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滁州史话》第五辑(1991年8月)，仇一口述，原标题《装哑巴八年 赤胆忠心永跟党》

正文

我市政协原办公室主任、离休干部仇一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连续装成哑巴达八年之久，在虎穴狼窝环绕左右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取得战果，没有辜负党所给予的嘱托。仇一同志原籍南京市六合县，系少数民族一京族人，是太平天国军后裔。下面摘录仇一同志为六合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口述其本人的部份战历资料。

——《滁州史话》编者

我今年（1988）七十四岁，在从少年步入青年的时期，特别是在中学读书的年代，就幸运地受到爱国师生进步思想的影响，在南京、青岛、上海等地参加了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独裁的宣传与斗争活动。后因形势的变化、斗争的需要和南京地下党组织的要求，曾经装作哑巴，在家乡——南京郊区长城圩（属六合县）度过了我难忘的八年岁月。

1936年我是南京清凉山美专的学生，因带头参加声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活动，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追查，被迫离校，避难于六合东门外二所庙尼姑庵，住在带发修行的余仇氏姑妈的佛教教友杨严氏处达50余天；又经地下党同志的同意，返回南京，暂时在国民党空军家属、族兄仇长春家避了一个夏天；后又移住卧佛寺旁田爷爷家。

1936年深秋,奚琪同志来到田爷爷家，他代表中共南京地下市委要我装成哑巴，利用家庭的社会关系，在南京附近的故乡农村长期潜伏。奚琪同志分析了全国斗争形势，指出红军万里长征虽已胜利结束，但白色恐怖仍很严重，斗争依然艰巨、复杂。他又指出长期装哑巴很是痛苦，也很困难，任务艰巨，要我深思熟虑做出决定。

当时，我只20岁，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袭上心头，党的信任与委托更使我兴奋不已。我怀着一种使命感日夜深，预感到一个伟大民族的又一次伟大搏击即将来到。终于，在七君子被国民党无理逮捕之后，西安事变之前，我在奚琪面前向党作出庄严保证：服从组织需要，装成哑巴，忠诚于党，绝不背叛。

1937年春，我从南京回到仇庄时，已经是一个“不能说话的哑巴”了。当家人、乡亲知道我在外地因咽喉生病，用了猛药，保住了性命，却成了哑巴时，都震惊了。母亲的难过自不必说，妻子秦阿禾的悲痛，更使我欲言又止。半夜无人，她伤心地对我说：“我跟你俩，小娃子就做了夫妻。那些年，想望你一眼都不容易，现在回到我身边，虽然高兴，你却成了哑巴。人家背后都叫我哑巴子老婆……”。说着，说着，她的限泪就了下。对于妻子，奚琪同志再三和我研究过了，到必要和适当的时机，应该把真情告诉她，可是现在还不是时候。看着妻子这样痛苦，我只得内疚而呆呆地望着她。

难以对付的还是人们有的出于关心，有的出于查实，几次三番，请了许多当地名医来给我医治哑巴。我是装哑,一旦被发觉，在家里就呆不下去，党交予的任务就无法完成。我内心着急，表面上还不得不以真哑巴的样子对付医生们，先后有南京、六合、来安著名老中医周鼎新、陈汉贤、林海春、顾学诚等给我诊治过哑病，都给我对付过去了。

一次，家里又请来了教会医生陈德义。他是西医，给我诊断后，趁屋内没人时对我说：“兄弟，你的发声器官好好的……。当然，我不问你原因，你也不必解释。”我这才放心下来，未以答话。果然，他遵守诺言，为我保守秘密，八年间未向任何人说过我是装哑。

