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铜陵文史资料》第四辑(1988年9月)，叶跃进整理，原标题《特别党员———章啸衡传略》

正文

章啸衡出生于农民家庭，成长在富豪门第。他不论贫富，广交广结，侠义豪爽。在军阀混战之际挥戈从戎，挺身于强国富民的革命前列；在艰难困苦的恶劣环境中不畏强暴，毅然投身中国共产党的怀抱：在中共铜陵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自己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自觉执行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群众团结抗日，并积极找党归队；在日寇入侵铜陵时，发起和组建了铜陵第一支抗日武装——沙洲游击大队；经新四军军政治部批准，秘密接上他的党组织关系作为特别党员后，他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带领铜陵志士参加革命，深入敌人内部，广纳四方异己，掩护党的地下活动、营救革命同志和瓦解敌人势力。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人民、为党的事业奉献了全部家产和毕生精力。新中国诞生后，他参与领导芜湖市政协的筹建工作，并先后担任市政协驻会委员、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市政协副秘书长、副主席。1965年10月，因脑溢血猝发，溘然长逝。

笔者以孙运松同志提供的材料为线索，根据张伟烈张世杰、曾如清、王安澜、姚志健、程式、黄士余等与章啸衡共过事的老同志和亲友章尚忠、章尚志、史瑞麟等回忆及回忆录，几次赴钱家湾、芜湖等地调查核实、综合整理成篇。

在铜陵的北端，夹江交错，水带环绕。这里有块对洲傍江的地方叫钱家湾。1896年11月，章啸衡就诞生在钱家湾的章荣邦家。幼名章家霖。

章啸衡弟兄三人，排行第二，兄章家仁，忠厚老实，终身务农。弟章家藩，刚烈纯朴，早年参加革命，1931年在组织领导农民抗粮斗争中英勇牺牲。他还有姐妹二人，一家全靠父亲耕种为生。家中虽有几亩田地，但人多地瘦，家境清贫。

章啸衡有一近房伯父章奠邦，又名章琼洲，当时在省府（地址安庆）任官，家有田地二百余亩，几代富绅门第，很有财势。但年近四十仍膝下无子，总觉不悦。1910年前后，经人劝说，章荣邦将章啸衡过继给他。章奠邦万分高兴，对啸衡象亲生儿子一样宠爱。

章啸衡自幼在私塾读书。他对念书并不认真，有时对先生布置的功课马马虎虎应付了事，过继伯父后在学业上才有所长进。1919年他入省立五中（现芜湖一中）继读，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和蒋光慈等师生进步思想的熏陶，世界观发生了变化。

过继伯父后，章啸衡过着要什么有什么的少爷生活，但他并不嫌贫爱富，依然与穷人亲近。他耿直、豪爽、重义轻财，不论清贫富贵，都广与交往。爱喝酒，量不大，常常跟一些人在田埂头、大树下，搞点腌豇豆、萝卜干下酒都行，有时还邀几个好友（有士绅也有乡民）到自己家喝酒谈心。远近乡里亲朋好友与他来往的人日益增多。后来他继父中年病故，全部家产都交于他操持，于是他便更无顾忌地广交各方人士，“门下常有三千客”，不管是什么人找他排忧解难，都有求必应。平时为少衣缺粮，婚嫁丧葬的贫穷人家出钱出物，难以计数。每逢青黄不接之际，总要开仓放粮救济穷人。他的威望越来越高。

章啸衡青年时期，正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北洋军阀混战，国家遭难，民不聊生，民主革命兴起的时代。他目睹风云变幻的时代，经受正义与非正义斗争浪潮的冲击，何去何从，面临着严峻的人生选择，他担忧着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常与铜陵有识之士们讨论着风云的形势，酝酿着投身于革命的志向和行动。

1926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积极组织和推动下，国民革命军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于广州兴师北伐。正义的行动很快得到广大工农民众的响应，几个月就打垮了直系军阀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了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江西等主要省份。1927年2月程潜率部沿江东征，进铜陵、抵芜湖、通南京,军威浩荡势不可挡。沿途军阀不战自溃，丢戈遍野。

北伐革命的风暴席卷了铜陵城乡，早有思想准备的一些有识志士纷纷云集，动员、组织民众，踊跃参加北伐革命军。章啸衡更是一马当先。他与富绅陈春圃（铜陵金榔人，早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胡晓楼（铜陵城关人，富豪胡登瀛之子）等一道召集有志健儿，沿江打捞、收集溃军遗下的枪支弹药，不惜自家钱财自筹浪响，一呼百应，很快拉起了一帮人马，挥戈从我，投入到打倒反动军阀的革命行列。

1927年8月，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军长柏烈武）奉命进攻皖北。章啸衡等得到三十三军收编。受命前往桐城集合。他即率汀家洲兵民，把所收集到的枪支弹药分批装上船，请秀才王兴惠写了封条封好，连夜赶运江北。当时陈春圃受任第三师（魏旭东部）第六旅旅长，胡晓楼任团长，章啸衡任独立营营长。他们带各部在桐城集合后即向六安进军。

