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人与人之间是讲究缘分的。见或者不见，好像都是注定了一样。
缦云奶奶的故事，我前后花了五年时间去记录它，但我一直没能见到故事的当事人。
我是在2019年夏天，通过她儿子的讲述，为她写下了第一篇故事，引来很多媒体和志愿者跟进。奶奶感谢这个没见面的小友，寄来许多家乡的特产咸菜。
这期间，我几次想去探望奶奶，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给耽误了，包括她的葬礼。
我们的缘分未到，也未尽。
我决定重新完整梳理缦云奶奶家的故事，听伙伴们热烈的讨论、争辩、意难平。
更加感受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女人寻找消失爱人的故事，这是一个在时代的夹缝中，用柔弱身躯和命运相搏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值得被看见。
时间在民国，大约是1935年，地点为中国西南边城腾冲，这是一个气候极佳的城市，冬暖夏凉，空气温润，植被繁盛。
没有公路，没有汽车，没有喧嚣，一派田园风光。乡间小路上走来几乘滑竿，上面坐着新上任的腾冲县长邱天培、县长最亲近的秘书陈竹铭，及他们的家眷。
随行的有两个勤务，一个警卫，背着一支老掉牙的步枪，还不知打不打得响。
大大小小十几口人，这次是去腾冲有名的温泉度假，他们洗过澡、吃过美食，酒饱饭足正在休息时，“啪”一声枪响，几个黑衣大汉围了上来，原来是遇到土匪了。
邱县长吓得钻了草丛，警卫也趴地上不敢动，陈秘书还算冷静，对土匪说，只要不伤害人，钱财都给你们。
吓坏了的几个小孩，欲哭不敢作声。
土匪搜走钱财扬长而去，惊魂未定的邱县长才对秘书说：“竹铭兄，好险呐！”
几个小孩里，有一个叫邱钟惠的女孩，长大后成为中国获得世界女子乒乓球比赛冠军的第一人。
而我今天要和大家讲的，是陈秘书女儿的故事，她叫缦云。
是我的母亲。
1942年5月，日军占领千年古城腾冲后，城内大乱，所有人都在逃亡，包括县长邱天培。
我的外公，县长秘书陈竹铭也带着一家老小赶往腾北避难。
县长、秘书两家人开始是在一起逃，后来分开了，到腾北又聚在一起，外婆见到邱天培时说，邱县长你的毡帽都拿忘记了，我给你带来了。
邱县长哭丧着脸说，不要说是毡帽了，我现在乌纱帽都不要了。
那一年我母亲才15岁，还是个天真烂漫的少女。
随后有一支部队来到了腾北打游击，叫预备二师，是当时唯一一支深入敌占区的成建制中国军队，师长叫顾葆裕。
预备二师和临时县政府创办了一所战时联合中学，我母亲和我舅舅就被送到这所中学读书。
过了两个月，预备二师在乡里张贴布告，号召学生们加入战时干部训练班。
当时外公一家刚刚安顿好，家里困难得很，加入干部训练班至少有统一的衣服，吃饭也不要钱，而且还能为抗日贡献力量，母亲和舅舅都去报名参加了。
临走的时候，母亲还欢天喜地地对外婆说：“妈妈，我们要去穿军衣啦。”
在训练期间，母亲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日本人追杀，男队员要拼死抵抗，女队员就投江。
从干训班毕业以后，母亲和舅舅就正式进入了战地服务队，跟随预备二师师部一起行动。
他们白天就负责聚在一起写壁报，主要是宣传抗日、揭露日军暴行这类标语，晚上，男生们负责侦察敌情，同时将壁报张贴到敌占区附近。
执行这一任务的时候必须格外警惕，不然被敌人发现，肯定会丢了小命。
他们前脚把抗日的壁报贴上，日本人后脚就撕毁了这些壁报，转而贴上活捉抗日师长的标语。然后过几天，战地服务队的学生们又会再把他们的标语撕下，贴上自己写的壁报。
就这么来回拉扯。
除了做抗日宣传，战地服务队还要负责军队后勤这些。
通常一场战役结束，男生就负责清扫战场，女生就负责照顾伤兵。
母亲她们要给伤兵包扎伤口，帮他们喂饭、写信。有的伤口上长蛆了，母亲就得把蛆挖出来，再洒上碘酒，拿纱布包好。
当时的医疗条件不好，没有抗生素和麻药这些，她们就只能这么处理。有的伤员受不了痛苦，大声哭喊，母亲就安慰他们，说都是为了国家，还是忍一忍吧。
每次母亲从伤兵的帐篷出来，总是能看见成堆的尸体，有缺腿的，有缺胳膊的，还有少了半边脑袋的。
母亲和我说，第一次看见这场面的时候确实害怕，但后来看多了，也就习惯了，见怪不怪。
这些将士的遗体，被一个一个抬入坑中，统一掩埋。
记得干部训练班结课时，为了防止日军空袭，大家是在森林里举行的毕业典礼。我舅舅当时作为学生代表，还上台发了言。顾葆裕师长见我舅舅聪明乖巧，就把他收为义子。
从此，我们家的命运就和顾师长，紧紧联系到了一起。
关于战地服务团的记忆，母亲重点说了两个人。
