的战斗。尽管他精心策划了伏击，但因叛徒的出卖，伏击变成了遭遇战。明军虽然英勇战斗，但最终还是败给了人数众多的清军。

李定国在抗清的最后阶段，虽然面临内忧外患，仍旧坚持战斗，拒绝投降。永历帝被缅王出卖后，李定国听闻噩耗，悲痛欲绝，跪地痛哭：“我对不起大明，对不起皇上，我以后该如何面对天下啊！”李定国经此打击，不久后病逝，终年四十二岁。

李定国的影响力之大，使得清朝为了消除其影响，防备南明余部借李定国墓聚众反清，将他的墓迁至北京卢沟桥西湖家港，之后毁于战火，尸骨不知所踪。但李定国的精神和形象，已经深深扎根人们心中。在西南，人们依然建立庙宇纪念。傣族人民为纪念李定国，捐资建李定国祠，称汉王庙，每年春节，杀猪宰鸡去祭祀。

李定国的一生，从反明到扶明，再到为明而死，展现了他对民族大义的无限忠诚。李定国的形象或许有着复杂的色彩，但他对明朝的忠诚和对抗清的决心，是值得后人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