4月，蒋价石叛变革命，实行“清共”政策，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企图独吞胜利果实一霸天下。国民革命元老、第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柏烈武）率先联共反蒋，领其军、师、旅、团、营全军将领联名电斥蒋介石，因而遭蒋价石嫉恨。蒋介石得势后，动用武力强行改组三十三军。凡署名的革个将领均视为共党嫌疑而被扣押。章啸衡所在部于六安、霍山一带被围，他因拒捕险送性命。被捕后，而对反动派的威迫利诱，章啸衡宁死不从，坚决不与蒋介石反动派同流。

章啸衡部下不少士兵被解甲归田，他托一士兵利用回家之机到合肥找他继父的同仁童老先生（名不详，原是柏烈武的老师）。这人拿着童老先生的名片迅速赶到柏烈武处。不几日，柏军长通过内线关系将章啸衡营出垒，护送出境。

蒋介石背叛革命不久，汪精卫也公开打出了反革命旗帜，全国的斗争形势倾刻逆转，局势日益恶化，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损失。很多地方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土被通缉、暗杀。白色恐怖笼罩各地，一些意志薄弱者脱离了革命阵营。身经这场血腥洗礼的民主人士章啸衡痛恨蒋汪之流的所做所为，他广纳各方反蒋志士为友，更多地结识共产党人，积极寻求中国革命的出路。

1929年春，中共贵池县党组织负责人凌霄以商人王××身份来铜秘密联系失散的共产党人和进步的民主人士，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他通过在铜陵章家洲谷捷应家教书的洪仁英先生（贵池人）很快与章啸衡等取得联系。凌霄、章啸衡二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遂成挚友。

为确保凌霄的人身安全和工作方便，章啸衡不顾自身及家庭的安危，利用其广交广结之声誉，公开将凌霄作为朋友安排在自己家中。不惜变卖家产，为党的活动提供费用，并主动配合凌霄开展工作，担任地下交通员，传送情报、打探消息、出而做保，送出迎进。

这时，广大农村掀起了革命风暴，武装暴动此伏彼起。章啸衡也积极参与党领导铜陵湖城-带农民运动，组织武装斗争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由于受党内左”倾冒进思潮的影响，群众基础薄弱，武装斗争仅限夜间活动，白天要么分散隐蔽、要么躲进山林，暴动也仅仅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没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不久即被县政府武装和土顽围剿。有少数人突围。

湖城涧暴动的领袖何俊启（铜陵湖城人）遭敌通缉后带着家人和一部分突围人员东藏西躲，无处栖生。章啸衡因未暴露真实身份便将何俊启等接来隐藏。何俊启住在章啸衡家，何香子住章家藩家。国民党县政府明知何俊启等藏身于章啸衡处，但无章啸衡的把柄，又慑于章家的威望也不敢抄查，只得在村前村后的通道上增设了搜查哨卡。

何俊启在章啸衡家住了二十几天，觉得风声小了，便想回家看看。不料他刚进自家村庄便被人告知县府，被捕身亡。

1930年冬由凌霄介绍，章啸衡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公开身份仍为士绅。主要是掩护凌霄开展党的地下活动，配合凌霄与外界联络，帮他搞证件、叫保人，提供活动地点和筹措活动经费等。在凌霄的领导下铜陵党的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因而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他们对章啸衡的行动以及其所交往的“江湖朋友”开始怀疑。

1931年铜陵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水灾，江洪冲决了四十八个圩堤（仅剩一圩未破），吞没了许多村庄房屋，百姓们无家可归、无米起炊。为拯救饥饿的百姓，章啸衡、章家藩等地下党员，组织当地百姓发起了向地主借粮的斗争。狠心的地主们哪管百姓的死活，不愿出借。他们就带领农民砸了地主家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了灾民。由此，地主们纷纷告到县府。早已对章啸衡怀恨在心的国民党县政府，借此下令辑拿章啸衡。章啸衡通过亲友关系避过辑拿，逃至上海，在中央局受了短期训练，后经党组织允许由李振亚先生介绍到上海闸北灾民收容所当管理员，次年返回铜陵。然其胞弟章家藩却未得逃脱，被捕入狱，惨遭毒刑，壮烈牺牲。

1933年疏拓夫来铜，化名王观清，外号大老王（凌霄外号小老王），与章啸衡结识后常住章家，不久担任了中共铜繁无县委书记，依然由章啸衡作掩护。这一年铜陵党组织发展较快，先后在董店、朱村、老观嘴、犁桥、谢家垄、城关.江口、流潭、张家旭、北埂、裘家店等地发展了党员。为便于联络，组织决定把县委机关搬进县城。为此，章啸衡卖地筹钱在县城开了个“土膏店”，章当老板，疏当伙计，明是做烟草买卖，暗是县委机关。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农村革命根据地正迅猛发展。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心惊胆颤，多次进兵大举“围剿”，同时采取了“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敢过一个”之残酷手段，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在铜陵，经常可以听到枪杀共产党人的消息，许多无辜的百姓惨死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章啸衡也被视为共产党嫌疑再遭通缉，党组织及时采取保护槽施，由李振亚介绍他（化名汪寿南）列安徽省赈灾委员会当了查放委员。