有一次，母亲就站在路边哭，路过的参谋长彭劢看到了，就上前问她，“小姑娘哭什么？”
母亲说草鞋磨脚，起血泡，走不动了。
彭劢就拿出自己的手枪，先把里面的子弹退出来，用枪柄使劲敲打草鞋磨脚的地方，把它敲板正了以后再让母亲穿上去。
穿的是草鞋，吃的也没好到哪儿去。
部队的确是免费供饭，一日两餐，但每顿也只有一碗糙米饭、一碟蕨菜和一杯白开水，大概一个月才能打一回牙祭。
而且腾冲本地不产盐，战时物资又供应紧张，所以他们每日吃的饭菜里基本都是没有盐的，只能那么没有味道地干吃，蕨菜也是又苦又涩，难以下咽。
军官们的伙食跟普通士兵一样，士兵们吃不上肉，他们也没肉吃。
虽然条件很艰苦，但为了鼓舞战士们的精神，服务团还会定期举办一些联欢晚会，当年青春活泼的母亲，就是其中最活跃的一批人。
《松花江上》《游击队歌》《义勇军进行曲》……这些都是母亲她们最常唱的歌曲，一直到晚年，母亲都会唱。
尤其是有一首《铁蹄下的歌女》，当年母亲在台上表演完，一下台就被一群倾慕者围住了，都夸我母亲唱得好听。
他们送各种礼物给我母亲，还有直接送钱的，母亲吓得没敢要。
人群中有一个长相白净的年轻军官，母亲倒是比较有印象，因为他当时送给我母亲的是两只削好的梨，母亲还在心里暗暗嘀咕过他小气，别人送梨都是送一挑的。
母亲在服务团做得很开心，但毕竟才十几岁的年纪，离家太久还是会思念父母。正巧当时母亲腿上突然生了个疮，经部队批准，得以前往野战医院看病。
医院就在家旁边，母亲顺道也获得了回家探亲的机会。
没想到一回到家，外婆先是对母亲嘘寒问暖一番，接着就要给她介绍相亲，说对方是顾葆裕师长妻子的表弟，叫李柏如。
后来外公还叫对方来家里吃过饭，母亲一见那人瞬间有了印象，正是送给母亲两只梨的那个军官。
母亲嫌弃对方小气，年纪也比她大，没有同意这门婚事。而且当时母亲心里已经有喜欢的人了，也是部队的战友，军阶还要比李柏如高上一点。
但外公外婆很喜欢李柏如，觉得他身为军队的军需官，为人老实可靠，虽然现在军阶低，但他是军校毕业的，升职是早晚的事。
更何况他还是顾师长的表弟，当年母亲一家逃难到腾北的时候，顾师长曾经有恩于他们，又有我舅舅的这层关系，属于亲上加亲。
然而倔强的母亲没有理会外公外婆的话，还是我行我素地和另一个人交往着。
但没办法，战争把他们又推在了一起。
9月份，日军发起扫荡，逃到腾北的这些百姓又被逼到了怒江边上。
没想到，当时军部为了防止奸细过河，一早就下令封渡，母亲一家和大批的百姓一起，只能沿着江岸边往前走。
母亲的腿不好，还要领着两个年幼的妹妹，行动艰难。外公外婆手上也都是行李，分身乏术。
眼瞅着就要落后于队伍，后面就是追赶的日本兵，外公外婆心一横，打算将其中一个妹妹丢到江里面。
幸亏这事被李柏如知道了，及时阻止了外公外婆。他还拿出自己一个月的工资，给了身边的一个老乡，拜托老乡背着妹妹继续往前走。
后来东岸的友军派竹筏来接应大家，局势这才转危为安，那个差点被丢掉的妹妹也因此获救了。
事后外婆再次找我母亲聊，说李柏如救了你的妹妹，对我们家有恩，为了报答这个恩情，母亲也必须要嫁给李柏如。
这一次母亲被说动了，与李柏如订了婚。
顾葆裕（中）和舅舅陈炜（右）
母亲开始和李柏如频繁交往，渐渐地她发现，李柏如虽然是个军人，但是心思很细腻，也很懂得浪漫。
他知道母亲喜欢唱歌，还特意学了流行歌曲来教母亲。当时预备二师营地后面有个小山坡，他俩就拿那里当秘密基地，《秋水伊人》这首歌曲，就是在那里，李柏如一遍一遍教给母亲唱的：
望穿秋水
不见伊人的倩影
更残漏尽
孤雁两三声
往日的温情
只换得眼前的凄情
梦魂无所寄
空有泪满襟
……
当母亲90多岁再给我们唱起这首歌时，不由得是一声长叹。
除了教唱歌，李柏如还会给母亲讲战场上的事。
当年南京保卫战，李柏如是部队的排长，手底下的士兵全没了，他自己也是九死一生，最后钻进一条船里才逃出来的。
“缦云，我是从死人坑里爬出来的。”李柏如这么跟我母亲说。
母亲很喜欢听李柏如讲这些战场上的故事，两个人相处得也越来越好。眼见时机到了，外公就和顾师长商定，等这边战事稍微平息了，就给两个人举行婚礼。
在顾师长的帮助下，外公带着一家人安全渡过怒江，回去了巍山老家继承祖业，在县城开起了一间中药铺，自己坐诊行医。
母亲和舅舅继续留在战地服务队。直到第二年预备二师完成牵制任务，从前线撤离到大理休整，准备反攻，母亲就也跟着去了大理继续学业。
有一天，母亲接到家里来信，让她尽快回去完婚。
那年是1944年。
预备二师被临时编入第二十集团军第五十四军，准备参与滇西大反攻。
想到两年前，中国远征军的大败退，这些忍辱负重两年的中国军人，恨不得立刻马上就能上战场，报仇雪恨。
顾师长和外公商议，决定让母亲和李柏如在战斗之前尽快完婚。
到了办婚礼，母亲才发现，之前是误会李柏如了，原来他不是抠，是真的穷。守着军需官的位子，自己却是一贫如洗。