对于家乡的医生，因我家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和他们也很熟识，就是被他们看出来我是装哑，也有把握对付。可是国民党葛塘区区长潘长兴带了个浦镇医生卜信昌来给我看病，令我着实吃惊。潘长兴和我家也熟悉，但他的来意名为关心，实则是验证我是否是装哑。我已作好准备，假如被他查出，只好远走高飞。当西医卜信昌进房来时，我更加吃惊了。原来，他是我进小学时的高年级同学，好在他好象已认不出我来了。我趁倒开水之机，写字要母亲快去邀请信得过的陈德义医生来。两个医生会诊一会，都说“问题很大”。就这样潘区长和卜医生走了，我也稍稍定下心来。事后卜医生又到我家，一进门就说：“你真的不认识我了？”我微笑着。他说：“潘区长是来窥探你的虚实。现在，你可以放心，我绝不会把你真情说出去。”（后来，他到茅山参加了新四军，当了军医。）潘区长的这一窥探举动，倒给我的装哑潜伏帮了大忙。

我父亲从前是做粮食生意的，在行商中与地方上富户和权势者有所交往。当我失音的消息传出后，家庭的亲戚、故旧先后前来探望，表示关切。他们中有江苏省参议员张佐、六合南乡士绅张固言、新集士绅董拜言，曾任葛塘、新集区区长的徐恭棣家两兄弟……等等。这些人的到来和我与他们的周旋，给我的潜伏，增添了保护色彩。闲下来，我便在家中读书、作画、练射、收听广播，静候党的指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奚琪同志派任质平同志来仇庄和我两次联系，在传达形势后要求我除奚琪本人，或者持奚琪亲笔信来联络外，不得和南京过去接触过的任何人作任何私人接触，更不得接受任何人布置的任务。在南京沦陷前，金贤同志持奚琪同志的亲笔指令，要我准备爆炸津浦铁路机车车辆修配厂。因为当时南京的陷落已迫在眉睫，要在日军占领南京后，从速“打响南京人民反抗的第一炮。”南京沦陷前两天，即1937年12月11日，金贤同志又来仇庄约我去共同执行任务。我俩几乎与日军同时进入南京江北沿江地带。在猪头山一座空瓦窑里相会并做了准备，于13日夜,趁日军刚进入大修厂，在晃乱中也晃进了该厂。

原来，金贤同志在约我之前，就搜集了国民党溃逃前丢弃的许多德国炸药，于12月10日，趁大修厂空无一人时翻墙入内，又用小车把炸药从他砸开的小门推进厂，分别把炸药掩埋在车间、仓库、公房……等处,还用导引线连接好，用垃圾、树叶、杂物伪装好。我俩此时的任务只是混入厂内，待机拉动信火，引爆炸药包，炸死日军，炸毁工厂。我们混进厂后，查看了引线伪装得很好；到仓库后面的乱石堆中，移动了一块石板，见到金贤同志埋下的一台从高射炮上取下的大型蓄电池，和引线紧紧相连好。正在黄昏时刻，我们一拉信火，立即地动山摇地爆炸起来。在日军怪声呼叫声中,我们迅速地分别从震塌的墙垣撤离。次日，在王家坳一个姓潘的妇女家，两人亲切见面。（我爷爷埋在潘氏家的山地里），彼此兴奋得难以以语言表达。据潘妈妈出去了解回来说。这次爆炸，死伤日军许多人，金贤说可能是炸药受潮。要不，这一炸，定把大修厂翻了盖。

这次爆炸成功，是我装哑巴后第一次执行任务。心里也踏实了。因为我明白，需要我时，组织会派人来叫我的。

我仍然作为一个哑巴在仇庄等待着。

表面上我怡然自得，在家里读书、习画、练射，可我内心焦急如焚，因为自那次爆炸车辆厂后，组织上一直没人来和我联系。奚琪同志不知转移到那里去了，金贤同志也没来。（几十年来，我到处打听他们的下落，都没找到，可能因白区工作需要，他们全是化名，也可能是都已牺牲了）。

更为难的是我的处境越来越险恶。日军很快进驻我家附近的新集、头桥等地。之后，各路帮会，各色人等，纷纷拉起枪杆，有的打着“抗日保乡”的旗号，有的干脆就叫“维持会”，向老百姓要人、要饯、要粮、要枪，使得群众一日三惊，难以度日。此时，各派人物也来动员我参加他们的活动。在国民党六合县政府任民政科长的老师成某，要我参加搞绘画和抄写；在军统特务组织工作的中学同学沈某，要我去瓜埠“共商抗日大事”；还有人要我到伪江浦自卫团当秘书…。我都耐心书写说我已哑，不能做事而拒绝了。有个叫郑德昭的，名为日伪六合自卫团总团副，实际是个土匪头子，他表面与我家要好，暗中却在摸我的底。我不得不细心地与他周旋。一直到八年后我离开仇庄。

