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天堑”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大桥，武汉长江大桥承载了连接我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对促进南北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是长江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一座历史的丰碑，在人们的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武汉长江大桥凝聚着设计者匠心独运的机智和建设者们的技艺，历经了多年风雨，仍然坚固如初。关于这座大桥，毛主席特意写了题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1957年9月6日，毛主席与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等人乘坐汽车，来到汉阳桥头凉亭里，视察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工作。

那天，毛主席穿着一套灰色的中山装，脚上穿着一双布鞋，显得十分亲民。

在看见毛主席下车后，早已等候在桥头的武汉大桥工程局副局长杨在田和政治部主任杜景云，立即迎上前来和毛主席握手问好。

随后，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上武汉长江大桥的公路桥，神采奕奕地俯瞰着武汉三镇。

这时，杨在田向毛主席汇报说：“武汉长江大桥为公路铁路两用桥，全长1670米，正桥长1156米，8墩9孔，每孔跨度为128米。”

听了杨在田的汇报，毛主席问：“修这个桥用了多少钢，多少混凝土，花了多少钱？”杨在田回答道：“一共用了5万吨钢，一亿三千万元钱。”

想到武汉长江大桥的使用价值，毛主席说：“不太多。”随后，毛主席便往前走，便指着上游的江中问：“鹦鹉洲不是在江中间吗？”王任重说：“从前在江中间，现在汉阳江边就叫鹦鹉洲了。”

听了王任重的回答，毛主席有些遗憾地说：“啊？那看不到鹦鹉洲了，黄鹤楼呢？”

王任重说：“古代的黄鹤楼早已经毁了，现在所谓的黄鹤楼，实际上是在晚清时期所建的奥略楼，建筑简陋，因修大桥已经拆了，现在正计划重修，恢复古黄鹤楼的雄姿。”

王任重说完后，毛主席说：“应当修，这是历史古迹。”

随后，毛主席来到武汉长江大桥的中间，看到栏杆旁漆着灰、黑、天蓝3种不同的颜色，便好奇地问：“怎么还漆3种不同颜色？这是让谁看的呀？”

武汉大桥工程局政治部主任杜景云回答说：“这是让群众看的，我们征求群众意见，看漆哪种颜色好。”

听了杜景云的回答，毛主席非常满意，称赞说：“好啊，你们搞建设还走群众路线！”

紧接着，毛主席又转过头来，看着王任重询问道：“你是湖北的主人，你看漆什么颜色好？”

听到王任重说他还没有想好，毛主席说出了他的意见，说：“我赞成灰色。灰色与江水比较协调。”

关于这个话题，毛主席并没有继续，而是关心地问杨在田：“你们工人最多的时候有多少？”杨在田回答说：“有13000人。”

毛主席点了点头，接着问：“技术人员有多少？”杨在田说：“300多人。”毛主席又问：“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来了多少苏联专家？”杨在田说：“24个。”

这时，毛主席想到了自力更生的问题，问：“有苏联专家在这里，可以修这样的桥，如果没有苏联专家，现在可以修吗？”

杨在田点了点头，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说：“可以修。”

对此，毛主席想要一个确定的答案，便又问了一遍：“可以修了吗？”杨在田非常肯定地说：“能修，能修。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听了杨在田肯定的语气，毛主席感到十分高兴。

不知不觉中，武汉的太阳已经西落，武汉人民也开启了万家灯火的夜晚。

这时，毛主席双手扶着武汉长江大桥的栏杆，望着远处，高兴地说：“灯火辉煌，灯火辉煌，好啊！”

过了一会儿，毛主席转过身，问杨在田：“这里从水面到桥面有多高？”

听到杨在田回答水面到桥面有40公尺高，有人插话，表示40公尺高，游泳时就可以当跳板。这时，王任重看着毛主席说：“当跳板太高了。”

对此，毛主席也说：“对，不行，跳下去要落到岩层上了。”听了毛主席的话，大家都笑了起来。

随后，毛主席一行走了一会儿，在武昌桥头堡的凉亭里，毛主席看了看下面，问：“从这里可以下去吗？”杨在田回答说：“梯子上的电灯还没有安好？”毛主席说：“好，这次不下去了，以后再说吧。”

紧接着，杨在田取出《武汉长江大桥工程》画册，递到毛主席面前。

从杨在田手中接过画册后，毛主席高兴地说：“这是给我的呀？你们还有吗？你们不够就留着自己用。”

听了毛主席的话，杨在田说：“这本书里还有一封信，是全体职工写给主席的。”

