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设计了一套独特的军事体系。“养兵百万而不费民一粟”的卫所制度，将军队与土地深度绑定。全国设立329个卫所，军户世袭耕种屯田，三七分成的制度下，七成屯田养兵，三成自给。永乐年间，军户达280万户，屯田90万顷，户均32亩，理论上足以支撑百万大军。
但这一制度存在致命缺陷。军户需承担双重赋税：一是朝廷田赋，二是卫所月粮。洪武年间一名普通军士月俸仅一石米、两斤盐，还需负担修筑宫殿、皇陵等徭役。军户逐渐沦为“贱籍”，逃亡现象从洪武三年便已开始，至正统年间陕西卫所逃亡率超过30%。
军田崩塌，勋贵吞噬的恶果明初卫所制的崩溃，始于土地兼并。正统朝名臣王骥在西南征讨时发现，将领私占军田、役使士兵已成常态。成化年间，榆林卫军田被侵占率达40%；万历时期张居正清丈土地，发现军屯面积较洪武时减少24.9万顷，相当于原有规模的三分之一。
勋贵集团成为最大受益者。魏国公徐俌在南京侵占军田2万余亩，黔国公沐氏在云南掌控全省半数良田1。失去土地的军户沦为佃农，甚至“卖妻鬻子”，陕西军卫守城正军仅剩五六十名老弱5。
募兵崛起，白银砸出的战斗力嘉靖倭乱催生了募兵制。戚继光的戚家军年薪9两，装备火器率超50%，成为抗倭主力3。万历援朝战争时，明军年薪涨至18两，李如松部骑兵年薪高达30两，与同期西班牙雇佣兵收入相当。
“发饷三日，可驱虎狼”的规律显现。浑河之战中，4000川浙兵对抗6万八旗军，击杀对方数千人；萨尔浒之战明军虽败，但杜松部家丁仍给努尔哈赤造成开战以来最大伤亡。
帝国的输血难题明朝财政体系难以支撑募兵开支。嘉靖三十年太仓岁出白银590万两，其中军费占78%，而岁入仅200万两5。为筹措军费，朝廷发明“三饷加派”，导致全国田赋暴涨60%，陕西农民“一亩所获不足完粮”。
军饷拖欠成为常态。万历四十七年，九边军镇欠饷达900万两；崇祯二年宣府镇士兵领到的饷银，实际购买力仅相当于嘉靖年间的1/53。辽东铁岭卫士兵记录：“得银五钱，仅购米二斗，妻儿啼饥号寒”。
家丁现象，畸形体制下的精锐将领为保持战斗力，集中资源豢养私兵。李成梁的8000家丁装备乌铳、三眼铳，马匹披棉甲，年薪50两7。这些精锐成为战场决胜力量：万历二十六年碧蹄馆之战，李如松率3000家丁突破3万日军包围。
但家丁制度加剧军队分化。崇祯十五年朱仙镇之战，左良玉部4万明军中有1.2万家丁，普通士兵“衣不蔽体，持竹枪作战”，导致全线崩溃。
边军实录，九边体系的瓦解九边重镇最能体现明军变迁。弘治年间，宣府镇应有兵力15万，实存不足5万；嘉靖二十九年，大同镇士兵因欠饷三年发生兵变，总兵张达被乱刀分尸。
万历四十六年，辽东镇士兵月粮标准从1.2石降至0.8石，实际发放仅0.3石。饥寒交迫的士兵将盔甲武器卖与蒙古部落，榆林卫参将记录：“十卒九无甲，弓弦尽作炊”。
战争检验，关键战役的败因萨尔浒之战暴露体制缺陷。11万明军中，真正能战者仅杜松、刘綎部3万余人。马林部2万士兵“多持木棍，闻炮声即溃”。战后统计，明军火器携带量不足建州军三分之一。
松锦之战时，洪承畴13万大军被困半年，士兵每日口粮从1升减至3合（约150克）。最终曹变蛟率残部突围，饥饿的士兵“抱马腿啃食”。
对比研究，跨朝代的军制镜鉴与汉唐对比更显明朝困境。汉武帝时期，50万边防军年耗粮600万石，占全国产量15%；而万历末年九边军费折粮达2400万石，占产量40%。唐朝府兵制崩溃后转型募兵，但保持中央财政主导；明朝却将筹饷责任转嫁地方，导致“天下财力尽困于边”。
特殊案例，满饷部队的真实战力明史确有满饷不败记录。万历朝鲜战争，年薪30两的辽东骑兵在平壤战役率先登城；天启六年宁远之战，袁崇焕发双饷激励，红夷大炮命中率超70%。崇祯十五年，孙传庭在陕西筹措50万两白银，打造的火器兵团曾让李自成“一日十惊”。
但这些精锐犹如昙花一现。孙传庭部最后决战时，士兵已欠饷五月，“手持新式鲁密铳，腹中无食难以瞄准”。
军制与国运的纠缠明朝军事史揭示根本矛盾：传统农业财政无法支撑近代化军队。卫所制亩产1石需养0.3兵，而募兵制1兵消耗20石1。当17世纪全球进入火器革命时，明朝却因军费短缺，火器质量倒退——嘉靖时期的佛郎机射程1000米，至崇祯年间的仿制品不足400米。
“满饷不可敌”的悖论在于，当明朝有能力发足饷时，其军队确实能创造奇迹；但帝国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为筹饷自毁长城。这种撕裂最终在崇祯十七年达到顶点：守卫京城的京营士兵，每人领到守城特别饷——40文铜钱，仅够买两个烧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