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4月，中国安装首条64K的国际专线，接入国际互联网。

至此，中国正式迈入互联网时代。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首份《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1997年10月，我国网民数量为62万人，网站数量4066个；

27年后，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域名总数为3024万个，活跃APP数量达260万款。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中国互联网几何式发展的同时，也孕育出了百度、腾讯、阿里巴巴、新浪、网易等企业……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原首席科学家钱华林的记忆中，上世纪90年代他和美国同行开会，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请对方写电子邮件尽量简短。

“那时候互联网最主要的用途就是收发电子邮件，按字节收费，一封4K到5K的信就要30多元。”

而如今……

身在十六线小城市的我，可以“肆无忌惮”的挥霍着“流量”。

沧海桑田，早已不见旧日模样。

彼时的1994年，开启了中国互联网时代，同时也让另一家企业开始崭露头角。

它就是华为。

1994年6月5日，华为总部与全国27个办事处同时举行5月份销售额突破12万线的庆祝酒会，欢庆这一历史性时刻。

任正非在酒会上致《胜利祝酒辞》。

1、

1984年，联想在北京中科院计算所的一间传达室里成立；

1987年，华为在深圳南油新村的一所破旧民房里成立。

一家拥有是当时拥有国内最优秀技术人才、最顶级科研项目、最优厚科研资源的公司，一家则是从事贸易的民企……

这本就不搭嘎的两家企业，却在之后的很多年“相爱相杀”。

90年代左右，家里安装座机电话的费用大抵还在几千元。

那时啊。

小孩子总是围在电话跟前，幻想着“谁谁谁”能打一通电话来。

盼着电话响起，抢在大人前面接起电话。

也不知是心里作怪，直到工作以后用了小灵通、手机，却再也找不到儿时电话里的那一份激动与亲切。

在1994年4月14日，《北京日报》2版上有这么一段话。

装电话之热，令人感触颇深。有位同学家还没搬，先打招呼：“到时候得给帮忙装个电话。”朋友前脚到营业厅交了初装费，后脚便找上门来，“能不能给催催快点装上?”

还有的钱交了半年不见装电话，干脆说：“你指条道儿，给谁送礼管用?”

纵观当时的中国通信市场，发展迅速，需求满满，但奈何中国企业研发能力并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也就导致了“七国八制”的存在，这也是国内初装费“天价”的因素之一。

当时的华为甚至没有资格去代理这些大品牌，只能依靠香港鸿年公司的一款HAX交换机，占据很小的市场份额。

1990年，华为研制出一款BH03交换机，正式走向自研之路；

1991年，在郑宝用牵头，华为再次研制出能够容纳500个电话用户的HJD48交换机；

1992年，凭借这两款产品，华为销售收入突破亿元。

也正是这一年，华为、联想开始向国际巨头们发起挑战，局用程控电话交换机立项。

2、

相较于“侥幸”成功的华为，联想的优势则更为明显。

1992年，在倪光南的建议下，联想组建了单独的数字电话交换机部门。

此时，联想的收入已经达到了17亿。

资金雄厚且依托海量的技术积累，在产品性能与研发周期上都优于华为。

而华为呢……

1992年，小有成就后立马上线JK1000局用机项目。

但由于技术原因，产品问世就出现防雷效果差，设备起火等问题，设备只卖出百套，却耗光了华为的积蓄。

任正非开始四处借钱，开启了“C&C08”数字交换机项目研发。

当时任正非站在5楼会议室，跟全体干部说：“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你们还可以另谋出路。”

产品出来了，华为将目光瞄向了义乌。

王建林（时任义乌邮电局副局长）回忆这段往事。

“当时主流产品是合资企业上海贝尔的S1240交换机，全国都在定，市场非常紧张。”

由于市场紧俏，义乌邮电局一直订不到货，地方更换交换机的需求又迫在眉睫。在一次通信设备的杭州展销会上，王建林第一接触到了“华为”。

“支持民族工业！”

王建林说：“我印象非常深刻，记得任正非在摊位前反复说着这句话。”

在接触一番后，王建林决定给华为一个机会，尝试启用“C&C08”。

王建林说，“这是新出的第一台机器，没人用过，要重新配备电源设备和辅助设备。万一开不通，风险很大。”

“要冒风险，省局也不同意我们用。”

“当时年轻气盛，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硬是和省局抗到底。为了采购华为08机，还和上面甩过电话。”

义乌邮电局订购了2000门华为08交换机，并选择了佛堂镇作为开通试点。

作为第一笔程控式交换机订单，华为公司非常重视。

“做软件调试的，做硬件安装的，一批接着一批来。”王建林回忆说，

“开始安装的时候也遇到过不顺，但他们的工作态度非常积极。”王建林说，华为技术人员婉拒了义乌邮电局定好的旅馆，从旅馆租了被子，直接打地铺睡在机房里。

当时正值三伏天，机房里极为闷热。“华为员工毫不在乎环境状况，全身心扑在工作上，艰苦奋斗的敬业精神让人佩服。”