说着，杨在田又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笔和纸，请毛主席为武汉长江大桥题词。对此，毛主席表示要好好想想。

这时，王任重建议道：“主席，你就把‘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写上吧。”

对此，毛主席说：“到东湖考虑考虑，再写。”

刚过几天，工作人员便把毛主席写好的一幅“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题词，送到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工地上。

事实上，这句题词并不是王任重即时想到的，而是毛主席为赞扬武汉长江大桥写的一首词中的一句……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拉开了解放祖国南方的大幕。5月，武汉解放。

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时候，63岁桥梁专家李文骥联合茅以升等一批桥梁专家，便递交了《筹建武汉纪念桥建议书》，建议建造武汉长江大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纪念建筑。

对于这个建议，毛主席十分重视，在主持召开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特意提请会议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议案。

1950年初，在毛主席的批准下，铁道部就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事项，成立了“武汉大桥测量钻探队”。随后，他们对武汉长江大桥的筹备做了大量工作。

由于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和施工难度极大，筹备工作进行较为缓慢。对此，毛主席并没有催促，而是多次发出指示，要求确保有足够的把握再开始考虑施工。

1953年4月1日，周恩来总理批准铁道部正式成立武汉大桥工程局，对武汉长江大桥进行筹备建设等工作。

7月，经过准备后，彭敏率领的代表团携带着武汉长江大桥的全部设计图纸及技术资料，前往苏联，请苏联的专家对大桥建设，进行技术鉴定。

为此，苏联特意派出以康坦斯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为组长的28位桥梁专家组成的专家组来到武汉，为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施工提供技术指导。

1954年1月，周恩来总理主持政务院第203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决定采用苏联交通部鉴定意见，批准武汉长江大桥初步设计。

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努力修好武汉长江大桥》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支援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工作。对此，人民群众欢欣鼓舞，怀着激动的心情积极支持政府的工作。

然而，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天堑”长江上修建的承载着连接我国南北交通大动脉的第一座大桥，其技术难度是可想而的知的。

在对武汉长江大桥进一步地质勘探时，便发现了多个桥墩施工水深超过35米，接近40米，达到了沉箱施工的极限深度。

这是因为，根据苏联定制的沉箱施工安全规则，在水深35至40米的情况下，一个沉箱工人每天只能工作2个小时，在高压气室内工作仅有24分钟，静坐在气闸内减压要求1个小时再出气闸，劳动生产定额极度低下。而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需要配置多套气闸和数十个沉箱工班，所需的空气压缩机、医疗气闸、高压水泵等数量非常庞大，工期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此外，勘探时还发现，在7号墩处有断层碳质页岩加燧石，软硬相同，断层挤压破碎，允许的承载力仅为0.9兆帕，沉箱尺寸加大，下沉更深。更为糟糕的是，碳质页岩还可能伴有有害气体，造成沉箱工人中毒。因此，沉箱施工方法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针对武汉长江大桥在沉箱施工中所面临的困难，康坦斯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创意，即：

不用设计时的气压沉箱法，改而采用一个苏联煤矿竖井施工的一个方法，在深水急流中下承并稳住一个直径较大的钢筋混凝土管柱圆筒，插到岩面，钻头一级缆绳在圆孔中起落，桶内形成泥浆，钻渣浮起溢出，将岩石冲砸成一个深圆孔后，清除残渣，下方钢筋笼，灌注水下混凝土，将管柱于岩盘紧密在一起。

这个方法，就是世界上最新的深水筑墩“管桩钻孔法”。

1955年9月1日，经过充分准备后，新中国“一五”计划重点工程之一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动工建设。

1956年5月，武汉长江大桥进行了8个江心墩的施工建设；10月，完成了各桥墩下沉管柱和从管柱内向降低岩盘钻孔的全部工作。

在武汉大桥施工期间，毛主席来到广州珠江游泳。在跃入珠江后，毛主席的兴致很高，一边搏击江水，一边忘情高呼：“我自由了！”

后来，毛主席突发奇想，决定马上到武汉去，在长江中畅游一番。听了毛主席的话，身边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立刻回到武汉，为毛主席畅游长江进行了准备。

想到罗瑞卿等人为了自己的健康一定会反对他到武汉去游长江，毛主席还特意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我游泳不要告诉他们。”

然而，想到这件事情不是小事，卫士长李银桥还是将其告诉了罗瑞卿。

果然，听了李银桥的话，罗瑞卿当即来到毛主席的面前劝说：“长江水情复杂，有危险，不要去游吧……主席，我是不同意您游的，我是您的大警卫员，我要负起责任。您去游长江，我负不起责任。”

