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觉得有些事情的发生，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不能一概而论。因此，他觉得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尤其要慎重！因此，在接到请他核实的一些人被列为重点隔离审查对象的请求时，黄克诚没有接见，只让秘书回了一封函件，说：“我记不清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当选举为中纪委常务书记。后来，黄克诚开始办理特殊时期的案件清查和审理。

这时候的黄克诚，两只眼睛几乎接近了失明。然而，他的家里却再次开始出现了门庭若市现象，经常有人前来递交申诉和审核材料。有的甚至痛陈自己遇到的不公。

对此，黄克诚十分谨慎，采取了少说多听的办法。他说：“越是看不见了，越要谨慎，小心说错了话。”

此外，黄克诚还提醒负责审理的人员，一定不要重犯“左”的错误，千万不要把人一棍子打死。

而对那些特殊时期犯过严重错误的军队领导干部，尤其要慎重。对此，黄克诚说：“要考虑历史背景、主观动机，尽量少判、轻判。即使判了刑，也不要殃及家属、子女。”

事实上，在为他人洗刷冤屈的过程中，黄克诚自己也有许多委屈，只不过他不想再提，并因此让他人再次陷入痛苦。这不仅是黄克诚光明磊落的一面，更是他“得到人处且饶人”的高尚品格的表现。

1979年，有人从山西来到北京，想让黄克诚对曾经带头抄黄克诚家的人列为重点隔离审查对象的事情作出指示，但黄克诚却坚持不见。

黄克诚认为，一旦见面就必然要作出指示。这样一来，那些人很有可能会遭受牢狱之灾。

对此，黄克诚的心中实在不忍。他觉得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在那些事情发生之前，他们甚至都没有见过面，根本没有什么仇怨，因此也不存在对他不利的主观动机。

虽然黄克诚不愿意作出指示，但那件事情也要有个结果。因此，黄克诚便让秘书代笔，给山西写了一封回函，将他被押回北京的时间作了交代，但对其他的事情，则表示：“我记不清了。”

事实上，黄克诚虽然眼睛不好，但对许多事情都记得十分清楚，而庐山发生的事情，是他命运的转折。晚年，黄克诚说：“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最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经常吃安眠药，但最多不过两粒，这时每晚吃六粒，还是不能入睡。”

1959年7月17日，黄克诚到达庐山。在小组讨论会上，黄克诚几乎是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彭德怀的观点。

对于黄克诚的发言，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感到很难理解。这是因为，在谭震林看来，黄克诚对庐山上发生的事情，并不了解，刚上庐山怎么能如此发言？

于是，在见到黄克诚的时候，谭震林大声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让你支持我们的。”

听了谭震林的话，黄克诚也不甘示弱，大声回答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

这样的回答表明了黄克诚的态度，让一些人很自然地把他划到了彭德怀的阵营里。对此，黄克诚大吼着说：“杀了我，我也不承认！”

7月23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表明了他的态度，反转了会议的主题。

这样的变化，对看法一致的彭德怀、周小舟和周惠等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折。

这样的转折，让周小舟、周惠和李锐等人十分难受，他们来到黄克诚的房间里，私下进行了更加激烈的议论。

见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如此，黄克诚劝他们说：“不要激动，事情会弄清楚，要相信主席，主席是不会错的。”

然而，在周小舟、周惠和李锐走出黄克诚房间的时候，正好遇到了负责庐山会议保卫工作的公安部长罗瑞卿。

罗瑞卿对毛主席的忠诚，他们内心十分清楚。很快，李锐便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有的没的说了一大堆，并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作为所说内容属实的担保。当然，他在信里并没有说深夜见到罗瑞卿的事情。

关于这件事情，罗瑞卿却在后来的发言中，直接说了出来：“我从含鄱口看月亮回来，晚上10点半了，碰着你们，老实说，我是怀疑的。”

7月30日，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接到通知，说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在谈话的时候，黄克诚被说成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和“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对此，黄克诚解释说：“我当彭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让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让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

虽然，黄克诚的解释让毛主席无法反驳，但黄克诚的事情还是被定了性。

此后，黄克诚的心里压力越来越大，就像他说的那样“每晚吃六粒（安眠药），还是不能入睡”。

一天，黄克诚见到了老战友陶铸。见面后，陶铸要他顾全大局，承认错误。然而，黄克诚却表示他没有过错，无法认账。

几天后，黄克诚再次见到了陶铸。期间，陶铸说了和上次同样的话，还是希望黄克诚能够顾全大局，承认错误。

对于陶铸的态度，黄克诚很难理解，便说：“难道连你都不理解我吗？”

听了黄克诚的话，陶铸无奈地说：“不管你主观上是怎么想的，客观表现出来的就是有组织的反党活动，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你一个人否认又有什么用呢？”

说完这句话后，陶铸没有再劝，黄克诚也态度依旧。

又过了两天，黄克诚第三次见到陶铸。这次见面，黄克诚和陶铸都坐在沙发上，许久都没有说话，房间里落针可闻。

忽然，陶铸抬起头，看着黄克诚，说：“你总得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大局考虑啊。从7月份到现在，会议持续了那么久，中央的领导和各部门各地区的主要领导都集中在这里，再拖下去，会耽误国家的工作。事已至此，你不承认，大家就不通过，就不能下山，最后还得承认，何必再拖下去呢？”

听了老战友陶铸三次同样的表态，黄克诚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无法再坚持下去了。因为这样坚持着，对党的团结十分不利，便答应了下来，说：“好吧，那我就按照你说的，顾全大局吧。”

于是，在8月14日的大会上，黄克诚做了深刻的自我检讨。

不久后，黄克诚被撤销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职务。此后，黄克诚在北京大水车胡同四号院过上了赋闲生活。

1965年10月，黄克诚服从组织安排，到山西担任了常务副省长。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黄克诚的安静生活便被打破了。期间，黄克诚不仅被抄了家，还被押回北京，接受了多次不公正对待。

然而，黄克诚大将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复出后并没有将这些紧抓不放，更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做出更加过激的决定，而是选择了原谅，选择了把那些痛苦的记忆，实事求是地当作特殊历史背景下的行为进行了处理。

这些与黄克诚身上的其他高贵品格，共同构成了黄克诚大将的高尚人格。因此，黄克诚也被人们尊称为：“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