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达沃斯峰会上，刚刚当选的阿根廷总统米莱再次语出惊人：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人，相反，政府就是问题本身。

米莱认为，如今世界各国经济陷入停滞的原因是各国政府放弃了自由市场经济，政府的过多干预削弱了市场的活力，抽掉了经济持续繁荣的基石，想让经济再次繁荣唯有进行更加彻底的市场化改革。

毫无疑问，米莱对于自由市场经济有着一种近乎宗教般的信奉，在演讲的结尾是：自由万岁，妈的。

西方社会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起源于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西方经济学家称这本著作对于世界的共线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政治家。

千万年来，人们惯用的思维方式是用结果去推测原因，因为后来的大英帝国威震四海，所以人们会情不自禁的地认为只要掌握了英国发展模式中的某种“秘诀”就能复制这样的成功。

但现实社会要复杂得多，每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长期探索得出来的，它的存在离不开与之匹配的社会土壤，离开社会土壤而强行嫁接制度的结果往往是一场闹剧。

冷战结束后，前苏联各加盟国与东欧国家都进行了所谓市场化改革，但改革的效果天差地别，而讽刺的是，俄罗斯、乌克兰这两个体量最大，也曾经试图进行最彻底的市场化改革的两个国家，其国民经济却一直半死不活。

在英国、美国非常管用的办法用到俄罗斯、乌克兰身上不管用了。

其实一项制度的作用不仅在不同国家身上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说到市场经济，在中国古代就不是一个新事物，将其精髓玩到极致的无疑是汉文帝刘恒，中国进入帝国时代的第一个盛世是文景之治，汉文帝刘恒以不断减税的方法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经济活力，汉帝国的社会财富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积累。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一个王朝的开端，都可以看做一个“文景之治”，但同时我们又会看到另一个事实：每一个王朝的生命周期中，都只会有一个“文景之治”。

这一切的原因，真的只是因为后世皇帝胸襟太小不敢放权？亦或是再也没有人有汉文帝的智慧？

哪有那么简单，如果彻底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无为而治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都能带来经济的长期繁荣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谁又不想去当汉文帝呢？

盐铁之辩还在继续，“贤良文学”们抓着“与民争利”这个点不断向桑弘羊的盐铁专卖制度发难，现在轮到桑弘羊反击了。

在武力和道德哪个重要？商业和农业谁是本业谁是末业等边缘问题上一番拉扯后，“贤良文学”与桑弘羊终于要在关键的经济模式问题上刺刀见红了。

为了方便一些新读者阅读，简单介绍两句时代背景，看过上一篇的朋友们可以直接跳过：

武帝时期因为政府开支巨大，汉帝国搞出了很多搞钱手段，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盐铁专营，盐、铁、酒等行业由汉帝国朝廷专营，其他人禁止进入。

随着武帝后期汉帝国政策转向，国家主要精力由打击匈奴变为恢复社会经济，汉武帝去世后的帝国的实际最高权力者大司马霍光，决定召开一场大讨论去研究应该如何处置原本是为战争期间搞钱而设立的盐铁专卖制度。

参与辩论的双方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和“贤良文学”。

桑弘羊是盐铁专卖制度的总设计师，自然支持保留这项制度；而“贤良文学”（主要是各地大家族出身的儒生），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盐铁专卖。

随着前期一些铺垫做完，桑弘羊与儒生群体准备就关键的经济问题做出交锋。

上篇文章我们提到过，当时的惯例是先争夺道德制高点，没办法，谁让你汉武帝把儒家地位拔高了，如今儒生们用有你汉武帝背书的儒家理论去反驳你任内大搞特搞的盐铁专卖制度，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黑色幽默吧。

由于儒生们熟读儒家经典，所以在抢占道德制高点这个问题上手到擒来，桑弘羊这位官场“老炮”虽然前期还能从理论上跟这些儒生们过过招，但是随着讨论的深入，实干家桑弘羊不能在儒家理论这个问题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弱点就暴露出现了。

他第一轮为盐铁专卖辩护时举出的例子其实是个妥妥的反面教材：

面对儒生们关于盐铁专卖是与民争利的指控，桑弘羊称：

当初商鞅变法使秦国变得富强，最终完成了一统天下的霸业，国家要想强大，朝廷手中就得有比较多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兵、也包括钱，有了钱，遇到问题，朝廷才有更多闪转腾挪空间。

先不说这句话理论上对不对，桑弘羊举的这个例子可是相当的致命。

秦国？在当时那叫暴秦；商鞅，改革家？那是破坏伦理纲常的野心家。

看桑弘羊露出破绽，“贤良文学”们立刻就来劲了：

秦国极尽搜刮之能事，让百姓吃不上饭，民不聊生，就算聚拢了再多财富，最终不也落得了二世而亡的结局，至于商鞅，为了野心搞那些改革，最终落了个被五马分尸的下场。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儒生们的这句反驳已经从道德制高点上驳倒桑弘羊了。