如此煎熬到1939年，新四军到达六合、天长交界处一带，到11月，我家附近的小官渡、武家渡、王家窑一带,都开来了自己的队伍。几年足不出仇庄的我，立即去访问了新四军五支队第二独立游击大队、老八团政工队。我盼望在部队能看到奚琪同志，或者找到认识奚琪同志的人。可是，部队里的同志大多是湖北、安徽、河南籍人，他们都不认识原在南京地下工作的同志。我只好按奚琪同志的指令，仍然装作哑巴，以群众的身份，为自己的队伍工作。独立游击大队的教导员田夫同志、指导员刘铁华同志，也曾要求我为部队画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布幔画。1940年2月，刘铁华团结了农民丁学礼、陈大新等10几人，在头桥集护国庵成立区的青年抗敌会（青抗），我也参加了，会上，宣布我为青抗会的宣传部长。我随着刘铁华同志的部队到铁路附近的王家渡、伏家湾，主要任务还是一路画宣传画。很快，战士们都喜欢上我这个会画画的青年哑巴，我也感到十分亲切。但我独自一人时，还是想念奚琪同志。我的组织关系在他那儿，我何时能见到他呀！政工队的何怀文同志曾问我可愿入党，我的心恨不得立即回到党的怀抱中去，可我天真地认为自已还是应该遵守党纪，做出成绩，等待与奚琪同志接上关系。

1941年5月，我军路东地区反摩擦斗争胜利，我在雷官集会到何怀文同志后，又到开明人士曾其兆家拜会了当时六合县人民政府秘书陈雨田同志，因为我听说陈雨田同志在白区工作过，希望在他那里能打听到奚琪和其他南京地下党同志的消息。可是，我又失望了。

当时，陈雨田同志很年轻，他告诉我次日就要向长圩方向搜索残匪，开拓新区。我告诉他名为抗日实为反共不与我军合作的成某，带领一支拥有42条枪的国民党部队，盘据在曹家户、高家户、高屋基一带；并向他提出部队应从武家渡南小楼庄过河，经赵家陡门、仇庄进入长城圩最恰当。因为这段河叫赵家滩，河水只一尺深，可以涉水过河。第二天，我从雷官集赶到仇庄家中时，陈雨田同志已率部队先达，并且全部缴了成部的枪。当时成不在部队，因而漏了网。之后，陈雨田同志曾派董长湖等两位同志来，约我参加《六合报》画刊编辑工作。可是，我仍固执地等待奚琪同志。

这些日子，常在自己的部队，生活得很愉快，很踏实。但为遵守纪律，仍然不让任何一人知道我是“哑巴”。

1942年小麦扬花的时节，从根据地来了个姓高的同志,说是何怀文同志叫他来的。他在我这里呆了三天，昼出夜归，晚上由我送到小李庄私塾先生曹天霖那里去住宿。他要我以仇庄为中心点，把四周集镇、村落、车站、渡口、桥梁、铁道、公路、江河、圩堤、潍渚、沼泽、丘陵、树林都画出来。我画了两天，他把自画的拿出来对照，说：“基本上相符”。

第三晚他临离开前，才告诉我他叫高奈，是根据地搞联络工作的，他来此的目的是要把我家作为一个秘密交通站的联终点，护送江南与根据地南来北往的同志。他与我笔谈说：“我听政工队的同志介绍说头桥集有个哑巴，思想进步。我考查了几天，果然不错”。我用笔写道：“假使错了，不等你查完，你就坐到敌人牢房里去了”。我们俩研究了联络路线，确定以“梅花图章”为接头暗号。我根据熟知的敌情、民情、地形，向他提出许多建议，大都被他采纳了。到午夜啼鸡二遍，我们才分手。这时，我的妻子秦阿禾也逐渐觉悟，她见我和高奈同志谈话，就把女儿荣荣交给祖母，在户外为我们放哨。以后，秦阿禾还参加了接送同志的工作。