他给母亲送的聘礼，只有四只发卡，连自己结婚当天穿的皮鞋，都是跟战友借来的，穿完以后还要还给人家。
李柏如也觉得这样有点对不住母亲，但母亲完全不介意，只要两个人感情好就好了。
外婆比较心疼女儿，说陈家第一次嫁女不能太寒酸了，特意让厨子做了八碟八碗十六样菜，“四凉四炒四烧浆”。
母亲有一个当空军的叔叔，专门从杭州送来一件纱丝的旗袍，母亲就是穿着这身旗袍出嫁的。直到晚年母亲都说，那身旗袍是她这辈子穿过的最好看的衣裳。
可惜后来家里没钱，旗袍被母亲给卖了，换了一只金手镯。
母亲结婚那天，巍山的乡绅都过来了，还是县长给证的婚。当时顾师长去前线了，没能参加他表弟的婚礼，不然更加隆重。
婚礼张罗得特别热闹，外公还雇了一名照相师傅，给母亲和李柏如拍了一张结婚照。谁能想到后来世事变迁，这张结婚照竟成了母亲这辈子最美好的回忆。
新婚之夜，李柏如难掩喜悦之情，还给母亲唱了一首《定情歌》，歌词唱道：“你我同在一条战线，纵海枯石烂，也毁不了我们的坚贞……”
婚后不久李柏如就上了战场，母亲想起服务团的尸体，担心他会死，就一个劲儿哭。
李柏如就安慰母亲说，你在家好好的，等我凯旋归来。
母亲和父亲的结婚照
从1944年5月11日到9月14日，共历时127天，腾冲反击战大获全胜，成了抗日以来，国民党军收复的第一个有日军驻守的县城。
这一战，预备二师共有2198名官兵为国捐躯。
其中来凤山，是这场战役中最重要的军事高地，顾葆裕师长因为带领部队攻下来凤山的英勇表现，还被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嘉奖过。
后来顾师长在重庆购置的一处房产，就命名为来凤山庄，以纪念这场战役。
当年年底，母亲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取名李冠南，也就是我。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提出要还都南京，父母开始考虑是去是留。
此时父亲调到昆明的汽车部队工作，跟着去总部当然更有前景。但母亲心里肯定是不愿意离开故土的。
虽然巍山的生活谈不上优越，但父母弟妹感情很深。何况当时母亲也就十六七岁，还舍不得双亲。
不过最终，嫁鸡随鸡，母亲还是决心要跟丈夫一起离开。
我当时还太小，母亲说，父亲所属的汽车部队给每个军官都配了一辆汽车，基本上一家或两家共乘一辆，一队人浩浩荡荡地从云南开往南京。
到贵阳时，就驻扎在之前美军的基地帐篷，那里还有美军撤走后留下的物资，奶粉啊、吃的用的都有。
车队一共在贵阳滞留了十多天吧，之后就从贵阳去到湖南，再到江西，最后是南京。
到南京以后，父亲就到了联勤总部工作，总部下面又分为若干个分支机构，我父亲所在的叫陆运司。
虽然那时候父亲每天上班都很忙很累，但他对家里依旧尽职尽责。每天回到家会主动做家务，收拾东西、打扫卫生。
有时候父亲下班回家，看到母亲背着年幼的我，饭还没做熟，他就赶紧把我接过去，自己动手煮饭，煮好了才叫母亲过来吃。
南京夏天天热，父亲把凉席翻出来，亲自把上面落的灰擦干抹净了，给我们铺上。晚上还是闷，父亲就拿报纸做成一个扇子，坐在旁边给我们扇风。
父亲在军队一直做的是文职，心思细腻，性格内敛，他对母亲，对我们的好，从来都是体现在生活细节里，润物细无声的那种。
母亲怀妹妹的那段时间，父亲太忙，把我们送回了老家嘉兴一个姑妈的家里生活了一段时间。
那天我们是坐着军用吉普车去的嘉兴，有一段路是行驶在运河边上。我趴在车窗上，看到落日照在运河的水面上，水光映着红彤彤的日光，我想不到怎么去形容，只觉得很美，现在回忆起来，仍然觉得是这辈子见过最美的景象。
姑妈家浙江人有个习惯，天气热的时候，他们就只吃稀饭这些。我母亲有些不适应，而且当时她身上还怀着我妹妹，有些营养跟不上的感觉，总有点吃不饱。
母亲一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开口，后来忍不住跟姑爹讲了，说经常会觉得肚子饿。姑爹听了也是很诧异，说母亲怎么不早说呢，到家里面了还让你饿着肚子，多不好！
我们在乡下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回到了南京。不久，我的妹妹亚珍出生了。
在南京短暂的两年，应该是我们一家最幸福的时光了。
我对在南京最深的记忆，就是周末我们一家四口出去玩，南京的几个风景区，玄武湖、中山陵、夫子庙这些，父亲都带我们去过。
我和妹妹，他就一个背，一个牵。
再后来，父亲就越来越忙了。
父亲所在的陆运司，负责调度火车车厢，保障后勤物资运输这些。那段时间里，他总是早出晚归的，因为内战越来越激烈了。
大约是1948年初，国民党败局已定，部队里面，大家都在自顾不暇，各自寻找前途。
