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来到中央党校，告诉在这里学习的时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田纪云，中央已决定调他到国务院工作，干什么工作还不知道。

这个决定让刚刚51岁的田纪云感到很意外，正如多年后他回忆说的：

“我做梦也未曾想过，像我这样一个出身寒门、既无大学文凭又无政治背景、只是由一个‘土八路'成长起来的干部，竟能够涉足中南海，并且上升到高层。”

在田纪云的认知中，从山东农村走出来的他能够干到厅级干部已经是人生的巅峰，如果能够在岗位上安稳干到退休也就算功德圆满了。

1929年6月，田纪云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县西南乡田家东史村，在他还很小的时候，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日战争爆发。

肥城田纪云家旧宅

日军攻占北平之后又发起了打通津浦铁路的战役，由于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不抵抗政策，山东全境很快沦陷。

田纪云的父亲是个爱国教师，他不甘心当亡国奴，和亲戚在家乡拉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因此田家人就成了鬼子的眼中钉，到处被追杀。

时年12岁的田纪云无家可归，只好投奔在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当团参谋长的叔叔，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在枪林弹雨的革命战争年代，田纪云年纪轻、办事机灵，因此虽然遇到很多危险，却没有受过多严重的伤，就这样到了1948年的淮海战役时，19岁的他已经是第二野战军的副营级干部。

比起很多十几岁就当师长、团长的老革命，19岁才是副营长的田纪云已经不算多年轻，当年战事十分激烈，田纪云所在的营是专门照料伤员的担架营，大家白天抢运伤员，晚上还要给轻伤员换药、换绷带，非常辛苦。

淮海战役中的担架队

有一次，田纪云在露宿的时候把手枪枕在脑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可是一觉醒来却发现手枪找不到了。

丢枪是违反纪律的事，这可把他给急坏了，可是问遍了所有人也没找到手枪，他只好在在党小组会上做了检讨。

时任二野战勤司令部的司令员何光宇（1955年开国少将，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得知后臭骂了他一顿，并让他回去写检讨。

田纪云为此闷闷不乐，可是熟知何司令员脾气的司令部某位科长却开导他说，司令员骂你说明他喜欢你，如果不骂你才麻烦呢。

果然这件事并没有影响田纪云的前程，不久之后他就提了营长，后来听人说，何司令一直表扬担架营的工作完成得好，田纪云的认错态度诚恳，人也诚实，是个值得培养的好苗子。

何光宇将军

二野发起渡江作战后，因为田纪云在八路军办的抗日学校里学的是后勤，会算账会打算盘，因此被任命为赣东北行署财政处总会计，开始了地方工作生涯。

从江西到贵州，再从贵州到四川，田纪云受过赏识，也受过委屈，蹲过基层，也干过领导，虽然一路磕磕绊绊，但因为他思想灵活，有办法，有知识，因此在1976年被谭启龙看中执掌四川省财政厅。

就这样，1981年新年刚过，田纪云带着简单的行李到中南海报到上班，此时他的职务也明确了，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协助时任秘书长杜星垣分管经济工作。

之前从来没有到过中南海的田纪云人生地不熟，难免心中七上八下，因为自己只不过是在西南蹲过二十多年的“土八路”，一言一行都十分谨慎，生怕不小心闹出笑话。

之所以田纪云能够骤获提拔，突然进入国务院工作，一方面是因为1979年他与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陈野萍交流时展现出的系统化、专业性思维让这位老领导印象深刻，觉得此人是个人才。

1950年田纪云在贵阳的照片

另一方面也是高层当时考虑到中央干部年轻化，新老更替，用人应当五湖四海，不拘一格的必要，而像田纪云这样来自西南，又有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毕竟理想。

当年的许多元老级人物都曾发表过类似的看法：田纪云是“独立大队”，他自学成才，如今的成绩都是自己干出来的，不拜码头，不走后门，没有后台，正因如此他不谋私利，为人正直公道。