但儒生们并不就此收手，他们要乘胜追击：

昔日太宗文皇帝（汉文帝刘恒）时期，国家轻徭薄赋，百姓日子过得好，手里都有余钱余粮，即便遇到灾年，大多也能靠自己挺过去，这样一来，朝廷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不需要投入多少钱粮问题就解决了，百姓也轻松，朝廷也轻松，岂不美哉？

汉文帝刘恒是当朝皇帝昭帝刘弗陵的太爷爷，搬出文帝，并把文帝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大夸特夸一顿，这样的话术确实让人难以反驳，你桑弘羊干反驳我们“贤良文学”就是否定英明伟大的太宗文皇帝。

但是，就在儒生们认为自己从正反两个方面给出力证，一定会驳得桑弘羊体无完肤，倒戈卸甲，以礼来降时，桑弘羊这位在官场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炮竟然找出破绽进行反击了，而且反击力度还相当的强。

桑弘羊自然明白无为而治是文帝一生施政总纲领，否定它就等于彻底否定文帝，这是万万做不得的，所以他的选择是找出一个点进行反驳：

昔日文帝时，盐、铁、酒这些行当是不由国家控制，民间可以自行经营，但是结果好像不怎么样。

汉文帝赏赐给邓通一座铜山，允许他在四川老家自行铸钱，但邓通野心膨胀跑到西南夷那里与西南夷交易，事情败落被汉景帝下狱，饿死狱中，沦为笑柄。

吴王刘濞因为国境内有盐池、矿山，大肆铸钱，晒盐，赚取暴利，最终这些钱成为了他对抗朝廷的资本，七国之乱的悲剧根源就是在此处埋下的。

人手中的资源越多，野心也会膨胀，盐铁这些行业太赚钱，如果放开，只会催生出一个个野心家。

桑弘羊的反击可谓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你们儒生不是搬出汉文帝让我无法反驳嘛，好，文帝的形象是光辉伟大的，景帝的形象也同样是光辉伟大的。

邓通这个“家里有矿”的，和吴王刘濞这个家里不止有矿还有盐池的，都是景帝钦点的坏人，他们干的可正是你们鼓吹的盐铁生意，最后要么变成反贼，要么有当反贼的潜质，你们儒生如果反驳，对不起，第一，你抹黑了景帝老人家光辉伟大的形象，第二，你们要干跟反贼一样的事，怎么？你们也有心当反贼？

桑弘羊这波反击可谓酣畅淋漓，让人拍案叫绝。

桑弘羊搬出邓通和吴王刘濞这两个例子其实是想从根本上否定儒生群体对于盐铁专卖制度的最初指控：与民争利。

既然你们儒生口口声声拿与民争利说事，那我桑弘羊就要跟你辩一辩一个最基本问题了：“民”是谁？

邓通是汉文帝的宠臣，据说有人给邓通算命，说邓通会最后会被饿死，汉文帝于是赏赐给邓通一座铜山。

汉文帝时期民间是可以私自铸造钱币的，汉文帝给邓通铜山就等于给了他铸币权，汉文帝的想法很简单，给邓通钱，无论给多少，都有花完的一天，但是给铜山，他就能无限铸币，这钱自然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

但这件事还没有那么简单，你以为有了矿山就能拥有完整的铸币权了吗？不是，邓通拥有铸币权还有一个隐藏的附加条件：这座矿山是汉文帝送的，它身上附带着汉文帝的皇权背书。

矿山这种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的生意，必须得有权力作背书，日后汉景帝将邓通下狱，他的皇权背书没了，他的子孙也自然就做不成矿山生意了。

至于吴王刘濞，他可是汉高祖刘邦亲自册封的大汉吴王，汉初的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地上是拥有巨大的自主权的，他们就是当地的土皇帝，所以吴王刘濞可以堂而皇之地在自己的封地上开矿山铸币，开盐池卖盐。

这些生意如果脱离了吴王这个身份的加持，普通人做一个试试？

盐铁生意是典型的资源导向的，其利润巨大，生产流程也复杂，在这一行业能够赚钱的关键既不是辛苦劳作，也不是技艺精湛，而是拥有核心资源：矿山、盐池。

以及在拥有矿山、盐池的基础上获得权力作为背书，以保证这样的核心资源不被别人夺走。

想想我国90年代的小型煤矿，大约就是这么个意思，当初的煤老板们刀口舔血去争夺的小煤矿，与西汉时盐池、矿山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我们再延伸一个问题：暴力的等级问题，90年代的煤老板刀口舔血敢去染指的也只是小型煤矿，稍微跟权力扯上一点关系的生意，这帮平时凶神恶煞的家伙们都会乖乖拱手让出，因为在社会秩序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江湖秩序永远是要服从于庙堂秩序的，别看他们平时凶神恶煞，他们的暴力只是低级暴力，他们用暴力背书获得的只是边缘地带的垄断利益，一旦遇上国家机器，立刻如土鸡瓦狗。