自此，高奈同志按约定夜来夜去，水大泅水，水小趟河，总是准时到达。我们把一批批同志迎到根据地，送往敌占区。北去的同志，在花旗营下车，由李菊华迎来交给我,

由我送过扬碾子、任桥子到烟墩集，再由一个姓朱的同志（滁州市委书记朱长俭的父亲）或高奈本人接去；有时还由泰阿禾假装回娘家（大许庙子）送过去；南京的同志都由我护送到花旗营车站，由李菊花买好车票，亲眼看着同志们安全上车后才离去。李菊华同志是南京人，是我把她介绍给高奈同志，经上级同意，让她参加了秘密交通联络工作的。她的父亲因掩护地下党员被敌人抓士，从那没有回来。

由于我熟悉当地情况，又是个众所周知的“哑巴”，更重要的是高奈同志的周密布置，我们的接送工作，从来没有出过事故。只有一次，我们将同志送往根据地回来，身上揣满了从根据地带过来的报纸和宣传品，绕道在葛渡过河时，和对面的敌人游击船遭遇，我心想，这下子要拼出去了。幸巧，对方有个叫郭老四的，是我邻居的儿子，他在看见穿袍大褂的我后，便高声喊：“叔叔”！渡船一靠岸，他迎了上来，向伪军吹嘘我的枪法，要我打几枪给他们看看。我摆一付“大爷”气派，为他们打了几枪。伪军们说：“哑巴枪法不简单！”

我们混过这一关，心里才踏实下来。就这样，从1941到1944年，我们秘密护送南来北往的同志74人，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女同志。

这一阶段，虽然我们在盼望着奚琪同志的到来，但我也想到自己正在做的秘密交通联络工作，不正是利用了装哑巴潜伏的有利条件吗？所以，尽管组织关系仍然还在溪琪同志那里，但我还是认真努力地完成党所交下来的任务。

在干秘密交通联络工作中，我们也时刻提防着敌人的探子。我想：伪军郑德昭部常驻新集一带，不会不提防近在咫尺的新四军。从他们行踪看，很可能在头桥集就有他们的特务组织活动。若有，这可是我们秘密交通工作的大害。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高奈同志。高奈认为有必要把它弄清楚，以寻对策。

我利用社会关系，四处摸底，总没有个头绪，但却发觉到同刘品永理发店一个大门出入的一位姓李的人家不大对劲，顽、伪双方的头面人物，常在他家出出进进，吃喝抽大烟，乌烟瘴气。1943年采桑季节，我到刘品永的理发店理发，无意中看见伪顽乡长叶德元手里拿着一张光连纸，纸上毛笔字墨迹清楚，没有折迭，我从反面看去，只见“新匪行……”三个字，叶德元从里面出来，把这纸交给刚进大门的伪税收员李正仁（浦口人）。我想：李正仁大字不识一个，连税条都要药店刘长喜帮着填，现在能惊动乡长大驾，艾是什么“新匪行……”，肯定所谓“税收员”，只不过是个掩护而已。我向高奈同志回报了这一情况，高奈同志布置要“跟踪追击”。

敌伪有两个便衣巡河兵，一叫吴节安，一叫易民治，巡河过路，常在我家歇息。从他们的言语中我逐步了解到李正仁是“收人头税”的，还是什么“站长”。巡河兵的行动，要受李的节制，还要到翁世清、叶德元那里去听回话。这样，我们更加肯定敌人有秘密课报站在活动，必须进一步摸清。于是，我又有意去和陈正琪接触、交往，这个人是伪方特务，又和我家先辈交好，从他口里了解许多情况。因为他瞧不起新集当道的郑德昭等顽伪分子，一提起这些人，就骂不绝口。在和他交往过程中，我逐步地了解一些未知情况,与已知情况对照分析，才基本弄清敌伪确实在头桥集有一个“谍报站”，站长是李正仁，副站长翁世清，上面受六合伪情报机关叫杨七的节制，还了解其它下属人员和活动情况。我和高奈同志把这一“谍报站”的情况向上级作了回报，联络部通知各有关方面注意防范，并由敌工科具体掌握。