一开始国民政府要迁到广州去，父亲的联勤总部也要跟着到广州去。但父亲不想，他跟母亲商量，决定还是应该回西南去。
就算跟去了广州，到时候也不知要去哪里，还不如回西南，起码还可以回老家。
父亲和母亲就这么商定了，一家人往西南，到了重庆。
当时联勤总部下面还有一个汽车修造厂，我父亲就跟上面争取，调任过去。就这样我们就到了重庆。
当时我大概5岁左右吧，已经记得一些事了。
父亲的工厂就在嘉陵江边，设在山头上。从那个角度看出去，风景很好，可以看见嘉陵江里边的船，那些小汽船每天来来往往的，我和妹妹经常就那么数着船玩。
小孩子不懂，我和妹妹的那段童真时光，是那个乱世里难得的安宁。
我们一家四口
秋末冬初的时候，天气已经有些冷了，有一次父亲和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一家人去看电影。我们在街上走着，当时我戴了一顶很时髦的毛呢帽子，突然就从前面冲出来一个小偷，抓了我的帽子就跑。
我父亲就去追，追了几条街也没追到。
新买的帽子就这么没有了。
若干年后，我都记得父亲去抓小偷的背影，多勇敢的父亲呀。
那时候的重庆街头真算得上是兵荒马乱，穷人乞丐到处都是，随便走在大街上就很容易被抢了钱。还有许多市民、大学生，拉着横幅在街上走，喊着“我们要吃饭”什么的。
没过多久，国民党就彻底面临垮台，我们这个小家，不得不再次考虑前程的问题。
摆在父亲面前的就两条路，要么就是跟着队伍往台湾方向，要么就是继续往云南回老家。
出来的这几年，母亲也一直很想念外婆，每到逢年过节，她总要寄些礼物回去。我们路过景德镇的时候，母亲还特意买过一尊瓷的观音，说要带给外婆。
最终我们决定回去云南老家。
但是回云南，说起来容易，毕竟相隔着上千公里，还是有些困难的。首要的就是钱的问题。
虽然说父亲是一直在联勤总部工作，但实际上也没攒下什么积蓄。
这个时候父亲又想到了自己的表姐，顾葆裕师长的太太。当时他们一家也住在重庆，就在他们那座来凤山庄里。
母亲找到了顾太太，说明了情况，顾太太很大方，就给了我们一些钱，买了回云南的机票。
舅舅那时候就在昆明，是他来机场接我们的，我们当晚安顿在了亲戚家里，第二天母亲就迫不及待地往巍山老家走了
母亲一个人带着我和妹妹，还拎着许多皮箱，都快到大理了，结果发现，可能是没捆好一路颠簸的，掉了一只皮箱。
母亲只好先把我们兄妹安排在旅社里，自己又回去路上找。遇到了一队修路的，正好他们捡到了这只皮箱，二话没说就交还给我们了。
母亲回来感叹，虽然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但也不是所有人都是贪婪的、不好的，还是有好心人的。
一路跌跌撞撞的，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安顿下来，母亲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们两个小孩子也受母亲感染，跟着一起欢天喜地的。
父亲比我们晚了一天到昆明，因为他回来还带着公务的。
父亲所在的503汽车工厂，当时派了一个副厂长和我父亲一起过来，想看看昆明有没有合适的厂址，准备把汽车厂搬过来。
我父亲当然是最希望厂子能迁过来的，可惜那种情况下，云南这边的形势也越来越紧了，最后副厂长就自己飞回了重庆，父亲回了巍山的家，迁厂子的事也不了了之。
本来以为往后就可以这样子，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了，结果，事情又发生了变化。
我们回到巍山大概半年左右吧，1950年3月的一天，我妹妹正在家门前玩耍，抬头看见两个男人从街南面走过来，走前面的那个中等身材，模样比较俊秀，后面那个高大一些，满脸的络腮胡子。
两个人都穿了蓝布的罩衫，脚上是草鞋，背着个草帽，像是行脚商贩。
他们向一个街坊打听陈竹铭家在哪里，那街坊转身就冲妹妹喊道：“陈妹，来你家的！”
陈竹铭就是我外公，曾经的腾冲县长秘书。
妹妹以为家里来客人，高兴地就往家里引。
外公看见那两个人都愣住了，明显吓了一跳，反应过来以后就赶紧把他们迎接上楼上书房了，还叫人去把我父亲也找了回来。
那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大个子，就是顾葆裕师长，另一个是他的参谋长，叫叶遯如。
原来几个月前，一二四军战败，军长顾葆裕负伤，被解放军俘虏了，他是趁乱跟参谋长叶遯如逃跑出来的。
他们丢掉军装，换成了便衣，装成商人模样一路辗转，过来投靠我家，打算寻找机会出国，再借道去台湾。
收留国军军长，这在当时如果被发现的话，是会掉脑袋的事。