1935年春，胡宪友回老家贵池探亲，被当地政府速捕叛党投敌，接任保安局长，并于5月间带领国民党省府周专员来铜陵捕捉共产党人。

这天中午章啸衡家里人正车起大蒜，胡宪友来此看到他们便们：“章老可在家？”小姨太说：“不在家，到全椒去了。”胡宪友转身要走。小姨太问他：“晚上可回来？”胡答说“住区里”，便匆匆离却。胡宪专每次来此都在章啸衡家下榻，从不住区里、小姨太感到情况不妙，于是就叫家人留心打听消息。不多时，消息传来：胡宪友已叛变，正带人到处捉拿革命同志。一家人不知所槽，心急如焚,是时，章啸衡和丁应凯正在全椒参加安徽省赈灾委员会召开的放赈会议。会议结束后，当晚他们乘船返回，在土桥分手，章啸衡继往安庆，丁应凯下船回家。丁应凯先到了章啸衡家，小姨太一见便急问：“家霖哪去了？”他说：“去安庆了”。小姨太把胡宪友的叛变告诉了他，要他和伍松连二人连夜赶到大通乘船去安庆通知家霖。

翌日晚，丁应凯在安庆华清池客栈找到章啸衡，说明了情况。章啸衡立即动身，当夜搭下水轮离开安庆。第二天一早省政府就派了手枪队到客栈抓人。没抓着，他们就找保人，一查保人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许世英。他们又硬着头皮找了许世英，许世英说：我的名字又不能锁在箱子里，人家要写我的名字又有什么办法呢。一挡了之。

这次通辑令是省府下的，因未抓到章啸衡，就抄了他的家，连地板都被撬开了，全家什物一洗而空，家人四处逃避。他儿子章尚忠因躲到亲家公、二区（汀洲区）区长朱世爵家，才幸免遇难。

胡宪友的叛变，使中共铜陵党组织遭受到一次历史上严重的大劫难，三百多名党员除章啸衡等几个人外，均先后被捕，被迫自首或惨遭杀害。

章啸衡逃出虎口来到上海，兵荒马乱，找不到工作，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仅靠变卖手饰为生。变卖手饰的钱花光了，就靠朋友资助，有时到上海闸北灾民收容所喝点稀饭，饥一餐、饱一顿，度日如年，过了两载的流浪生活。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中国。为团结抗日，在共产党的努力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流亡在外的章啸衡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返归铜陵家乡。这时，侵略军溯江而上，大批难民沿江逃来铜陵，驻防这里的国民党川军不战而溃，富豪人家大都逃往深山，县政府官员也纷纷谋求退路。中共铜陵县党组织自1935年胡宪友叛变以来处于瘫痪状态，整个铜陵群龙无首，一片混乱。尚未与党组织联系上的章啸衡目不忍睹，毅然挺身而出，自觉地执行党的主张，积极动员民众团结抗日，保卫家乡。

由于章啸衡是从上海、南京等地回来的，对外面情况了解较多，因而常有一些亲朋好友和一些爱国青年到他家来打听消息。他就向大家大谈全国抗日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决心，激发大家的抗日情绪，提高人们的抗战必胜的信心。他还奔赴各乡联络他所熟悉的被迫自首过的原党员骨干和革命志士，鼓励他们抛弃顾虑，重新振作起来投身抗日行列。

以前曾在政界活动的谢节之等人这时也从芜湖等地逃难至此，他们得知章啸衡从事抗日活动便前来拜访。章啸衡对他们特别热情，并邀他们一道在铜开展抗日活动。他们由衷赞同，就此住了下来。

在章啸衡等人的宣传发动下，铜陵很快就聚集了一支抗日力量。章啸衡与当时国民党县政府多次交涉，呼吁政府公开抗日，要求成立抗日动员委员会。由此，1938年6月铜陵县民众抗日点动员委员会在谢家垄成立。但由于县长卢铠（兼动委会十任委员）士持不力，动委会实际未发挥作用。后来吴曙光接任县长兼动委会主任委员，他新官卜任，为稳定民心对原动委会进行了防组。改组后的动委会选举产生了九名常委，作为民主人士的章啸衡当选为领导成员之一，担任组织部长。

在章啸衡等些进步人士的积极推动下，改组后的动委会公开主张团结抗日，深入开展多样化的宣传活动（演讲、文艺演出、发传单、贴标语），组织多种形式的抗日民众团体（农抗会、青抗会等），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慰劳驻铜抗日军队，救济外地来铜的难民。一时间，铜陵地区的抗日活动轰轰烈烈，人民大众精神振奋，动荡局势趋于稳定。

可是动委会内部，也有一股以王培棠为首的消极势力从中作梗。他们对国共合作抗日并不热情，心怀叵测。后来王培棠窃取了动委会副主任委员（实际负责动委会工作）职务，向章啸衡等施加压力、百般刁难，致使后期动委会各项工作受阻停滞。