当时，上级和我们都不准备采用军事或其他手段打击这个“谍报站”，只是把他严密地监视起来，因为头桥集是敌伪政权在江北的前哨，这些人员我们已了解掌握，打击了他们，敌伪还会派新的谍报人员来，就一时难以掌握了，不如让他继续存在，对我们的工作更为有利。

在高奈同志来找我做秘密联络交通工作的年月里，经高奈同志建议，淮南地方部队派来王诚参谋和丁兆武参谋，交给我秘密调查新集、相官、汉河集改情，地形的任务，要我绘成详图，详细标明大街小巷、顽伪人物住处；另外，还要求绘制敌伪军装备、工事详细图表。

接到这个任务，我内心兴奋异常。因为，我常年装作哑巴，就是要为党多作些贡献。于是，我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从各方面搜集日、伪、顽方面的军政情报;对“忠义救国军南京行动总队”，我利用他们的八大处处长之一的老同学潘齐（来安大英人）；对国民党六合流亡县政府，我利用老同学王克昌（六合龙池人）；对铁路西桂系流亡县政府，我利用老邻居王子平（江浦浦镇人）；对郑德昭伪自卫团，我利用与郑的徒弟吴节安（山东人）结为干亲;对王锡三的强大的帮会势力，我利用浦口帮会头头李秉钧和新集帮会头头郭必贵。还利用了其他一些亲戚邻里关系，象往常一样，串门子，用笔和人们“扯乱谈”。在新集，我找妹妹仇继音（时正在新集上学）、小学教师周祥芝、医生陈德义、亿大源商号小开徐恭朴；在汊河，我找陈聪惠（开明士绅，后入党）、李菊华，在相官，我找舅父张继贤、表哥张春庭（后参加革命），逐步摸清了许多情况。为了摸清相官伪军“回”字形的工事情况，我请表弟张春富（贫农）到围子里去“会朋友”，摸清情况，我自己伪装瓦工上房顶收拾脊瓦，目测围子内地形。新集伪军大围子套小围子，地面地下、明堡暗堡，情况复杂。因伪团副孔庆平、秘书祝文宁曾向我要过画，我就利用这种关系，拜访他们，进入小围子看个大概，后又利用与伪巡河兵吴节安、伪军班长李光金、伪分团长章宪文以及一个叛变分子杨立尧认识的关系，在他们“来往”中，多次核对查实。就这样，我和丁参谋一道。终于完成了任务。1943年新集伪军刘开泰部被我军歼灭、郑德昭部被部份歼灭，其残部重新修了工事。因此。我又重新进入这个围子，重新绘制了地图。

也在1942年民主政府雷官区区长刘力行，要求我调查边沿土绅和帮会情况。1943年抗日民主根据在发展，刘力行又派人来要我调查边沿和两属区有文化的青年情况，我也都认真地完成了任务。

后来，高奈同志告诉我，我们绘制的敌情图，了解的情况，都得到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敌人方面，经敌工科一系列工作，使武家渡坐探武明显转化过来，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江浦伪自卫队长朱三（朱福五），带领80余人枪，投奔刘力行同志领导的江浦县总队，另外，还有来安伪自卫团23人向我来六支队的一个排缴了枪，六合自卫团分团长陈长泰等36人，在大英集一枪未响地做了来六支队两个排的俘虏。朋友方面，经过党做了大量工作，很多青年都投奔了革命，

其中今知的有黄经武（黄超——离休在南京）、李德和（李明，上海造船厂付书记）、潘国秀（潘超，在部队）、朱炳臣（张东，武汉钢铁公司黄石分公司党委书记已离休）、郭准（曾任六合武装部长已离休）等同志。

