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9年，卢比孔河边，凯撒在做最后的思想斗争，站在他身后的是罗马最精锐的野战军团，他们在等待着统帅的命令，进攻自己祖国的命令。
按照罗马法，领兵在外的将军一旦带领军队跨过卢比孔河就将被视为叛国，关于是否要过河的问题，凯撒必须慎重考虑。
在那短暂的犹豫中，凯撒的脑海里应该会飞速闪过很多画面：公民制度、元老院、罗马法；两极分化、军事改革、内战……
捋清一切的逻辑后，凯撒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命令：渡河。
供养者今日，我们开启上帝视角知道了凯撒下令渡河后发生的事，凯撒在战斗中击败了元老院支持的庞培，而后面对手上有军队的凯撒，元老院不但没有办法把他定义为“叛国者”，还在凯撒的强迫下不得不授予对方终身独裁官的身份。
如果时间倒回一百年，对待凯撒这样的将军，元老院只需一纸调令就能解决其兵权，而如今，自以为高高在上的元老院却成为了凯撒可以随意拿捏的傀儡，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要知道，即便在凯撒生活的那个年代，元老院仍是罗马共和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
造成元老院权力跌落和军头崛起的因素有两个：
第一是自耕农经济瓦解后，罗马不断对外征服而形成的行省供养罗马的经济模式。
第二则是公民兵制度解体后，职业军人的出现和罗马军团的常年对外征战。
而这两者又互为因果。
最初，罗马共和国的兵源来自于国内的自耕农，他们战时为兵平时为民，将军和士兵都是临时的，为他们提供后勤保障的是元老院领导下的罗马官僚系统，这样的模式下军头根本不可能做大，因为将军和他们麾下的军队都是由国家供养的，元老院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自然可以解除将军的职务。
而随着被征服地区的增多和自耕农群体的大规模破产，罗马共和国不得不修改兵役规则，让没有土地的罗马公民成为职业军人，而这支由职业军人组成的罗马军团是各行省居民愿意乖乖把税上缴给罗马人的根本保障，于是，军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变了。
新的经济模式下，是罗马军队保证了各行省继续供养罗马，军队成了供养者，而元老院贵族们是被供养者。
一旦关系发展到这一步，供养者就会有强烈的杀掉被供养者自立的欲望，更对于被供养者来说，极为尴尬的一点是他们虽然名义上仍高高在上，但是此时的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组织被供养者自立的能力。
公元1259年，钓鱼城下，蒙古帝国第四任大汗蒙哥死于宋军的投石机下，这个大杀四方的强悍帝国内部即将迎来一场惊天巨变，而这场巨变的本质又是一个供养者与被供养者之间关系的古老问题。
幼子守灶在展开忽必烈与阿里不哥汗位之争的故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蒙古帝国的两个传统或者说制度：
一个是忽里勒台大会，一个则是幼子守灶。
蒙古帝国是由一个个草原游牧部落组成的，忽里勒台制度便是为适应蒙古人部落联盟政治模式而设立的。
按照蒙古人的传统，大汗之位要在忽里勒台大会上由各部落首领推举而出，也就是说名义上，在汗位产生这个问题上，忽里勒台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
但这套制度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就遇到了问题，由于成吉思汗地位超然，他的遗命是否高于忽里勒台大会的决定，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回答。
好在第一次汗位交接有惊无险，成吉思汗钦定的继承人是三子窝阔台，而忽里勒台大会的推举结果也是窝阔台任新大汗。
你以为这样一来窝阔台就“稳”了吗？并没有，因为蒙古人的另一个传统此时又出来“捣乱”了。
蒙古人有一个传统叫“幼子守灶”，即最小的儿子继承父亲的祖业，而其他儿子则要去开拓新的领土。
成吉思汗在选定窝阔台为继承人的同时，却把自己手上最重要的资源：10万蒙古铁骑交到小儿子托雷手中。
刚刚继承汗位的窝阔台虽然名义上是大汗，但他手上只有3万多兵马，那么他与弟弟托雷，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蒙古之主？
手上有优势兵力的托雷让贤于劣势兵力的窝阔台某种程度上讲是一个意外，而窝阔台与托雷之间那若隐若现的矛盾直到托雷不明不白地死去才算告一段落。
但窝阔台系的第三任大汗贵由的离世后，汗位之争再起，最终在确定大汗人选的忽里勒台大会上，拥有强大兵力的拔都力挺托雷系的蒙哥，帮助其登上汗位。
成吉思汗曾说过：只要窝阔台的后人中还有一个人，就比其他人拥有更高的汗位继承权。
但在拔都等人的运作下，成吉思汗的命令失效了。
由此可见，忽里勒台大会，奉行的依旧是丛林法则，谁拳头大，谁的话语权就大。