随着战态的恶化，日军沿江推进，兵临铜陵城下。国民党县政府惶惶待逃，动委会也日趋自解。太平街的张××和朱××等4些反共分子跳了出来，蛊惑人心，威胁抗日群众，四出联络筹建维持会，公开与抗日力量对峙，一心投靠日军卖国求荣。

面对王培棠的消极抗日、县政府的畏缩退却及苟且偷生者们的卖国行为，章啸衡、谢节之等异常愤怒。他们看到，依靠国民党的抗日是没有希望的。强烈的国尊、民尊之心促使他们下决心拿起枪杆子，建立农民武装，抗击日军，打击维持会。

1938年10月，章啸衡和谢节之联络了一些在抗日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和原县委、区委的骨干，在沙洲地主王世萼家大宅院的仓库内（亦称沙洲大棚）秘密聚会，酝酿组建抗日武装。章啸衡在会上对形势作了简要分析和动员后，提出了建立武装，举旗抗日，打击维持会的号召。得到大家一致响应。尔后，章啸衡安大家分头聚集人员、收集枪支，并和张宏钧私拿六块大洋头了支冲锋枪，王世萼也把自己护家的十来支枪和弹药统统献出，并提供住处和粮食。就这样，铜陵第一支抗日武装在沙洲揭杆而起。后米八们都你这支队伍为沙洲游击大队，称章啸衡为大队长。

戎马生涯十几年的章啸衡在革命的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只有共产党的领导，革命才会有希望，人民才会有出路。几年来，他常为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焦虑，多次与谢节之、王安澜等倾吐盼党之心。提出要找党归队，以恢复铜废党组织的工作。他在动员组织民众抗日的同时，还先后数次派人外出寻找党组织。

1938年7月，当他得知新四车车部开进云岭的消息时，异常兴奋，立即派人到军部联系，随后又派谢节之到军部汇报工作，自己也曾亲往军部，请党组织派人来铜陵领导抗日，同时还推荐了张世杰、胡绍廉等三人到军部学习。同年8月，军部即派民运部的张伟烈（由谢节之、郑汉掩护）来铜陵开展民运工作。铜陵地区党的活动由此再次拉开帷幕。

11月，新四军参谋长兼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由军部去江北，就是从铜陵过江的。他经过沙洲时认为此地是战略要地，对章啸衡在这·带搞农民武装尤为赞扬，并指示章啸衡要建立、发展游击队。

月底（26日），日军大举进攻铜陵县城，狂轰滥炸，沿途烧杀，百姓们拖儿带女呼天号地乱跑乱串，惨不忍睹。

当晚，章啸衡、谢节之与张伟烈认真分析了形势，决定公开发动群众收集枪支弹药，扩大农民武装。同时开展除奸活动，稳定民心。张伟烈即动身回军部汇报。次日，章啸衡就采取委任制的办法进行扩军，并亲自带领游击队员把煽动搞维持会的头头、汉奸张××和朱××抓了起来，押往江北交张云逸处理。

章啸衡正义的主张和行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要求参加抗战的有志儿纷至沓来，仅个把月时间，由他率领的抗日武装就由原来的十几个人、十来条枪发展到三、四百人，两百条枪。

1938年12月底，章味衡从江北张云逸处带回正式部队番号，他们组建的抗日武装被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二游击纵队第四大队，归属江北四支队领导。章啸衡任大队长，陈正先（新四军军部派来的）任副大队长，谢节之任教导员，黎××任副教导员，下设四个中队。自此，这支抗日武装才有了正式名称，不过人们还是习惯叫沙洲游击大队。

1939年元月，铜陵有人向第三战区的国民党总部告状，说第五战区的新四军四支队有一股队伍在三战区的铜陵一带活动，三战区的国民党总部又以扰乱军事部署之罪名上告到国防部，国防部下令强行解除这支队伍。三战区的国民党不敢冒险派兵通过日军防线到沙洲一带进行围剿，便下了通缉令，缉拿游击队的负责人——章啸衡。

章啸衡为顾全国共合作之大局，不给国民党留下把柄而挑起争端，火速派人向新四军军部作了汇报。军部认为铜陵地区是新四军南北交通要道，需要有武装部队掩护。沙洲游击大队已初具规模，只能扶植其壮大，不能削弱。2月间，叶挺、项英、袁国平和邓子恢四位军首长联名致函章啸衡、谢节之，曰：“你们队伍与四支队取得联系，编为四支队独立大队。这是很好的，这表示你们对我军的信仰与爱护，这一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正因为你们编为四支队独立大队，而四支队活动地区是在江北五战区范围之内，在未得三战区许可以前，四支队的队伍是不能在江南来活动的。因此，自你们树起四支队独立大队的番号以来，便引起了上级的指责。这在统一战线上是有妨碍的。因此我们现决定将你们的番号改为新四军三支队铜芜繁游击独立第一大队，仍以章同志为大队长，陈振先同志为副大队长，谢同志为教导员，黎同志为副教导员。归三支队的（注）指挥，在铜芜繁地区活动。”

