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出生的宋平，历经一个世纪的风雨变迁，他的名字或许不如其他领导人家喻户晓，却始终是中国革命史和建设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笔。从“一二·九”运动中的北平学生，到甘肃改革中的顶梁柱。

再到晚年亲笔题写“圆梦班”，帮助贫困学生追逐梦想，宋平的每一段经历都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1940年代，他曾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在红岩村的灯光下撰写文章，为新华社报道战时情况。

1970年代，他在甘肃面临贫瘠土地的考验，以“包产到户”试点撬动农村改革；晚年退休后，他仍然活跃于慈善领域，用自己的方式延续对国家和人民的奉献。

1934年，宋平，年仅17岁，步入了北平大学农业学院的校门，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随着“一二·九”运动的激烈展开，宋平因在运动中与校长在政治观点上发生激烈冲突，最终决定离开学院。

1935年，宋平没有因此放弃学业，反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的化学系。在清华，他的学术追求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化学系的严谨训练让他在科学研究方面获得了扎实的基础。

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清华大学与北大和南开大学合并迁往昆明，组成了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在那里，宋平继续他的学术研究，同时更加深入地参与到抗日的学生运动中。

1940年代，宋平的生活和工作重心逐渐转向了政治领域。

他被任命为新华社重庆总分社的负责人，这是一个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的关键岗位。他的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尤其是周恩来的青睐。在重庆红岩村的岁月里，宋平常常向周恩来汇报工作进展，提交他所撰写的报道和文章供周审阅。

周恩来对宋平的工作非常满意，并且多次在会议上表扬他的报道质量和时效性。宋平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逐渐成长为一名能够独当一面的政治秘书。1944年，周恩来甚至派遣他前往延安，向毛主席直接汇报新华社在战时的工作情况以及重庆的最新动态。

在延安的那次汇报中，宋平详细介绍了新华社如何在战争环境下保持信息传播的稳定和迅速，以及他个人如何指导下属进行高效的新闻采编工作。毛主席对宋平的工作表示认可，并给予了一些指导意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平迎来了职业生涯的新阶段。他早期的革命经验和在抗战期间积累的组织能力，使他很快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1953年9月，在全国大规模开展工业化建设的背景下，36岁的宋平被任命为劳动部副部长。

担任劳动部副部长期间，他参与了全国范围内劳动法的制定和完善。劳动法的目标是规范工人权益、提高生产效率，确保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稳步推进。宋平从调研开始，走访了多个大型国营工厂和乡镇企业，收集了大量第一线工人生活和工作条件的信息。

他详细记录了各地工人的作息时间、工资标准、安全保障情况以及工伤处理方式。在讨论劳动法草案时，宋平参与了数十次会议，提出了许多具有操作性的建议，比如保障工人工作时间合理化、提高安全生产措施等。

宋平还致力于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福利。他协调各部门资金和资源，为工人集中的企业申请专项资金，用于改善生活环境。此外，他推动建立了一系列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为工人提供更好的技能提升机会，以适应国家工业建设的需求。

1956年，宋平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变化让他的工作领域从劳动问题扩大到整个国家经济的宏观规划。

他在这个岗位上参与了许多国家级项目和经济政策的制定。1956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关键实施阶段，宋平在工业、农业、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的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制定计划时，宋平常常翻阅数百份关于各地区生产力分布的报告，整理数据，对比分析。他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尤其是在重工业布局和农业现代化方面。

1970年，宋平接到调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通知。他走上这一岗位时，甘肃的经济状况极为严峻。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民生活十分困苦。为了改善这一局面，他从上任之初就投入了大量精力了解实际情况。

他组织工作组深入乡村，逐一摸清各地的生产条件，收集农民的生活数据和经济困境。他掌握了大量关于土地利用效率、作物产量和农民收入的实际资料，为后续的政策调整奠定了数据基础。

为了找到适合甘肃发展的道路，他着手研究农业增产的方法，特别关注土地的使用效率和农民的种植积极性。1979年，宋平决定在甘肃试行“包产到户”政策。这一措施的核心是将土地承包给农民，以明确的产量指标激励他们提高生产力。