自从1941年与与高奈同志见面后，我始终忙碌着，除上述几项主要工作外，反扫荡中我还接受过安排，掩藏五位（三男二女）非武装同志任务。因此，日子过得飞快。在进行上述诸多活动中，我始终保持着警惕，装哑装得连高奈同志都不知道是假的，甚至几乎连自己也忘记了本是会说话的人。我时刻防止暴露，以免革命工作受到损失。可是，问题还是发生了，而且发生在完全意料不到的方面。

我装哑后，常在家画国画。一些伪军军官、士兵，虽然斗大的字不识两担，却也要附尚风雅，向我索画：伪军分团长沈曾瑚、水怀清，总团部秘书祝文宁、团副孔庆平等都向我讨画。我也乐得应付他们，把画好的画由他们挑选，以便利用他们做工作。先后我有十六张画落在新集据点伪军官兵手中。这些画都没落款、盖章。要我盖章我推没刻好，等刻好一道落款、盖上。因此，我就成了新集围子中“出入不禁的哑巴”。

谁知，从大英集来了个叫蒋伯农的人，是个又嫖、又赌、又抽大烟的家伙。他见了我的画，对伪军官兵说：“每一张画都有一个骂人的内容”。他对几只螃蟹停留在一张大丝网前的一幅画，说是“看你横行到几时”；对几只猴子在一株倒了的大树前玩耍的一幅，说是“树倒猢狲散”；对祝文宁要去的四幅画是“獐、猫、鹿、兔，是永远成不得人形的东西；”说给水怀清的一幅是“一窝王八旦”……。经蒋伯农这么一挑拔，这批人气得发昏。但因新集是伪军头头郑德昭的家乡，“哑巴”又和郑家是近邻，怕得罪不起，故先反映给郑德昭。

这个郑德昭，在我初装哑巴回家时，就十分怀疑，后听这群喽罗“禀告”，表面说“小事一件”、“不准再提”；暗地却叫人把十六张画全拿了去，从中检出一张，送到南京日军特工机关检查。日军特工看后“建议捕杀”。当时，职业特务朱克勤也在场，便说“查访、查访的干活”。朱是我小学时的同学，想去挡一下，再设法通知我逃走。但朱的消息还未到，我便先从“忠义救国军”徐熹手下潘齐哪儿得知这一消息。潘是我小学同学，他正托我做媒，想向我的一个姨表姐求婚。潘的消息到后，朱的消息也到了。几乎在同一个时候。高奈同志已经掌握这一消息，忙派已到淮南公学学习的李菊华同志前来通知我：“迅速离家”。

1844年6月12日下午，细雨霏微。邻居郭学志在圩堤为我放哨，郭学封用采菱盆送我渡过300米宽的水面的滁河，来到解放了的大英集，受到区干部的热忱接待。后来，经刘顺元、张劲夫等领导同志示意，在来六支队政委谢署光、司令程启文、来六县委书记甄铎的亲自指挥下，把部队拉到头桥集、长城圩一带，举行边境武装大示威，造成攻敌声势,吓得新集地区的伪军连夜窜逃一空。同志们连夜乘机为我搬走了家中的全部财物。6月15日、16日两天，我们一家人全都被接到解放区，15岁的妹妹仇继音参加了革命。接着，一群不满20岁的进步青年，如邻居郭准以及潘国秀、李德和、李光泰，也陆续到达解放区，参加了革命。

就在我投奔解放区不久，大约7月中旬和8月上旬，来六支队打响了汉河集和乌衣小街子两个战斗，战果辉煌。

在打汊河集的那天，我随来六县委书记甄铎等同志，到了第一线，炮火停息后，我站在小楼上，眺望南京远方，不禁眼圈儿湿润了。八年了，我装哑巴已经八年了。好不容易度过八年呀！回到母亲的怀抱，“哑巴”开口说了话。可是，过去和我一道在南京、上海、青岛战斗的同志们，你们在那里呢？奚琪同志，你在那里呢?

今天，我在日新月异的祖国大地上，极目四望。我想要在亿万人群中找到奚琪同志，我想对他说：“奚琪同志，我没有辜负你代表党给予的嘱托！”

资料来源：

《滁州史话》第五辑(199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