就这样才堵住了国民党国防部的嘴，解脱了章啸衡被缉拿之危。

铜陵沦陷后，日军先后在上自大通下至荻港的沿江一带密布据点，烧、杀、抢、淫无恶不作，恣意侮辱百姓。人心浮动，纷纷逃难。这时虽有章啸衡在沙洲组织游击队，但还未打过仗，面对着日本强盗，百姓们不免有所担忧。

1939年元月的一天，章啸衡获悉一支日军小分队在汀洲播扰百姓，即带游击队员在太平街、朱家嘴一带袭击了日军小分队。不少游击队员从未使过枪，更不要说是上战场，放了许多空枪,子弹打得满天飞，撤退时有几个游击队员把枪也甩掉了。日本鬼子遭到突然袭击，也被打蒙了，搞不清楚是什么部队，胡乱抵挡一阵也就逃之天天。这一仗打响了沦陷后铜陵人民奋起抗战的第一枪，象是乌云深处的一道闪电，划破了天空。“沙洲游击队与鬼子开战啦——”人们四处奔走相告，消息很快传遍了铜陵城乡，民心大振。章啸衡的威信也由此打了出去，百姓们更加相信他们了，连一些地主们也纷纷出枪、出钱靠拢游击队。

从这以后，小股鬼子再也不敢肆意出动。日军还在汀洲增设了据点，加强驻防。他们视沙洲游击队为眼中钉，继而进行“扫酱”。

面对日本鬼子的疯狂“扫荡”，有人劝章啸衡转到山区去，章啸衡认为这样会失掉民心，坚持不走。他利用那里群洲交谱江道网织的有利地形开展了反“扫荡”的斗争。敌强我弱，兵力悬殊，为避免与日军的正面交锋，减少当地百姓及游击队的损失,便把队伍划整为零，采用敌来我散，敌走我聚的战术，搞得鬼子东扑西抓处处落空，气得嗷嗷叫。

一天，章啸衡转到章家洲住在警卫员史国发家，突然鬼子搜索来此，村子里鸡飞狗叫和鬼子的打门吆喝声连成一片。章啸衡即带警卫员等几人躲进了屋后的大草堆里。草堆中间有个洞，是专为游击队员遇到特殊情况准备的藏身之处，里面可容纳四、五个人，洞口用两捆麦秸堵住，严密无缝。鬼子至此，用枪在草堆上捅来捕去。里面，章啸衡他们已打开枪闩严阵以待。外面的老百姓更是紧张万分，村保长的汗都急了出来。鬼子没有发觉什么可疑迹象，就转向别处去了。

由于日军在汀家洲的据点离钱家湾仅一、二里路，因此章啸衡自搞了游击队后就很少在家逗留。有一年三十晚上，章啸衡带着史国发回家过年、看望家人。谁知被日军获悉，当晚就派一股鬼子悄悄地到钱家湾抓人。章啸衡一家正在吃年饭，突然听到狗的狂吠，随即鬼子已到前门。章啸衡、史国发二人拔腿就走。他们刚出后门，鬼子就进了他家，穿堂而过，跟着追出，还一面开枪扫射。章啸衡小腿被子弹擦伤，史国发背起他借着天黑趟过屋后的水齐腰深的河塘，翻过了河堤。鬼子不识水路，加之天黑气寒，也就没有过河，放了一阵枪，悻悻而去。

就这样，章啸衡率游击队坚持在敌后（当时铜陵把日军占领区称为敌后）与日军周旋，使沙洲区的局势非常稳定。是年3月铜陵敌后区委在坝乡（在沙洲）成立了铜陵第一个区级抗日民主政府——铜繁无边区政府，章啸衡被推举为区长，他利用手中武器积极地保护、配合铜陵敌后党组织的对敌斗争，迫使维持会及各乡、保不敢公开与共产党作对，有的实际已成为对革命有利的明向日暗抗日的“两面政权”。

1939年6、7月间，新四军军部为巩固沙洲这块铜陵敌后根据地，加强沙洲游击队的建设，派曾如清、方休等八位同志组成沙洲工委来此。并经军政治部批准，秘密接上了章啸衡的党组织关系，身份不公开，作为特别党员。

曾如清来沙洲时谢节之已派到江北，为便于工作，谭震林（三支队政委）任命曾如清兼任沙洲游击大队教导员。这时游击队已发展到五、六百人。章啸衡、曾如清等在三支队的领导下对游击队进行系统的整训，加强队伍的组织纪律。并先后由曾如清、方休、陈振先等轮流讲课，普及军事常识，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民族意识。

章啸衡在发展壮大游击队的同时，还积极支援新四军主力，先后多次向正规部队输送兵员。这年10月，曾如清在三支队五团带了一个连，途经犁桥附近，与几十个日本鬼子相遇打了一仗，牺牲了五、六个同志。章啸衡得知后，马上从游击队员中挑选精兵给予补充，还将连队中的梭镖全部换成枪支，配足了弹药。

三战区的国民党看到沙洲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削弱了他们的控制势力，便捏造了几条罪状，再次上告国防部，蒋介石借机小题大作，向共产党提出抗议。谭震林据理争辩，为沙洲游击队澄清是非。后来项英把曾如清等人调走。谭震林任命方休为沙洲游击大队教导员，并增派傅绍甫任副大队长。

