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 年，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支特殊的抗日武装力量——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一时期，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不抵抗政策，致使 1933 年 5 月轰轰烈烈的长城抗战失败。同年 5 月 31 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签订，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关东军对东北三省的控制，为日军攻取平津乃至全国打开了方便之门。正当国民党政府对日屈辱求和之时，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挺身而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高举抗日旗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抗战。
察哈尔，曾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省，横跨现今的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山西省和北京市，有 6 个旗和 11 个县。这里便是冯玉祥当年率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的地方。
回顾历史，冯玉祥与蒋介石曾在 1928 年交换兰谱，结拜为兄弟。然而，张作霖政府垮台后，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临时联盟转化为激烈的内部斗争。1929 年和 1930 年，先后爆发了蒋冯战争和蒋冯阎战争。1930 年中原大战结束后，冯玉祥被迫下野。此后，我们看到的影像中，冯玉祥在山西省与道河村种菜，不久后又隐居泰山。他苦心经营 20 多年的西北军从此全面瓦解，余部被蒋介石收编。
下野后的冯玉祥与中共北方组织开始建立联系，准备东山再起。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国民政府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国内外爱国人士的强烈谴责。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爱国人士希望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冯玉祥便是其中的重要领军人物。
冯玉祥看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情绪高涨，开始奔走呼号，于京沪等地积极主张抗日，但救国提案在蒋汪的阻挠下终成泡影。万般无奈下，冯玉祥前往泰山继续隐居，却仍与自己的旧部以及共产党保持着紧密联系，等待出山时机。
1932 年秋，冯玉祥的旧部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冯玉祥计划在宋哲元的掩护下，在察哈尔开展抗日行动。10 月 9 日，冯玉祥由泰山抵达张家口，与中共北方组织代表萧明会谈，希望共产党派干部到张家口帮助筹组抗日大计。此时，日军从东北出发，大举进攻热河、平津及察哈尔，局势急剧恶化。
冯玉祥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决定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组织抗日同盟军。应冯玉祥邀请，中共北方组织先后从陕西、北平派遣 300 多名干部到达张家口，推动抗日同盟军的组建工作。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冯玉祥还致电在两广地区的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人，呼吁为了抗日抵抗，大家应该群策群力，互相提携。接着，冯玉祥又请徐谦拜访胡汉民、李济深，同时派高兴亚去平津寻找帮助，并联络旧部吉鸿昌、方振武等。
1933 年 4 月，冯玉祥开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他把山西汾阳学校 3000 余名学员调到张家口，扩编成一个师，组成察哈尔抗日队伍的基础力量。还联络了从东北、热河退入察哈尔的抗日队伍，如李忠义、邓文、黄守忠等部和援袭北军。同时，冯玉祥的旧部吉鸿昌、孙良诚、张凌云、高树勋等先后抵达张家口，各自收编和装备了一部分抗日武装。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发动北平、天津和太原等地大批学生和青年，以及蒙古人民抗日武装到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虽然这些部队政治主张不同、指挥系统不同，但都一致拥护冯玉祥出山，领导同盟军抗日。
1933 年 5 月中旬，冯玉祥在张家口正式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被推为同盟军总司令。当天，冯玉祥向全国发出通电，在斥责当局不抵抗、假抵抗的同时，号召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