安装、调试、探讨、改进……就这样夜以继日工作了半个多月，“C&C08”机终于在佛堂成功安装。

1993年10月，在义乌通汇商厦举行的鉴定会上，“C&C08”机通过了国家邮电部验收，正式进入电信网络得以应用。

此时，联想的第一台交换机LEX 5000也在河北廊坊交付，容纳用户数量是华为C&C08 的2.5倍。

华为在浙江义乌，联想在河北廊坊，一场“南北之争”开启了。

3、

相较华为的破釜沉舟，联想却起了另外的心思。

1994年，负责程控部的罗争准备加大投入，并列出详细的投入产品预算方案，不料却始终没有获得联想领导批准。

1994年11月，倪光南、胡靖宇决定另辟蹊径，和程控部拟定联想程控部改造为子公司：联想控股51%，员工出钱200万元入股。

之后，集资被联想高层叫停。

1995年，联想LEX5000被列为国家级新产品，程控交换机事业部已是联想集团第二大事业部。

1995年3月，曾茂朝、倪光南、胡靖宇联合写报告“关于发展程控交换机的几点意见”。

1995年6月2日，胡靖宇对程控部从1992年8月到1995年4月25日的财务情况作调查：

程控部从零开始，三年不但完全收回开发投入，而且为联想创造286万元纯利，成为联想的第二大部。

1995年6月30日，联想集团董事会召集公司200名干部开大会，宣布免去倪光南在联想的一切职务。

当时联想LEX系列交换机已在河北、河南、四川、辽宁、云南等许多省市得到发展。

之后程控部罗争离开联想，随后程控部骨干纷纷离职。

多年后，倪光南回忆道：

1994年左右，我们进入通讯领域时，品牌、资金和技术等各方面条件比华为优越多了。第二台程控交换机卖出去后，就把开发费用赚回来了。

但因为我下台了，联想就不支持了。

我一个人的下台倒罢了，但和我关系密切的一大批科技人员，也因受到压力纷纷离去。

1995年，联想高层正式提出了"贸工技"之说。

1998年，联想高层在《计算机世界》上发表名为"贸工技三级跳"的文章，将"贸工技"被提至联想的战略高度。

至此，一家当时的科技巨头与华为“南北之争”提前划下了句号。

4、

1994年，在义乌赤岸镇的机房内，老鼠钻进了交换机，破坏了正常运行。

“我一看，烧了8块板子，直接影响几十个用户通话。”王建林发现该问题后立刻致电华为。

当天晚上，华为技术人员就带着替换板乘飞机到了上海，再坐出租车直接送到赤岸镇。

“第二天早上6点我去打电话，通了。”

这便是“华为速度”。

义乌举办通信技术交流活动，邀请华为技术人员参加。

“当时他们人在苏州，车票已售罄，就连夜打车赶到义乌。”

“有些国外厂家爱摆架子，让我们派车去接。华为从不给我们提任何要求，总是为用户着想。”

成功总是被人津津乐道，失败却被藏之身后。

他曾经在1994年邮电局大门口，碰到一位拎着一个大箱子的中年男人正在跟他的领导握手道别。

他回忆道：

“他穿一件灰色的夹克，眼神平和而坚韧。下班的我和小伙伴们欢笑着与他擦肩而过。

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居然就是任正非。”

领导并没有把任正非推荐给更高的领导，也没有给他一个与工程师们讨论应用的机会。

他被完全拒绝了。

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发生过很多很多次。

“后来我们和那位科长聊天的时候，大家都打趣说他有眼无珠不识真人。他没有否认，但是有点委屈地说，那时候外国的洋品牌都眼花缭乱的，华为这名字谁听说过啊？”

华为没有退缩，也没有随大流，而是选择迎难而上。

在《胜利祝酒辞》中，有这么一段话。

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一条真理，我们要深刻地去理解它。“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中国要富强，必须靠自己。”

我们从事的事业，是为了祖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相信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胜利，一定能胜利

时至今日，那个华为依然还在，依然还在“无人区”里撞得满头大包……

但，它却毫无畏惧。

也许，很多人不曾花费过“上万、数千”的座机初装费……

却有不少数字在证明，它们敛财时曾经那么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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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考资料：

1、《失去联想》，王育琨，2004年；

2、《联想做大，华为做强》，陶勇，2016年；

3、《华为三十年》，程东升，刘丽丽，2016年；

4、《贸工技耽误了联想7年》，倪光南，2005年；

5、《华为研发》，张利华，2000年；

6、《华为往事》，刘平，2000年；

7、《胜利祝酒辞》，1994年；

8、《鲜为人知！义乌和华为，一段尘封了25年的佳话》，金华发布，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