1940年夏，皖南新四军准备向苏南地区转移。三支队将沙洲游击队全部都收编为三支队建制，只留一个排做骨干，授命章啸衡重建新的地方武装，番号改为新四军三支队长江游击纵队，章啸衡任纵队长。

早些时候，章啸衡就打算要进一步发展壮大沙洲游击队，主张在铜陵各洲都建立游击分队，做了一些基础工作，农民的积极性也很高。章啸衡二建武装时以他们为基础，很快就把队伍搞了起来。

原来在上自大通，下至江苏的沿江一带有不少地方联保、土匪、帮会等杂牌军队，他们虽势力不大，但都各自控制着一块地盘。日军侵入后，有些人不愿做外国侵略者的帮凶，看章啸衡势大，且有新四军撑腰，便纷纷向章啸衡靠拢，拥护章啸衡，章啸衡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他们广泛交往，把他们牵制在共产党的周围。章啸衡二建武装，夏光普（青红帮）等一些帮、匪头子干脆率部投奔了他。

章啸衡为进一步扩大武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还大量收容了受蒋介石歧视的川军。并利用交往广泛的各种社会关系从苏南等敌后地区收买、收集了大批国民党军队溃退时舍弃的及私人匿藏的枪支弹药，武装游击队。不久，长江游击纵队又发展到五、六百人，章啸衡再次服从组织需要，又抽调了一批受过训练后的精兵补充到正规部队。

皖南事变后，章啸衡又受曾希圣同志指示再建武装，番号为长江游击支队，章啸衡任司令，李步新、黄火星先后兼任政委。曾希圣给了一个连做基础，连长胡兴娣、指导员叶为祜、书记刘英，还派程式当章啸衡的专职秘书。

1941年元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为继续捕杀新四军突围人员，于9日在马石垄召开紧急会议，策划大清剿、大搜捕。接着，县政府也开了会议，布置恢复保甲制、组织清乡队,配合顽军进行搜山清剿。同时日军也增兵加岗，对各交通要道实行严密封锁。敌、伪、顽三军倾巢出动，昼夜巡逻，四处埋伏,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皖南事变”发生时，章啸衡（化名童添一）活动在铜陵钟鸣的叶山一带。事变后，这里是新四军向北突围和敌伪顽全面封锁的前沿阵地。面对着突发的事变，章啸衡没有撤走，在阴霾笼罩的恶劣环境中，自觉下执行中共中原局关于尽量收容突围失散人员的指示。一批批突围人员接踵沓至，他不畏艰险，以宏伟胆略和不凡的智慧，往返奔波于敌人严密封锁的“刀口”之上,一批批地接应、护送、转移突围人员。

20日中午，章啸衡等在钟鸣狮子山庙里落脚，有个小和尚来说，山下米了很多部队。章啸衡一边让大家做好作战准备，一边派章尚忠出去侦探。章尚忠从庙里出来一看是新四军的部队，再一打听，是军部特务团和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负伤）及杨明、马惠芳、王保实等同志突围到此。

为使这批同志安全转移，章啸衡等即刻研究了分散行动方案。他把李步新等同志安排好，派警卫员郭文模和章尚忠下山联络、侦察，尔后把护送转移李步新等四同志的重要任务，交给了他最信得过的姚志健同志（时在新塘湖一带负责地区情报站工作，是当地人）。

此时，敌方也得到新四军一重要干部负仿突围至此的情报，他们又增派了部队，挨门挨户，逐山逐庙一日数次轮备地搜查。情况十分危急。为确保安全，章啸衡、姚志健他们又把李步新等四位同志秘密转移，安排在一个“堡垒户”家隐蔽。

不日，姚志健、曹尚福和敌后县委派来的某同志一道护送李步新等越过封锁线，安全转移至仁丰圩。

章啸衡常对同志们说：江河不纳细流不能成大川。不论那方面的人，只要对革命工作有利我们都要广泛团结，争取利用。他结交广泛，有人把他喻为“孟尝君”，但他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从不与人同流合污。

原在二战时期的中共党员王同筹（铜陵北埂王人），与章啸衡是老友，后来脱党变节，在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教育部任职。抗战不久，他回到铜陵。一天，他在游击区找到章啸衡。章啸衡不知道他已变节，便热情招待，畅叙旧情。席间王同筹说：“你已是年近半百的人了，还身为马前卒，带兵打仗，东藏西躲，过着艰苦的游击生活。何必呢？不如跟我去投靠蒋介石，保你能谋个一官半职，也好安度晚年嘛。”章啸衡一听便知他是来游说的，火冒三丈，痛斥了他一顿后，说：“人各有志”，叫他即刻离开。皖南事变发生后，已在蒋介石中央政府当上了巡视员的王同筹再次来铜。章啸衡正在环境异常恶劣的叶山、狮子山一带，从事营救接应突围人员的工作。这天王同筹带了几个心腹到叶山找章啸衡，施行二次劝降，要章啸衡跟他走。这时章啸衡虽身陷重围，但仍执意不从，理直气壮地对王同筹说：“虽然当前皖南乌云密布，但这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王同筹出于旧情，不便胁迫。他们依旧各择其路，分道扬镳。