桑弘羊以邓通和吴王刘濞两个例子关于儒生们“与民争利”这个问题给出了最有力的反击：盐、铁这些生意，即便朝廷放开，普通百姓有机会进入吗？有能力进入吗？

那么这些被国家放开的产业会落入谁的手中呢？当然是地方的实力派。

儒生群体的出现起源于汉武帝放出的那支怪物，他最初的目的是希望用儒家维护自己的统治，但是随着武帝的离开，儒生这个群体开始野蛮生长。

汉武帝一生都在打击地方豪强，但是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又注定了砸向地方豪强们的铁拳中会有很大一部分被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于是一个尴尬的死循环形成：汉武帝越下大力气打击地方豪强，普通自耕农破产更快，土地兼并也更快，而土地兼并又造就了更多地方豪强。

在儒家野蛮生长前，这些地方豪强难登大雅之堂，他们充其量用手中见得光和见不得光的能量去向地方权力渗透，对于中央权力，他们没有办法染指。

但是随着武帝给儒家的超然身份，儒生们也得到了超然待遇，并拥了一定的在中央为官的名额。

于是，手里有钱，在当地有资源的地方豪强们开始拼命砸资源将自己家族的子弟培养为儒生，随着能镇得住场子的武帝老人家离去，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止地方豪强家庭出身的儒生们在大汉官场纵横捭阖了。

如今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唇枪舌战，儒生的身份拉平了他们与桑弘羊之间巨大的身份鸿沟，还是那句话，谁叫你武帝独尊儒术呢？

儒生们经过反复练习，早已能够熟练地将儒家经典当做武器去为自己牟利，嘴上是主义，内心全是生意。

桑弘羊用邓通与吴王刘濞这两个例子说的已经很清楚了，这些生意很暴利，而且具有天然垄断性质，做这样的生意必须有权力背书，即便放开，普通百姓也无法进入，只能是落入那些地方有钱有能量，朝中还有人的地方豪强家族手中。

与民争利？算了吧，儒生们口中的民，怕是只包括他们自己所在的地方豪强群体吧。

在文章的开头，我们提到米莱口中的自由市场经济，在这里我们稍微说的深入一些。

米莱，以及一切市场派的经济学家，他们会以各种理论去证明自由市场的最优性，但这一切得加一个前提：理想状态下。

什么样的理想状态下呢？第一，所有人都是理性人，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所有人都遵守法律，还得有个第三，政府能做到绝对维护市场公平。

自由市场经济的开山鼻祖，《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可还有另一部作品叫《道德情操论》，他们所描述的那个社会只存在于理想中。

“自由”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其实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们只考虑其中的经济自由，社会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只遵循市场规律，所有人自由进行交易，这样的社会效率是最高。

理论上没错，但是还是那句话，现实社会中根本无法实现，你如何保证社会上所有人都遵纪守法？你又如何保证执法者在这一过程中不受诱惑而为了利益而干出违背市场公平的事来？

南北战争后的美国，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共和党获得了持续20余年连续执政的机会。

共和党一直是强调自由市场的，即便到今天也是如此，但是如果翻开历史的另一面，你会发现在美国国内无限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共和党，却国际贸易上无比坚定地执行贸易保护主义。

而另一方面，在自由市场经济政策连续执行20余年后，大家惊讶地发现，美国社会经济基本被寡头们把持，新兴的效率更高的小企业根本就没有机会做大，政府官员也毫不意外地跟寡头们勾结。

被资本腐蚀的政府官员们为了利益放弃维护自由市场规则，整个国家成为了垄断巨头们的猎场。

理想是理想，它可以很美好，但理想中一个样，到现实中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未经过现实检验的理想也只能叫空想。

当桑弘羊以邓通和吴王刘濞这两个例子有力地反击了儒生群体关于“与民争利”的指控后，儒生群体尽管陷入被动，但他们也马上想出对策进行反击。

他们调整战术的方式很诡异，在接下来的讨论，儒生们不断说一句话：我们儒生虽然是穷人，但是也心系国家。

他们在不断强调一件事：我们是穷人。

儒生是穷人？儒生的成份我们上文分析过，这样身份的人自称穷人，如果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会让人笑掉大牙的。

但是儒生们明知自己撒了谎，桑弘羊也知道自己撒了谎，他们为什么还要提这件根本就不成立的事呢？难道他们不怕被桑弘羊当面揭穿，变成笑柄吗？

事出反常必有妖，别人听到儒生群体说自己是穷人可以肆无忌惮的哈哈大笑，但是桑弘羊还真就不行。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穷与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儒生群体的家庭与普通百姓比强上百倍，但是与桑弘羊，以及桑弘羊背后的利益集团比，别说，他们还真就是穷人。

正因为如此，儒生群体才能放肆地说自己是穷人，接下来儒生们的反击方向也有了：

桑弘羊，也别把自己说得那么高尚，你维护盐铁专卖，真的是只是一心为了大汉吗？你和你背后的利益集团，你们的手脚干净吗？

……

这世上没有完美的制度，纯市场经济不完美，纯计划经济也不可能完美，下一篇看儒生们如何反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