可是顾葆裕和我家有亲，我父亲是他妻子的表弟，我舅舅又是他的干儿子。何况当年在云南打仗的时候，顾师长没少照顾我们家，就连我们家从重庆过来的机票钱，还是顾太太给出的。
所以父亲和外公也没犹豫，就让两人在家里秘密住下来了。
外公家房子分楼上楼下，他俩就整天待在楼上，很少下楼，也不接触外人。偶尔碰见邻居问起，家里人就说是我们的大伯，来投奔亲戚的。
顾师长待得也是无所事事，印象里他每天不是在院子里打拳，就是窝在房间里读英语。
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在吃饭这件事上。大概是因为打仗时候苦过来的，顾师长吃饭很节俭，碗里面的饭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的。
他习惯留一片肉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拿这片肉在碗里转一圈，和着残留的饭菜，一起扒拉到嘴里。
顾师长两个人一共在我家待了40天，身上伤也痊愈得差不多了，后来联系上了下关的一个联络站，他们计划到缅甸去跟李弥会合，再从缅甸去到台湾。
他们也是很够意思的，临走前还特意买了一头活猪给我们，报答在我们家里住了这么长时间。
走的那天家里还特意蒸了许多包子，带给他们路上吃。母亲和外婆还提前替他们俩各准备了一套换洗衣服，两双布鞋，一双布筋草鞋，一张毛毯。
父亲说好要送两个长官到下关，然后再回来，来回大概两三天。
母亲目送着他们出了门，没走两步，父亲又返回来了，说忘了拿手巾。母亲拿给他，父亲擦了汗回身抱了抱妹妹，又匆忙赶他们去了。
不一会儿父亲又跑回来了，这次是发现忘了拿打火机。母亲忍不住埋怨他，说他没带就去路上买嘛，忘性这么大，还让顾师长他们等着。
父亲没回话，又抱了我一下，对母亲说照顾好两个孩子，转身走了。
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父亲。
父亲走后大概两个月，家里来了一批穿军装的人，是当时驻守滇西的十四军。
他们进来把我外公带走了，押到下关去了，母亲也被抓了，但好一点，抓走关了几天又放回来了。
这批部队是来查顾葆裕、叶遯如逃跑的案子的。
案发开始是在大理。
当初顾和叶两个人刚跑出来的时候，曾在大理一处熟人家落脚，那人是之前预备二师医院的院长，抗战胜利后离开部队，开了家药房卖药。
顾和叶在院长家住了几天，觉得大理也不安全。他们那时候就想好要从边境逃去缅甸，于是就一路到巍山，找来我们家。
据说他们走后，是有人举报的，说院长家里曾经收留过逃跑的国民党军官，院长当下就被抓起来，部队的人顺着线索一路查，查到了我们家。
这个案子在当年轰动一时，牵涉很广，前后有二十多个人被抓。有关几天的，有判刑的，也有枪毙的。
院长就被枪毙了。我外公经过一番审讯后，最终被判了8年，下押到洱源农场改造。
到了这时候母亲才反应过来，那天，父亲应该原本就是打算好要走的，只是没有明说，是怕母亲知道了不同意。
外公对这件事心里也是有数的。
难怪那天父亲走的时候那么不舍，来来回回几次，还把我和妹妹的照片带了一张走。
难怪离开的前几天父亲就行为异常，心事重重的，晚上也是辗转难眠。
母亲终于把所有的蛛丝马迹都联系起来了，她怪自己傻乎乎的，父亲走的时候她才二十二三岁，心里还很幼稚，他们没有将事情同她挑明，她就真以为父亲送到下关就回来了。
母亲用了大半辈子，终于想清楚了，她没有丝毫埋怨父亲。她只是可怜，不知道父亲要走，都没给他准备一份行李，做一双新鞋。
父亲就穿着一身衣服、一双鞋走的，连件换洗的都没有。这一去，不知道还有多少坎坷路要走。
同时她也庆幸，父亲做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如果不走，此刻父亲一定已经被枪毙了。保住了命，以后寻找机会，还是可以回来的。
母亲坚信，父亲一定会回来找我们的。
谁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更是世事难料。
顾葆裕的案子刚发了一年不到，又开始土地改革了。我们家因为开医馆赚了些钱，手上有一点土地，就被定成了地主。
原本就有顾葆裕的案子在前，现在相当于罪加一等。
按当时政策，被划成地主的人家，所有的房子、财产都是要没收的，家里所有人要送到农场去改造。
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东西都被收光了，这个过程是挺可怜的。
按他们的说法，我们从现在开始要自食其力。但是留给我们的生活、生产资料又少得可怜，仅仅是一口锅、一套被子这些。
本来按照政策，我们穿在身上的衣服是可以保留的。当时我母亲的妹妹，我们的姨妈，也才十四五岁吧，想法也很幼稚，她以为把衣服尽量套到我们两个小孩子身上就不会被收走。