王同筹此举，也暗示章啸衡他们已是笼中之鸟，有翘难飞。章啸衡不顾自身安危，首先把突围人员全部安排转移出去，然后才考虑到自己的处境。

当时驻扎在铜繁边境的一支部队是繁昌县的反共团，团长黄得智。这个人极其反动，心狠手辣，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铜繁边境的小孩子要听到大人说黄得智来了，都吓得不敢哭。沙洲游击队组建时，他也参加过一段时间，后来因纪律约束、生活艰苦就不愿干了，慑于章啸衡的威望，离队前他特向章啸衡说明情况。章啸衡晓以大义，并不强勉，只道“来去自由”，并慷慨解囊，给了些盘缠。黄得智感激万分地说：“大恩必报”。

章啸衡那时对黄得智的感恩言辞并不在意，这时想起来觉得可以一试，便决定找黄得智带路。章啸衡很自信，敢做敢为。当即写了一封信，派人并带上厚礼去找黄得智，约他相见。黄得智果然依信而至。章啸衡对他说：“我等要去江北，你看如何？”黄说“走我的防线，保管无事。”随后，章啸衡带着郭文模、章尚忠等人及家眷一行，由黄得智亲自陪送，沿着敌、伪、顽三军防线，从敌人鼻子底下平安出境，转移敌后渡江，畅达无为。

1941年3月，熊振作等五、六个同志在沙洲遇敌被捕押到繁昌，章啸衡写了一封信给黄得智，熊振作等才获释放。

荻港的汉奸鲍正刚与章啸衡有世交，因政治见解不同而各图前程。章啸衡在沙洲组建游击队时，鲍正刚在荻港拉了一帮人马当上了帮会的头目。章啸衡从统战角度出发，同鲍正刚保持着一定的关系，常有来往。

1939年秋，刚兼任繁昌县委书记不久的张伟烈，在敌人的一次扫荡中被视为共党嫌疑抓了起来，他报了假名假姓，说是从外地来做生意的，敌人只当他一般囚犯，关押在荻港。张伟烈知道章啸衙与鲍正刚有交往，便买通一看守（无为人）捎信给童老先生（即章啸衡）。章啸衡即派人前往荻港找到鲍正刚，只说×××（张伟烈）是他的老朋友，托鲍正刚保释。过了三天，张伟烈被保释出狱，安全到达江北，脱险归队。

1942年春，郭文模等前往荻港侦察敌情，不幸被捕，关在鲍正刚管辖的伪军监狱。章啸衡捎信给鲍正刚，不久，郭文模等就归队了。

同年，章啸衡被推任皖江参议会驻会委员。

章啸衡不仅与敌方上层人物有交往，而且在敌人下层士兵中也享有很高的威望，都尊称他童老先生。1945年日军投降时，一支驻铜陵流谭的伪军龟缩在碉堡内负隅顽抗，因我军无重武器，围攻数日不克。当我军劝其投降时，敌答话说：“信不过你们，只要童老先生说句话，保我等性命，我们就缴械。”这时章啸衡在江北，隔山隔水，要他来此实不可能。我军找人模仿他的手书写了封信，盖上用肥皂刻成的童添一字样的章子，送进敌堡。不到五分钟，伪军便弃垒缴械。

章啸衡不仅为革命荡尽了家产，而且还利用家庭在社会上的影响，去争取同仁、瓦解敌人。谢瑞生当日本翻译，张济云当日伪自卫团团长，就是通过他的关系打进去的；章家元第二次打入敌伪也是由他引见的。他还派王近英等同志以士绅身份参加保长、士绅代表性会议，做联络工作，搞证件、叫保人；教育、动员自己的侄子留在县城日伪报导班搞情报工作等。

1945年9月，坚持沿江斗争的新四军皖南支队奉命北撤。中共铜青南县委接到通知即作了动员和部署，决定：一部分人随部队渡江北撤，一部分人走水路到六合去找新四军军部，留少数武装坚持打游击，未公开暴露党员身份的人分散隐蔽。

县委副书记兼铜陵县长张世杰找章啸衡谈话，代表党组织征求意见。章啸衡从大局出发诚恳地对张世杰说：“我已五十多岁了，随军行动怕拖累领导和同志，坚持打游击也不现实。我已考虑还是留在白区做地下工作好，我在芜湖、南京、上海等地还有不少老朋友，能为革命、为人民做点有益的工作。”

月底皖南支队全体出发急行北撤，次月初部分武装、干部奉命重返铜陵，随之成立沿江中心县委。

组织上考虑到章啸衡在铜陵名声大，为确保安全决定郭文模护送他转移到苏南一带活动。县委书记杨明专为此找了郭文模，交待他要安全第一，工作第二。

不日，章啸衡与郭文模、郜先桢、胡永汉、黄士余、章尚忠、鲍华山（商人）等离家启程，扮作商人，带了伪保长庆××签发的商人身份证和组织给的一船玉米、一船黄豆作经费，顺江而下。行近南京，闻知下游水道甚紧，不能继往，章啸衡等在下关靠岸，卖了粮食后，凭商人身份证进了南京城，住进糯米巷万源客栈。不久，来搜查的国民党特务，说章啸衡等人的身份证已过时，需更换。章啸衡等随即转移至武学源，租了几间民房安顿下来。