政策试行初期并不顺利。许多干部对这一政策心存疑虑，认为这可能背离了集体经济的原则，一些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批评，甚至指出这一做法与中央政策存在偏差。面对这些质疑，宋平没有退缩，而是以更加实际的方式推动政策落地。

他亲自带队深入农户，与农民直接接触，听取他们对政策的看法。在村子里，他认真查看农民种植的田地，详细询问他们的收成情况、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对政策的期望。尽管压力和争议始终存在，但宋平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

他与地方干部一道推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提高土地灌溉能力，确保政策实施后不会因自然条件制约而失败。在他的坚持下，试点地区逐渐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也开始上升。这些结果让“包产到户”政策逐渐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和认可。

1981年，宋平结束了在甘肃的工作，回到北京，继续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需要更加科学的规划和全局性的部署，宋平在这一领域承担了重要任务。

他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责集中在经济发展战略的设计、资源的统筹分配以及重点项目的审批上。宋平十分重视经济数据的分析和研究，他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研究来自全国各地的经济报告和统计数据。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定期召集各省经济部门的负责人来北京，听取地方经济发展的情况汇报。他特别关注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分析这些地区的资源分布、基础设施状况和产业结构，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支持政策提供依据。

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宋平十分注重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他提出要在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同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避免因为区域差距过大而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

他在会上多次强调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建议加快对这些地区交通、能源和通信项目的投入。宋平在这段时期参与了许多国家级重点项目的规划与实施。他对能源领域的发展尤其关注，多次组织团队研究如何提高能源生产和分配的效率。

在他参与的规划中，许多大型水电站和煤矿开发项目得以启动，这些项目为后来的经济腾飞提供了重要支撑。

1987年，宋平被提升为国务委员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工作重点从经济管理转向了党的组织和人事工作。组织部作为管理党内干部的重要部门，其工作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和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

宋平上任后，立即着手梳理干部队伍的情况，对不同地区和领域的干部储备进行了详细的了解。他推动了干部选拔制度的完善，强调在选拔过程中要注重德才兼备的标准，坚决杜绝用人不公的问题。

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考核机制，要求各级组织部门对候选干部进行严格的背景调查和综合评估，确保选拔出来的人真正适合岗位需要。为了让干部队伍更加年轻化，他特别注重提拔有潜力的青年干部，给他们更多锻炼和发展的机会。

1992年，宋平正式宣布从领导岗位退休，但他的影响力并未因为退休而消退。在他离开一线领导工作后，宋平仍然保持着对国家发展和社会问题的关注。2014年，宋平接受了一个特殊的邀请，参与一项旨在帮助贫困地区孩子实现上学梦想的慈善活动。

在这次活动中，宋平为助学项目“圆梦班”题写了班名。“圆梦班”的命名直观地传达了项目的宗旨，即帮助孩子们圆他们求学的梦想。他还对项目的运行提出了严格要求，明确指出资助对象必须是家庭贫困且品学兼优的学生，以确保资源能够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

基金会按照宋平的建议，与学校签订了具体的协议。这些协议详细规定了“圆梦班”的招生标准和管理办法。例如，受资助的学生必须符合学术成绩优秀的要求，并且家庭经济状况必须经由多方核实。

协议中明确要求“圆梦班”的学生中，至少有5%要进入北大、清华等国内顶尖高校，80%要进入国家或省重点大学。为了确保项目顺利进行，宋平还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监督小组，对项目执行过程进行全程监督。

他对基金会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强调要定期对学生的学习进展进行跟踪，并及时解决遇到的困难。2015年9月3日，宋平再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这一天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活动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这场阅兵式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而作为中国政治历史的重要见证者之一，宋平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已经是他退休后第三次参加国家重大庆典活动。

宋平是当时中共党内资格最老、退休时间最久的常委之一，他的出席为阅兵式增添了特殊的意义。1917年出生的他，见证了中国从战乱到复兴的整个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