就在田纪云忐忑不安的时候，国务院这个大家庭却让他感到十分温暖，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本身也是来自四面八方，他们中间有不少人也就早来了一两年，因此对这个“新人”处处关照。

更让田纪云感慨的是，在国务院工作时，上至总理，下到一般工作人员都以同志相称，从不叫职务，连内部公文中也没有所谓的抬头官衔。

田纪云进入国务院秘书处的第一个任务是研究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改革问题，1981年3月，田纪云发表了《试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几个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实施财政体制改革，让地方党委和政府真正当家理财，调动他们增收节支、开源节流的积极性的主张。

田纪云在刘少奇同志故居参观

在1980年代初期，田纪云就有前瞻性地提出要实行财政分税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应当推广以税代利、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国营企业部分改制、权责利结合，财政和企业分离等等先进理念，后来很多都在90年代得以实行，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正因如此，田纪云的到来给当时的国务院注入了一股全新的能量，他的许多有创新精神的意见得到上级的赏识和认可，职务如火箭般提升。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田纪云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6月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时年54岁，是当时四位副总理中最年轻的。

那时，1910年生的开国上将张爱萍以国防部长兼任国务委员，1921年生的吴学谦以外交部长兼任国务委员，1914年生的“老财政”张劲夫以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兼任国务委员，包括方毅、谷牧等等德高望重的老革命，级别还在田纪云之下。

在自己担任副秘书长、秘书长的几年里，国务院朴实、平和的作风让田纪云感到熟悉和亲切。

田纪云的四个子女，没有一个当官的

那届国务院最大的特点是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搞特殊化，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在大食堂吃饭，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特殊化”的话，那就是秘书长们有个固定的饭桌，不需要端着碗到处找位子，普通工作人员也可以坐过来，和上级交流商量事情，而秘书长有事甚至也会和其他人随意坐在一起，谈天说地。

这样一来，没有架子，没有“后台”的田纪云天天带着饭碗穿梭于各桌之间，很快结识了一大批工作人员，他们向田纪云介绍了许多基本情况，对于他熟悉工作、进入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

田纪云担任副总理、秘书长的时候，因为职责所在经常陪同上级到外地调研，在他的回忆中，领导同志到基层调研都是轻车简从，和随行人员同坐一辆面包车，谈笑风生，边走边谈。

他们调研并无什么固定的日程路线，经常中途停车，到群众家里，到工厂和工程现场，去车间里看望工人群众，了解情况获得第一手材料。

90年代初田纪云在山东临沂视察

凡是考察的地方，大概率都不事先通知，不让地方上清道戒严，不搞花架子和假现场，更不允许地方上安排“剧本”。

也是在田纪云担任副总理的第一任期内（六届人大），国务院副总理的编制大幅度“缩水”，五届人大时副总理多达13位，而六届人大一下子减掉了四分之三，副总理的分管内容和工作压力可想而知。

除了分管经济和财经工作的副总理、国务院秘书长，田纪云还兼任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作为党组书记有个特别的权限，就是决定下属干部的升迁任免，用进黜退，权力比较大，部分如部长、副部长这样的职务人选甚至可以由田纪云一言而决，权力之大可想而知。

直到退休多年之后田纪云才“透露”：整整五年的时间里，从国务院办公厅到下属各部委、各司局，从来没有人到他那里跑官要官的。

当年照片

他主持研究提拔了那么多局、部级干部，也从来没有人请我吃过一顿饭，或者送点什么礼品，至于后世流行的所谓“红包”，那时还没有这个名词。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更令人佩服：“而且至今也没听说那时提起来的干部，有哪个因腐败而落马的。”

也正因为不送礼，不收钱，在决定人事任免时没有背景的田纪云才能做到对众人一视同仁、论德量才使用，而也是因为有德在先，领导干部才避免了被贪腐侵蚀，为国家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