好，如今蒙哥意外身死，按照惯例，新大汗要在忽里勒台大会上产生，汗位继承人基本锁定在两个人身上：忽必烈和阿里不哥。
按照一般的剧本，两人都来到忽里勒台大会上，看谁的支持者多便可决出汗位继承人，但此时的情况又变得复杂了。
特殊地区严格意义上讲，自成吉思汗后，蒙古帝国内部每次汗位交接都不算太平，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与托雷的汗位之争；窝阔台死后皇后马乃真称制；贵由汗死后的海迷失后专权以及蒙哥汗上位后对海迷失一系的大清洗。
但尽管权力交接不顺利，前几次汗位交接造成的权力动荡只局限于高层之间的斗法，如阿里不哥与忽必烈这样分成两个泾渭分明的派系并进行大规模火并的，在蒙古帝国建立以来应该是头一次。
蒙古帝国的权力交接一直有一个潜规则，获得更多蒙古贵族，也可以说部落首领支持者可以当大汗，这样的潜规则为何会一直存在，是因为初期的蒙古帝国模式单一，尽管蒙古帝国征服了大量土地，但它仍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
蒙古帝国在前期的征伐基本保持着：劫掠、屠城、投降者留下交税的简单粗暴模式。
这里需要说一下蒙古帝国征服地区那些投降者的地位，在蒙古帝国统治者眼里，这些投降者的唯一作用就是在当地收税而后把税交到蒙古帝国手中，他们只是蒙古帝国在当地的代理人，说的难听点就是狗，这些人是不可能接触到权力的，至于他们想拥有军队，更是天方夜谭。
在这样的模式下，尽管蒙古帝国征服了大量地区，但是这些被征服地区的作用仅仅是蒙古帝国的一个个“血包”，他们并没有改变蒙古帝国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
只要蒙古帝国的组织形式依旧是部落联盟，谁能在忽里勒台大会上赢得更多蒙古贵族的支持谁就能当大汗这样的规矩就不会变。
但是随着一块特殊地区的加入，蒙古帝国那种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开始出现了松动，这种松动带来的不平衡终于在蒙哥死后带来了蒙古帝国政坛上的海啸。
汉地蒙古帝国第一次伐金时，对金国控制下的华北地区采取的同样是其一贯奉行的焦土战术，攻入一城后屠城、劫掠，而后拂袖而去。
但这一切在木华黎南征时开始发生变化。
当时，华北平原一度被蒙古军队蹂躏的赤地千里，但蒙古帝国的只攻不占，和金国在当地统治的名存实亡，共同导致当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地带。
华北平原历来有一个传统，每当天下大乱，当地人会自发聚族自保，从而形成一个个军阀或者说土皇帝。
在蒙古军队撤走，金国统治者又没有能力恢复统治的背景下，华北大地上的权力真空迅速被汉人豪强占据，他们手上有人有兵，且在同族关系的纽带下，这些人非常团结，往往会在当地实力派的带领下与任何外来者拼个鱼死网破。
木华黎再次率军南下时，如果还是采用以前的杀人、劫掠的战术，则势必造成这些汉人军阀的拼死抵抗，单个汉人军阀或许不是蒙古铁骑的对手，但是那么多汉人建立的军事要塞如果让蒙古军队一个一个啃，就木华黎那点兵力全仍在华北大地也不够。
更尴尬的是，木华黎南征后不久，成吉思汗的西征也开始了，木华黎不得不分一部分兵去支援成吉思汗的西征，这对于本来兵力就捉襟见肘的木华黎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这样的客观条件注定了木华黎不能再走以前的老路了，于是他对当地割据的汉人军阀采取拉拢战略，只要这些汉人军阀给蒙古帝国交税，木华黎就承认其在当地土皇帝的地位。
华北大地是东亚最重要的农耕区，在工业革命到来之前，农耕区的产出要高于其他经济模式地区的产出是一个谁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
在丞相耶律楚材税制改革后，华北平原逐渐成为了蒙古帝国最重要的税源，换句话说，华北平原上的人是蒙古帝国最重要的“供养者”。
蒙古帝国做大就大幅从被征服地区吸血，这本身没什么问题，毕竟被征服地区只是蒙古帝国的一个个“血包”嘛，这些已经被解除武装的地区无法威胁到兵强马壮的蒙古帝国的统治。
但华北平原的情况却要特殊得多，因为随着对汉地经营的加深，蒙古人们惊讶地发现，这块“宝地”不仅仅能提供钱粮，还能提供重要的兵源。
如果仅仅是华北平原为蒙古帝国提供兵源倒也还好说，问题是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在汉地编户齐民那一套做的还比较差，所以他们通常直接从汉人世侯手中调兵，也就是说这些兵原本是有组织的，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只是“加盟者”。
华北平原上的汉人，作为蒙古帝国最大的供养者，他们不但为蒙古帝国提供着钱粮，还提供着兵源，更可怕的是，他们自身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这个系统里，财政权、人事权甚至军事权都处于一种半独立的状态，这种的权力模式足以让任何一个政治敏感性稍强一点的人后背发凉了。
错位从汉人世侯成为蒙古帝国最大的一群供养者，而且还是拥有暴力的供养者的那一刻开始，他们的诉求就注定不能再被忽视，他们会选出自己的代理人。