随着同盟军的成立，蒋介石深感威胁。在《塘沽协定》签订后，日军继续扩大对察东的侵略，张北形势告急。冯玉祥急调第六、第十六军和自卫军等赶赴张北，防御日军。派方振武和张凌云移师北上独石口，稳定察哈尔局势。6 月 22 日，张立生部首战康保，经过 3 个小时的战斗，防守康保的伪军崔兴五部向东逃窜，康保收复。
6 月 23 日，同盟军从康保兵分两路，进攻宝昌和沽源。沽源的伪军刘桂棠慑于同盟军的声势，立即主动和同盟军接洽，于 6 月 26 日通电反正。这也使沽源的另一部守军张海鹏部陷于孤立，26 日当天，同盟军击退该部后，顺利收复沽源。7 月 1 日，宝昌也被同盟军顺利拿下，察东三县光复。
但蒋介石并不认为同盟军抗日有功，反而认为同盟军违背了“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妥协的政策。国民党政府在同盟军收复多伦之前，就集结部队，准备发兵歼灭抗日同盟军。多伦是察东重镇，既是集热、察、绥之间的交通枢纽，又是塞外商业中心和军事重镇，由日军茂木骑兵旅团 3000 余人驻守，另有建制完整的伪军李守信部、溃逃而来的伪军崔兴武部、张海鹏部和炮兵部队。此外，多伦城防坚固，城外修筑八卦炮台 32 座以及内外交通壕和电网等外围工事。
7 月 4 日，吉鸿昌在大榆树沟主持军事会议，商议对策，决定以张凌云部为左翼，李忠义部为中部，刘桂棠部为右路，吉鸿昌、邓文部为总预备队，进攻多伦。7 月 7 日 23 时，吉鸿昌下令总攻，同盟军各部同时发动猛攻。日伪军凭借工事与优势火力拼命抵抗，经过三天两夜激战，同盟军除攻克部分据点外，毫无进展。10 日晚，吉鸿昌见久攻不下，亲自率领敢死队连续三次指挥登城，均遭失败，同盟军伤亡 200 余人。11 日拂晓，同盟军又数度登城，突遭日机轰炸，伤亡惨重，于是退回原阵地。
7 月 11 日深夜，冯玉祥给吉鸿昌发电文，吉鸿昌从电文中感受到了总司令焦急的心情，也感受到了压力。强攻不行，吉鸿昌采取智取。当夜，吉鸿昌派副官率领 40 余名士兵，化装成伪军，潜入多伦城内。12 日凌晨一时许，吉鸿昌再次组织攻城，当部队接近城垣时，潜入城内的部队立即里应外合，日伪军立刻阵脚大乱。同盟军趁势从北、西、南三门攻入城内，经过 3 个多小时的巷战，歼敌 1000 余人，将日伪军赶出察哈尔。至此，察东四县全被收复，此举成为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
此时冯玉祥声威大震，继而在张家口宣布成立收复东北计划委员会，声言准备出师出关，收复东北。蒋介石记恨异常，派何应钦调集 16 个师的兵力，实行全面封锁包围，用武力逼迫冯玉祥取消同盟军，停止对日作战。汪精卫在庐山发表通电，给冯玉祥加上妨碍统一政令、煽动赤焰等种种罪名。
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了遏制冯玉祥的爱国行动，一方面诋毁同盟军的胜利，另一方面增派傅作义、盛德元、王一哲等部队进驻察哈尔待命，在军事上对冯玉祥的同盟军施加压力，以牵制其抗日行动。截至 7 月底，蒋汪先后派入察哈尔的国民党军达到 16 个师，共计 15 万人。与此同时，日军两个旅团及伪军张海鹏部，共计 2 万余人，也向察哈尔边境移动，准备夺回多伦等地。
面对日军和国民党政府的紧逼，冯玉祥并不妥协。冯玉祥通电全国，说明同盟军因抗日获罪于政府，请各方主持正义。冯玉祥立刻得到了各界的响应与同情。
在各方舆论和西南实力派的压力下，蒋介石和汪精卫未敢立即出兵。于是蒋介石下令切断同盟军的经济来源和察省的对外交通，使张家口的粮食和弹药极度缺乏。而此时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经过攻打四县的战斗后弹尽粮绝，已无继续进攻的能力。加上国民党政府封锁察哈尔省，同盟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1933 年 7 月 28 日，蒋介石发表最后通牒，逼迫冯玉祥就范。同时派出蓝衣社分化瓦解同盟军，并收买和暗杀同盟军将领。不久，冯占海、李忠义、包刚、张仁杰等人或被收买或被迫归顺中央，而邓文、魏宗璞等人先后被暗杀。同盟军被逼入绝境。
1933 年 8 月 5 日，冯玉祥发表通电，忍痛收束军事。9 日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14 日离开张家口，重返泰山。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后，抗日同盟军内部发生严重分裂，同盟军大部被宋哲元收编，另有一些部队叛变投敌。方振武、吉鸿昌等在中共河北前线委员会的支持下，继续高举抗日同盟军的旗帜，率领 1 万余人转战于热河、长城一带。
到 10 月中旬，该部在北平近郊遭受日军和国民党军的联合进攻，损失殆尽。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吉鸿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而英勇就义。临刑前他写下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是冯玉祥等爱国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举起武装抗日旗帜，进行联合抗日的一次有益尝试。它得到了全国主张抗日的各派政治势力及广大民众的支持和称赞。虽然同盟军最终失败了，但他们的抗日精神和壮举，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激励着后人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