我和妹妹每个人身上都套了四五件衣服，穿得雍臃肿肿的。结果抄家的人一看我们，就说：“你们还狡猾嘛，怎么让这些孩子穿那么多？”
就把我们身上穿的也给扒了，只剩下一两件。
那一年舅舅还在昆明上学，躲过了这场灾难。剩下我们五个人，外婆，母亲，姨妈，我和妹妹，都被撵到了县城以北的瓦村，安排在一个穿风漏雨的窝棚里面，分了一点地。
一切都要从头吃苦了。
母亲从小也是被娇养着长大的，一开始是在念书，后来加入战地服务队，嫁给我父亲也是做军官太太，从来没做过这些农活。
一到了农村，什么也不会，割草、砍柴、挑东西，啥都要现学。
母亲也不娇气，很能吃苦。每天跟着一起打赤脚穿草鞋，下到土地里去干活。
得知附近正在修建国营农场，我母亲就到那个农场去打短工，每天一毛钱两毛钱的，拿到钱就去买点粮食，买点油盐柴米这些。
我们所在的村子是彝族小山村，他们有个劳动习惯，背东西不是背在肩上，是用一根带子勒在头上。头上用布条围一圈，叫做包头，那根带子就勒在包头上。
一般一次要背四五十斤，比如下地的肥料，去山上割的茅草，还有生活用品，水啊这些，都是要靠背的。
当年才二十出头的母亲，就用这么根带子捆在脑袋上，一背就背了三四十年。晚年的时候她自己照镜子，发现头骨上有一个洼陷，形状正跟那背带是吻合的。
日子肯定是苦的，但好在母亲和姨妈年轻，外婆也才四十多岁，都还能够自食其力，能够苦一下来抚养我和妹妹。
家里没有男人，我们一家五口就这么相依为命。
在瓦村期间，母亲每天都要挑120斤的粪，推30斤的大板车，还得下地干活。再苦再累也得咬牙完成，因为如果完不成这些任务，母亲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然而即使完成了，一天也只能分到8两稀饭，根本填不饱肚子。幸得村里有个善良的铁匠可怜母亲，偶尔会送来点乳扇充饥。
白天干活累一天，晚上母亲已经没了力气，几乎是倒头就睡。
记得刚住进窝棚里的时候，我们连块床板都没有，晚上一家人就铺上草，睡在地上。一天夜里火把草点燃了，母亲都还浑然不知，幸亏邻居发现及时，叫醒了母亲外婆，我们一家人这才逃了出来。
后来母亲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姨妈也到了年纪，要给她找点出路，就做主要把姨妈嫁出去。
那时候姨妈认识了一个叫殷家龙的人，这人原来也是在国民党里面当兵的，后来起义又复原，在一个小学当老师。
正好这个人来向姨妈求婚，我姨妈还有点犹豫，母亲就当机立断，跟姨妈说，你必须跟人家走，不走怎么办，现在家里日子都要过不下去了。
当时的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小学里也有人管着。知道殷家龙向我姨妈求婚后，那些人就威胁他，说你不能娶地主的女儿，如果娶了，对你是会有影响的。
但他已经下定了决心，最后两人还是成了亲。
我这个姨爹本来是在城附近的小学教书的，那些人为了惩戒我姨爹，就把他安排到了山区里去，离巍山县城走路要走两三天。
我姨妈就这样子跟着去了，不管怎么说，到底算是有个出路。
从这件事也能看出来，我母亲其实是一个挺无私的人。本来如果姨妈不嫁人，还能跟着她一起劳动、照顾家里，如今姨妈走了，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母亲的担子就更重了。
当时也有人想来给母亲说亲，我母亲年轻时候人长得很漂亮，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出来，如花似玉的，也有不少人愿意娶我母亲。
但是母亲自己不愿意。
外婆也劝她，毕竟还年轻，还是应该再找一个，就是多个帮手，也可以帮帮我们。
但母亲就很倔强，坚决不同意。
她说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到了人家家里面，搞不好要受气，会让人看不起的。
其实，母亲一直有一个信念，父亲不会就这样抛弃她不管了的，迟早要回来，只是现在形势不好，回不来而已。
抱着这个信念，母亲就觉得靠自己的一双手，也一定能把一家老小都养活。
舅舅是解放初期进的大学，知道我们受困难后，变卖了一些旧衣服，筹集了一些钱寄过来。
东拼西凑的，大概有“一百万”，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块钱，那时候货币的面值大。不过在当时也不算小数目了。
那时候不像现在，寄什么都能到个人手里，东西寄到当地就可能被截住。
舅舅的这笔钱到不了农村，到了城里邮局里面。居委会的人知道以后，就叫我母亲去到邮局里把钱取出来。