这个代理人就是熟悉儒学的忽必烈。
忽必烈以汉法治汉地，让华北大地上的汉人大悦，忽必烈保障汉人世侯们的利益也换来了这一群体死心塌地的追随。
凭借这两点，忽必烈在事实上已经掌握了蒙古帝国国内最大的税源和兵源，按照常理，蒙哥死后，即便他赶回和林参加忽里勒台大会，在历来奉行凭拳头说话的蒙古帝国内部，也会被推举为新大汗，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此时的蒙古帝国内部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权力错位。
一些蒙古帝国的王公贵族们，可能硬实力并不如何强大，但是因为身份显赫，他们有权力参加忽里勒台大会去推举新大汗。
而华北平原上的汉人世侯们，尽管实力强悍，但是由于不是蒙古人，也无权参加忽里勒台大会推选新大汗。
忽必烈在汉地以汉法治理汉人，虽然在客观上为蒙古帝国带来了更多的税收和兵源，有些蒙古王公贵族们还是靠着忽必烈治下的汉人上缴的税负供养的，但是他们并不感谢忽必烈，在他们眼里，忽必烈重用汉人，已经不能算是纯粹的蒙古人了，相比之下，没有深度经略汉地的阿里不哥反而是更“纯粹”的蒙古人。
于是大蒙古国内部逐渐形成了两个派系，一派是以阿里不哥为首的“纯粹”蒙古派，他们视汉化为洪水猛兽，对于忽必烈重用汉人，以汉法治汉地的做法非常不满，他们硬实力弱，却有投票权。
另一派则是以忽必烈为首的，深度利用华北平原上汉人群体的“汉化派”，他们以华北平原丰富的物资资源为依托，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他们硬实力强，但是大多没有投票权。
正统按照传统，在和林的忽里勒台大会上被推举出的领袖才是蒙古帝国的真正大汗，但在当时那种权力错配的背景下，如果忽必烈前往和林参加忽里勒台大会则他必输，而如果他凭借手上的力量用武力去拼上一拼则很可能会赢。
所有的聪明人在做选择时都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路径，所以忽必烈这样成熟的政治家更加不可能赶回和林参加忽里勒台大会。
但深度学习汉文化的忽必烈深知争夺正统性的重要性，尽管他在事实上是想通过手中的硬实力去破坏规矩硬夺汗位，但是他也要把这一切做的看起来名正言顺。
蒙哥汗的死讯传来后，忽必烈带领南征的将士缓缓北归，而当他得知弟弟阿里不哥准备在和林召开忽里勒台大会时，忽必烈立刻先下手为强，在他控制的开平地区举办忽里勒台大会，这种在自己地盘举办，参与者全部是自己亲信的山寨版忽里勒台大会当然会选出忽必烈为大汗。
但山寨归山寨，草台班子归草台班子，忽必烈名义上是经过忽里勒台大会同意才登上汗位的，忽必烈的这次不按套路出牌彻底打了弟弟阿里不哥一个措手不及，他只得匆忙在和林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并被推举为大汗。
从举办地点和参会人员两个方面看，无疑是阿里不哥的那次忽里勒台大会更具有正统性，但是由于在先机问题上被忽必烈抢了先，搞得好像阿里不哥搞出的那次忽里勒台大会更像山寨版。
当然了，忽必烈并不纠结于谁是真正的正统，他不按套路出牌举办的那次忽里勒台大会只是给那些硬实力已经不行的蒙古贵族们一个台阶而已，他比谁都清楚，自己的汗位是要靠拳头去争取的，当他靠着汉人凝聚成的铁拳砸下来时，那些蒙古权贵们得有个借口去自我安慰说忽必烈是得到忽里勒台大会支持的正统大汗，而不是一个因为拳头硬而破坏规则的野蛮人。
得失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忽必烈无疑是理智的，他从一开始就清楚，最终决定自己能拥有多大权力的始终是自己的实力，相比于那虚无缥缈的贵族支持，始终保证自己手上有最多的财富和强大的军团才是重中之重。
他也是聪明的，他顺应社会，通过以汉法治汉地的办法换来了华北平原这块最为富庶的土地成为了给自己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兵马钱粮的“后花园”。
他还是敏锐的，蒙哥汗死后，他第一时间就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才能保证在汗位之争中处于有利位置。
相比于阿里不哥，忽必烈的政治成熟度无疑高出了不止一个段位。
在硬实力与政治成熟度均全面碾压的背景下，阿里不哥确实毫无胜算。
但世间万事万物皆有代价，靠汉地，汉人提供的兵马钱粮固然可以保证忽必烈成为蒙古帝国中最强大的一派，但过分依赖汉地也注定了大蒙古国最终将会走向分崩离析。
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成为新大汗后，蒙古帝国的分裂也开始加速，此后，来自蒙古帝国内部的叛乱就从来没有中断过。
对于忽必烈来说，倚仗汉人既是良药，也是毒药，这种身份认同上的错位感将困扰忽必烈的一生，同样被困在这种认同感危机里的还有整个蒙元帝国，这种危机将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断膨胀、累积最终将整个帝国撕成碎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