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 9 月，历史的车轮在动荡中前行。回顾 1938 年的那个多事之秋，广州这座华南重镇，面临着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
广州，地处中国南部，三江汇合之处，濒临中国南海，是华南沿海最大的城市，更是华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国利用香港输入外援物资的主要通道。其战略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
早在 1937 年 12 月底，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就提出了在广东大亚湾登陆的设想，然而却因遭到日寇海军的反对而终止。但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1938 年 7 月，日军大本营确定在武汉作战的同时进行广州作战。
9 月 7 日，日军大本营御前会议正式作出了攻占广州的决定，同时下令编组第 21 军，担任攻占广州的作战任务。9 月 19 日，下达第 21 军战斗序列，由台湾军司令官古庄干郎降任司令官，下辖第五、第 108、第 104 师团和第四飞行团等部，并决定由海军第五舰队配合第二十一军，攻广州附近要地，切断中国通往国外的主要补给线。
10 月上旬，日寇第 5、第 18、第 104 师团在澎湖列岛的马公集结完毕，待命出动。而此时的中国，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广东设立第四战区，由何应钦兼任司令长官。但令人遗憾的是，军事委员会却始终未把广州作为重点防御地区。
由于广州临近香港，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一厢情愿地将国家的命运托付给了英国，认为如果日寇进攻广州，必将损害英国的利益，英国可能会出面干涉，并由此判断日寇不会贸然地进攻广州。基于对战略形势的错误估计，广州始终未被当作重点防御地区。不仅如此，第四战区范围内的广西被抽调大批兵力到华中作战，致使华南兵力极为薄弱。在武汉会战前期，蒋介石为加强武汉防守，还从广东抽调了 4 个主力师。
1938 年 9 月 7 日，就在日军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进攻广州的当天，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成就向蒋介石报告，日寇在武汉会战期间已同时进犯华南，但没有引起蒋介石的注意。10 月 8 日，根据英军情报机关的消息，吴铁成又以急电报告蒋介石，日寇可能在 10 月 11 日前后大举进犯广州，蒋介石对此仍是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日寇的宣传战。
他不仅没有下达加强广州防务的任何命令，反而要求余汉谋在抽调一个师的兵力增援武汉，认为只要武汉能守，则粤地无虑。余汉谋接到蒋介石调兵的指令，还没来得及派兵北上，日寇就发动了进攻广州的作战。
早在 10 月 4 日，日寇第 21 军就下达了进攻广州的作战命令。第 18 师团从大亚湾西北角沿黔港澳头港一带登陆，迅速北进，攻占淡水，行进至惠州附近东江一线，准备渡江；命第 104 师团从大亚湾东岸玻璃厂地区登陆，迅速沿平海至惠州公路占领忍山，并向平潭集结；命第 9 旅团从大亚湾东北角的沿造北地区登陆，迅速北进，攻占东江南岸的横沥镇渡口，从东隅回策应第 18、第 104 师团进攻惠州，极渡过东江。
余汉谋完全没有料到日寇会从大亚湾登陆，他把原先驻防惠州的粤军第 63 军调往虎门一带，加强虎门防御。虎门，中国南大门的海防要塞，是水陆进出广州的必经之路，素有“金锁潼关”之称和“南海长城”之誉。
历史上，凡是从海上沿珠江水道进犯广州，就必须先攻占虎门。那么，日寇为什么不打虎门，而是先打大亚湾呢？日寇显然受到了淞沪会战登陆金山卫的启发。当时，日寇和中国军队在上海打得胶着，日寇为打破僵局，派出军队绕到上海西南侧的杭州湾，在金山卫登陆。中国军队担心后路被断，很快就放弃了上海。
这次，日寇陆军估计重演，对广州进行迂回包抄。事实证明，这一招果然奏效。大亚湾是中国南海的重要海湾，位于广州侧翼，有公路通往广州。日寇占领大亚湾后，可以利用公路便利，输送优势兵力进攻广州。一旦广州得手，再从背后进攻虎门，在避开虎门强大炮火的情况下，轻易将其攻破。
那么，余汉谋为什么如此自信日寇会将虎门作为进攻重点呢？其中的缘由要从一年前说起。在 1937 年 8 月淞沪会战全面打响后，为了切断中国军队的外援渠道，日寇海军先后两次对虎门发起进攻。国民政府海军部部长陈策主动请缨，亲临虎门督战。陈策为了守住虎门，在与日寇的战斗中身负重伤，失去了一条腿。在陈策的带领下，中国海军和虎门官兵浴血奋战，利用暗炮的巨大威力，两次挫败了日寇的作战企图，守住了虎门。
两次虎门之战的胜利，让余汉谋走向了一个极端，过度迷信海军的虎门。但是他忽视了，前两次虎门作战，日寇派出的仅仅是海军一支中型舰队，而这次，是重兵压境的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局势发生了变化，余汉谋的作战思想却一成不变。
1938 年 10 月 9 日，日寇第二十一军在海军第五舰队的护卫下，从马公启航，11 日抵达大亚湾。当时，守备大亚湾滩头阵地的中国军队仅为新编成的一个特务营，他们对日寇的行动始终没有丝毫察觉。日寇在预定地点顺利完成集结后，10 月 12 日凌晨，其先头部队在数十艘军舰和 100 余架飞机掩护下，在大亚湾强行登陆。面对突如其来的日寇，惊慌失措的守军一触即溃，仓皇撤退。