母亲到了邮局一问，对方说得盖个章才行。母亲哪里有章，只好借钱去刻章，想说把钱取回来以后再还给人家。
谁知道去邮局办了手续以后，那些居委会的人就把钱给收了，说我们是地主，这个钱不能给我们。母亲也没办法。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就一直处在一种极度贫穷的境况里，舅舅上学也都是靠着助学金维持，两边谁也帮不上谁。
我妹妹在七八岁的时候得过一场眼疾，一只眼睛发炎了，疼得很。然而当时家里实在窘迫，拿不出一点钱来给妹妹治疗，她那只眼睛就那样疼坏了，再也看不见东西，终身只有一只眼睛能看见。
到1954年舅舅毕业开始工作，一个月工资可能有50来块，他就开始每个月给家里面寄钱，一般是10块。
我读书的钱就是从这个里面来的。
舅舅（中）与父亲、顾葆裕妻弟（右）
我们对舅舅一直非常感恩，但舅舅自己觉得，反倒是他对不起我们。因为顾葆裕是舅舅的义父，我父亲李柏如又是顾葆裕老婆的表弟。
按我舅舅的说法，就是因为这么一个牵连，才最终造成了我母亲一生的悲痛。我们受到的这些牵连，说不好听一点，也只差没把命搭进去了。
所以舅舅总认为，他对我母亲有一种愧疚在。
当然我母亲肯定不这么想。
现在不是经常说一句话嘛，时代里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大山，承受不了的。
舅舅在昆明上学期间，收到过一封我父亲的来信，探听家中的局势。舅舅不敢多言，回信说，因为他们的事，家里祸乱不断。
自此，父亲便没了音讯。
下放农村那一年，我八岁，到了那里就跟当地的孩子一起上小学。
虽然我们家很困难，但我母亲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一定要让我靠读书成才，脱离那个环境。
这是我母亲一生的愿望。
我也还算争气，成绩一直不错，上完高小后就到城里面读中学去了。
我在上学的时候也是很苦的，吃穿没有不说，还要受气。一个原因是我们家的成分问题，还有一个原因，这里是彝族村寨，大部分人是很好的，但还有一些就对汉族有成见，很会虐待我们。
好在老师们对我还是很好的，他们毕竟有文化，知书达理，对社会变迁这些也能理解。
那时候每天中午，我母亲就挑担子来给我送午饭，一个粑粑两个玉米，我一个半大的男孩子，这些肯定是吃不饱的。
老师看见了，就叫我母亲以后不用送来了，说这点东西遍地都是，以后他就从自己的伙食里面分一些给我吃。
那些有钱一点的人家的小孩就笑话我，说我是“叫花子要饭吃”。
往后我又读了6年中学，面临着考大学的问题。
以我们家的成分，升学肯定是想都不要想的，母亲思来想去，觉得我是不是可以按父亲李柏如家的成分算，就去联系父亲的老家。
然而没成想，我的爷爷在土改之前就过世了，没赶上划分成分，其他亲戚也是谨小慎微，根本不敢提家里有个在国民党当军官的亲戚。
我还是没能上大学，只好去工作了。当时有一些来招工的，也是觉得我这个家庭是个问题。
招生办就把我的这些档案资料分发给需要招人的单位，我的档案被交通厅提走了。他们看到我的家庭情况，也是有点恼火，不过也还是很希望我过去。
当时交通厅有一个干部处长，是个老红军，他就专门派了下面一个人事科长，骑一个单车，找到了我们巍山老家，跟我母亲说，是来吸收我去工作的。
我母亲一听就很高兴，碰巧那天我不在家，去城里了，母亲就跟着人事科长一起到城里面来找我。
那一路的情形，后来母亲跟我讲起来，就像笑话一样。
那个人事科长骑了一个单车，我母亲是走路，他们俩没法同步。但我母亲希望我工作的心很迫切，一定要跟着人事科长一起来。
结果就是，那个人事科长在前面骑车，骑一段路就等一等我母亲，我母亲再小跑着跟上去，两个人就这么一等一停地跑回了城里。
到了城里以后，人事科长跟干部处做了汇报，他们看看我的情况，就说你要写一个对你家庭的认识。
我现在都还记得，当年我写这个认识，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我出生在一个罪恶的家庭……”
就这样，我终于被吸收参加工作了，单位在楚雄，在汽车总站的材料科管器材，离老家大概两百公里。
因为知道自己出身不好，工作以后我也是勤勤恳恳，自学了一些东西，平时待人接物也是很注意，很礼貌，尽量想好好表现。
但无论怎样，我在单位想参加民兵啊，进修、学习呀，永远都不会轮到我头上。
参加工作以后，有了经济来源，我就寄钱、写信给家里，希望妹妹也能读书，然后出来工作。
结果那些贫下中农就不准我妹妹读书，理由是，地主的子女只能够接受改造，不能够读书。
我妹妹比我小三岁，只读完了高小，再往上升就不允许了。
当初妹妹退学的时候，连学校的老师都希望她能继续读下去，老师就说妹妹成绩也不差，学习表现也很好，应该继续读书。