对此，毛主席显得很不高兴。就算这样，罗瑞卿也没有放弃，坚持劝说道：“主席，这不是您个人的事情，游长江这么大的事情要经过组织研究，组织上是不会同意的。”

见罗瑞卿如此说，毛主席大声训斥道：“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你那个地方嘛！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

听了毛主席的话，罗瑞卿解释说：“主席，不是那个意思。保护您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是不同意您冒风险，哪怕是一点风险也不许有。”

然而，不管罗瑞卿怎么劝说，毛主席就是不放弃去武汉的想法。于是，罗瑞卿便提出先派人去打个前站，如果合适就去。这时，毛主席才答应了下来。

不久后，派出去的人便回来了。在得知他没有亲自下水，只是听人说不能下水的时候，毛主席非常生气，立即派了孙勇再去，并再三叮嘱要亲自下水。

得到汇报后，毛主席对罗瑞卿说：“这就对了么，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谁说长江不能游？孙勇不是游了吗？”

在这种情况下，罗瑞卿只好同意了毛主席去武汉游泳的事情。于是，毛主席立即乘坐飞机来到武汉。

5月31日，在武汉长江大桥武昌岸边8号墩附近，毛主席跃入长江，一直畅游了2个多小时，游程约26华里，才在汉口谌家矶离开水面。这也是毛主席第一次畅游长江。

随后，在和身边的人说起游泳的益处时，毛主席说：“经常游泳的好处多得很，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还能够接触各方面的人，是了解社会的好时机，又是最好的休息。”

于是，在6月2日，毛主席再次在汉阳鹦鹉洲江面下水，再次畅游两个小时。6月3日，毛主席在武昌造船厂附近的平湖门下水，穿过武汉长江大桥7、8号桥墩，顺江下游，经过1小时游程25华里，到达武昌任家路附近，才上了船。

回到下榻的东湖宾馆后，毛主席依然兴趣盎然，诗兴大发，挥毫写下《水调歌头·长江》，后来又改名为《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其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表达了毛主席对武汉长江大桥的由衷赞美。同时，这首词也表达了毛主席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期许。

而在这首词中，毛主席使用了“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这与他在1927年写下的《菩萨蛮·黄鹤楼》中的“龟蛇锁大江”时的抑郁心情，已经截然不同。

那时候，面对即将失败的倾注了他大量心血的大革命，毛主席感到心情苍凉，写下了这首《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其中的“龟蛇锁大江”，表达了毛主席对大革命前途的忧患之情。同时，毛主席在词末用“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表达了他与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读之，让人心潮澎湃！

后来，“龟蛇锁大江”还成为了武汉长江上的著名景观，受到革命的仁人志士和文人墨客的喜欢。

在建设武汉长江大江桥的时候，武昌蛇山的西部千余米成为了建设工地，成为了武汉长江大桥的一部分。

1957年3月16日，武汉长江大桥完成桥墩建设工程；5月4日，武汉长江大桥钢梁顺利合龙，举行了庆祝大会；7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完成最后一根钢梁安装，并完成合龙工程。

9月6日，在王任重等人的陪同下，毛主席乘坐汽车沿龟山山腰公路，来到汉阳桥头凉亭视察，在武汉长江大桥的公路桥，俯瞰了武汉三镇。这便发生了开头提到的事情，反映了毛主席以人民的意见为重的高尚品格。

9月25日，武汉长江大桥工程竣工；10月15日，新中国第一座复线铁路、公路两用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并交付使用。

1962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第三套人民币。其中，武汉长江大桥作为正面图案，印制在面值为“贰角”的人民币上。

后来，武汉长江大桥经过多次检测、维修，增加了不少设备，作了亮化，使武汉长江大桥成为了集实用与景观为一体的南北交通大动脉。

2013年5月3日，武汉长江大桥入选中国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出现在国务院印发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

2016年9月，武汉长江大桥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2018年1月27日，武汉长江大桥入选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2019年4月，在武汉长江大桥与江汉桥交汇处的汉阳琴台绿化广场樱花林，专为年轻人打造的“桥头樱花节”惊艳亮相，吸引了喜欢樱花与新奇潮流文化的人民群众，来此观赏。

4月14日，马拉松比赛在武汉市举行。期间，24000名跑友一起跑上武汉长江大桥，领略了武汉的绝美风景。

2021年3月8日，武汉长江大桥被评为“武汉十大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