10 月 13 日，日寇第 18 师团在大亚湾登陆，一路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占领淡水后，于 10 月 14 日迅速推进至惠州附近。第 104 师团在大亚湾东岸登陆后，连续攻陷平海、忍山、棘龙。10 月 13 日进抵惠阳南侧地区，作为后续梯队尾随第 18 师团推进。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兼外相近卫文麿召回各国大使，宣布日本在华南战事开始，要求各国避免一切圆滑行动。
看着形势严峻的广州，蒋介石这才如梦初醒，急忙从武汉战场抽调九江以南的粤军第 64、第 66 军支援广州，但远水救不了近渴。错误的战前部署，千里之外的援军，根本无法阻止日寇的推进速度。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寇，余汉谋令粤军第 151 师坚守惠阳，令粤军第 153 师主力及独立第 20 旅占领横岗一带阵地，掩护广九路，令调集驻守潮汕、海丰及陆丰防务的粤军第 157 师赶赴横沥，侧应惠阳方面的作战。10 月 14 日夜，日寇冒雨对惠阳城发起攻击，中国军队粤军第 151 师依托城防攻势，顽强抵抗。激战至 15 日拂晓，因兵力火力的巨大悬殊，被迫撤出惠阳。七时许，日寇攻占惠州，渡过东江，沿广惠公路向广州方向急进。
得知惠阳、惠州失守后，身在广州的余汉谋紧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粤军主力，在广州近郊的增城设置一道临时防线，与日寇展开决战。其实余汉谋已经准备放弃广州，从增城到广州有 100 多公里，如果按计划在广州和增城间作战，起码可以支撑 3 到 5 天，这就为撤退争取了时间。
日寇很快攻占博罗，于 10 月 18 日进至增城东南的莆田，与中国军队粤军第 153 师第 459 旅开始了激烈的正面交火。第 459 旅少将旅长钟芳峻率部浴血奋战，在日寇炮火的猛烈轰击、飞机的狂轰乱炸和骑兵的两翼包抄下，中方军部几乎伤亡殆尽。加上侧翼友邻部队早已溃散，越来越多的日寇已呈三面包围之势，钟芳峻不得已下令撤出战斗。
10 月 20 日，日寇占领增城，沿增广公路两侧向广州急进。广增之战，在广州战役中是双方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日本防卫厅的《中国事变·中国作战史》记载，日寇伤亡 1923 名，中国军方记载中国官兵阵亡 2954 名，伤 5645 名，失踪 2643 名。
此时的广州城在日寇飞机的轰炸下，也已经毁坏严重，伤亡惨重。日寇从 1937 年 8 月 31 日首次空袭广州起，对广州市进行了长达 14 个月的狂轰滥炸。空袭广州的日机共有近百批 900 多架次，共炸死居民 6000 多人，炸伤近 8000 人，毁坏房屋 4000 多间，毁坏船只近百艘。
10 月 20 日夜，闻之增城失守的余汉谋为保存实力，与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成、广州市市长曾养甫一起，带着党政机关向粤北撤退。1938 年 10 月 21 日，广州沦陷。当时的记者记录了 1938 年 10 月 21 日下午，日本士兵举着日本国旗，大摇大摆地在广州市区行走的情景。
于汉谋作为一个地方军阀，为保存实力，弃守广州，中外各界对此反应十分强烈。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适之电蒋介石，说广州不战而陷，国外观感甚恶。当时广州民间还流传着一句讥讽他们三人的话：“于汉吴谋，吴铁师承曾养吴仆。”
由于日寇第一阶段的作战出乎意料的顺利，日本台湾军司令官古庄干郎决定第 5 师团于珠江口提前登陆。10 月 22 日晨，日寇第五师团由第五舰队护航，从大亚湾出发，绕过香港进至珠江口，在飞机舰炮的火力掩护下，日寇登上西岸大礁岛，但遭到大礁炮台中国守军的坚强抵抗。
日寇出动 100 余架飞机配合舰队炮火，对大礁炮台连续轰击一昼夜。驻防大礁炮台的中国海军陆战队一个加强营，近 500 名官兵，全部壮烈殉国。见此情景，继任的虎门要塞司令郭思衍少将下令撤退。10 月 23 日，虎门要塞陷入敌手，而此时，蒋介石派来增援的第 64、第 66 军尚未到达。
至此，为时两个星期的广州作战宣告结束。广州的失守，其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及军事委员会在战略判断上的失误，导致了防守力量的薄弱和分散。余汉谋在兵力部署上的主观研判和作战中的错乱指挥，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广州作战是在武汉会战期间进行，中国守军几乎未组织有力抵抗，日寇仅用 9 天时间，就轻而易举地攻陷了广州，达到策应武汉作战的目的。广州的沦陷，不仅为日寇而后的南京作战建立了一个前进基地，而且使中国失去了一条重要的国际物资输入线，给持久抗战造成了新的困难。
广州保卫战的失败，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次惨痛教训。它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战略判断的准确性和兵力部署的合理性对于战争的胜负至关重要。同时，也让我们铭记那些在保卫广州的战斗中英勇奋战、壮烈牺牲的将士们，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不屈不挠地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