章啸衡不愿委屈求全，聊以卒岁，不顾身处虎穴之危，八方联络其他同仁，展开白区的革命活动。不仅与章家元等先后来宁的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而且还在国民党首府内部也找到了一些关系。

此时国民党内部两派之争愈演愈烈。到第二年春，国民党彻底摧跨伪军势力，蒋介石还都。有个伪军特务张技贤（铜陵老观嘴人），随伪军垮台而穷困潦倒。他带着一家人无处栖身，便来找章啸衡。章啸衡既看他是同乡老友，又看他失势后有怨蒋之愤，可利用他来掩人耳目，拓宽情报渠道，对革命工作有利，便挤出一间房子给了他。张很感激。

1946年2月，章啸衡接到张凯帆指示，要他渡江前往淮阴苏皖边区政府。章啸衡便派章尚忠去找章家元想办法筹措经费。尚忠未找到家元，却遇到了方休，他们一同归来。章啸衡给方休看了张凯帆的信。没几天方休就弄来技术介绍信和路费。张技贤得知章啸衡要走，就要求章啸衡带走他侄儿。

章啸衡向郭文模、黄士余等交待了工作后，于五月间带郜先桢、章尚忠、胡飞鸿、鲍华山及张技贤侄儿一道渡江北行。他们雇了个毛驴车，一路避开敌人哨卡，绕道奔走。经六合，过甘泉，到天长，一站接一站地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吃尽了辛苦。在天长铜城镇找到了淮南区党委。过了几日，章啸衡带郜先桢，鲍华山畅达淮阴。章啸衡不顾途中劳累，立刻就向党组织汇报了南京方面的情况。

6月，谭震林根据华东局指示委派章啸衡返回宁沪一带，继续开展地下交通等工作，拨给两船盐作经费。

章啸衡等通过组织关系在上新河黄木场与何月波、胡治平（均为地下党员）取得联系后，住进保长尤正明家，并通过尤正明搞到“派司”（即良民证），进了南京城。

章啸衡等进城后，即在糯米巷、内桥、中华门一带以开猪行（卖仔猪）为名开展工作。一次他们偶与王同荣（与王同筹是兄弟俩，时为“国大”代表）同住一幢楼房上下。王同荣劝章啸衡留宁投蒋，遭到拒绝。章啸衡对王同荣公然摊牌说：“你我同乡老友，公事互不干涉。”王默认。他们避公就私，相安无事。章啸衡还通过王同荣与王进启（铜陵人）相见。王进启当时在中央政府×厅任职，其夫人是内务部官员。章啸衡觉得王进启这个人思想并不十分顽固，便带郭文模、黄士余多次登门“拜访”，反复地做思想工作，劝其弃暗投明。不久，王进启夫妇被争取过来，他们为地下党提供了大量情报，解放军渡江前夕，黄士余奉命秘密接他们一家转至江北解放区。

1946年底到次年初，通过郭文模一个亲戚关系，章啸衡等转至镇江泗叶洲一带，办了两所民校（章啸衡、郭文模任校长、胡永汉任教师，黄士余负责联络），以办学为名，从事地下活动。他们在泗叶州还帮助当地农民修建了一座小型排灌站，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在南京，国民党特务的活动十分猖獗，暗杀事件时有发生。章啸衡他们也经常遭到特务的盯梢、跟踪和围捕。有一天，章啸衡、黄士余、王近英三人带了一批货刚在中华门附近的一居民（姓黄）家安顿，黄木场方面就捎来了情报，说此处已是特务包围圈，什么货都不能带，必须火速转移。章啸衡三人分别扮作买菜的、挑水的、打开水的各奔东西。晚上他们在雨花台会合，没有直接去黄木场，变卖了身上的袍子及随身什物乘上去镇江的火车，在下蜀下车后改由水道转至江宁，然后才到黄木场。

后来，王近英在一次由南京往皖南送情报的返回途中被国民党特务速捕，壮烈牺牲。郜先桢因劳累过度病逝他乡。

1947年7月，章啸衡与何月波一道奉命转移至芜湖、巢湖游击区做地下交通、情报工作。1949年2月合肥解放，章啸衡带黄士余由李步新、谭启龙介绍前往山东青州华中局，途中遇到傅秋涛改去三野总部，后与民运部徐宏清一道南下，先后住蚌埠、合肥。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堑，百万雄师挺进江南。在一片欢呼声中，章啸衡随李步新一道跨渡长江，进驻芜湖，始任市军管会交际处副处长。

注：新四军三支队于1938年12月进驻铜繁边境，1940年春向东撤离。

（作者系铜陵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秘书）

资料来源：

《铜陵文史资料》第二辑(198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