可是老师也没办法，学校支持妹妹读书，那些人也会给到老师压力。
为此，那些人还特意批斗我母亲，说“陈缦云动机不纯，她想把两个娃娃先后都搞到外面去工作”。
他们对我母亲又是谩骂又是殴打，说话也很刻薄。
他们对我母亲说：“陈缦云，你不要以为你要离开这里，你是来接受改造的，你想离开是不可能的。”
有一句还说：“你就是风吹进来，牛也把你拉不出去”。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母亲来到这里，是像风一样吹来容易，但是她想要出去，牛也拉不出去的困难，永远不可能离开这里。
有天晚上，民兵队长提着一把刀冲进了家里，喝令我母亲说去交代问题，强行把我母亲拉走了。
那是母亲一生最黑暗的时刻，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只想一死了之。外婆紧紧抱着母亲，劝她要为我和妹妹着想。
母女两个抱头痛哭，外婆对母亲说：“我对不起你，你供养我，我陪伴你，希望有一天，李柏如回来，我把你交给李柏如，我也就可以瞑目了。”
最后因为这些事情，妹妹书也没有读成，工作也没有，只能跟着母亲一起在农村劳动，一直到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出嫁了。
对方家是城里的，也是地主家庭，那个年代结婚就是高配高、低配低，我们这样的人家要找贫下中农子女结婚是不可能的。
母亲有个私心，她希望妹妹嫁到城里，这样以后也许我们可以有机会回去。
是的，不管别人怎么阻挠，母亲都没放弃过希望。
外婆在农村劳累了几十年，患了肝癌，1980年病逝了，我们在巍山城郊埋葬了外婆。
外婆过世不久，国家落实了“地富反坏”政策，母亲拿到了一纸平反通知书。
接到平反通知书的那天，母亲和外公就自动搬回了城里，外公住在我姨妈家，母亲就跟我妹妹、妹夫住一起。
我们就自己默默搬走的，离开也没想过要通知谁。
说起我外公，当年因为顾葆裕的案子，外公被判入狱8年，在一个农场劳改。劳改结束以后又留队了两年。
这也是当时的一个政策，犯人关押期到了以后，还要继续留在监狱单位一段时间，只是身份转变了，不再是犯人，变成职工了，有工资，也不进牢房，给分配宿舍。
单位就利用他留队的时间，对他继续管制、观察，确定改造好了才会放回家。
留队期限有长有短，外公是留了两年，前后算一起一共10年，才终于回来与我们团聚，也是在农村的家里。
外公到农村以后是在民办诊所工作，他本来就是个老中医，在监狱服刑的时候也是监狱里的狱医。
后来老人家还很长寿，一直活到了97岁，2004年过世的。
母亲搬回城里以后，我们一家就勤勤恳恳工作，做了点生意，经济慢慢好转了，也盖了自己的房子。
改革开放以后，我姨妈还办了一个工厂，生意不错，有一定规模，也积累了不少财富。
痛苦压抑了30年，我们这一家终于算是喘过气来了。
我们一家人妹妹亚珍（左一），我爱人（后排），我抱着孙女
自从父亲离开，往后这几十年，我们一直没有得到过父亲的消息。父亲走的那一年我才6岁，如今我自己都已经为人父了，对父亲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
母亲偶尔也会跟我讲起父亲，尤其是在农村最艰难的那几年，回忆起来的都是那些美好，比如在南京啊、在重庆啊这些生活。
母亲就坚信，父亲是绝对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他迟早要回来的。
母亲后来和我说，她接到平反通知的前一天晚上，竟然梦见父亲来到茅草屋前，穿着离家时的那件旧衣服，洗得泛白。
梦中父亲从衣服内衣口袋里翻出一个严实的小包，拿出一个金镯子给母亲戴上，说“缦云，我回来了，再也不走了。”
母亲话没说完，就一下惊醒了，只剩满脸泪水。
是啊，梦中的父亲到底去了哪里？
现在，这是我们心里最大的疑问。
记得王尔德曾经说过，“我们都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缦云奶奶一家的三十年，寥寥数语当然不足以道尽，也无法形容他们的处境。
让我敬佩的是，不管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在阴沟里，他们都不甘心待在原地。
他们拼了命爬起来，在荒野之中，一步步求生，以找到最好的自己。
那消失的李柏如呢？他的三十年又在哪里？他又会有怎样的处境？是阴沟还是光明？
缦云奶奶一直以为他去了台湾。
其实他并没有去，留在一个离家最近的地方。
下周我们一起和奶奶寻找突然消失的爱人。
编写：霞姐 佳汇
（图片由讲述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