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镛，柳浪画派传人，当代中国花鸟画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出自工笔名门，为我国著名花鸟画家田世光先生哲嗣，拥有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在近40年的艺术实践中，在创作上继承了宋元花鸟画的优秀传统，结合个人感受与新的技法，结合写意与泼墨画风的生动活泼，注重意境的特色，力求于平凡中显新奇，追求艺术的巧妙、精湛、清新、意趣，寻求以形写神的效果。
田镛：（1938—2020）出生在北京。1965年毕业后留北京中国画院（后改为北京画院）任专业画家。曾为北京画院高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画学会创会理事、故宫博物院研究院中国画法研究所研究员。
50年代初开始随父亲田世光先生学习花鸟画基本功，并进行花鸟画创作。1961年考入北京中国画院国画研究生班。随王雪涛先生专修写意花鸟画学习研究和创作，同时兼学山水人物画。受教于吴镜汀、秦仲文、惠孝同、关松房、郭传璋、马晋、吴光宇、汪慎生、溥松窗、徐聪佑、洪怡、胡洁青、董寿平等诸位先生。
田镛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父亲要求孩子们观察生活与自然。春天到颐和园赏花看石头，夏天下雨天追着雨脚听雨看荷花，八月在院子里抬头看巧云。
如果说田镛受父亲最重要的影响是感悟自然，那么他在王雪涛那里学到的则是中国画里的“以形写神”、构图取势等。
田镛始终认为，工笔花鸟画的笔墨技法不应仅仅是跟人学，一定要贴近生活，他总是提及自己曾经去四川的一次写生故事，他至今都记得海拔四千多米的苍山上，大雪之后太阳升起，火红的杜鹃花包裹在雪里，就像燃烧的火苗一样美。这是对他的艺术生涯产生重要影响的故事。
在数十年的工笔花鸟画创作实践中，田镛将千变万化的自然，融入传统花鸟画，田镛在多年的探索中寻找到自己特有的艺术语言。工笔与写意的相互融合，成为他绘画的最大特点。
对话田镛：
采访：田先生您好，首先能否回忆一下您个人的艺术成长经历?
田镛：说起画画，最早我是喜欢画人物的。刚解放那会儿我上小学，那会儿接触的画都是年画，还有毛主席像，我也跟着画;还有生物课上讲人体骨骼、消化系统，地理老师讲天气四时变化，都让我来画，我对画画也挺有兴趣的;那会儿老一代艺术家们也有画画的任务，我的父亲田世光先生和一批艺术家们平时的工作也影响了我。
采访：小时候就对画画感兴趣，能否回忆一下小时候田世光先生对您的影响?
田镛：那时候我父亲没有时间管我们，你爱画就画着玩儿。我就记得他给我指导画什么，比如过春节的时候要慰问军属，他就指导我画慰问军属题材，主要画人物反映现实生活，他告诉我要接触生活。
我第一次接触中国画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有一天我父亲去上班了，我自己拿了一张纸，拿了一支笔，想画一幅“斑鸠竹子”。一笔下去，呀!怎么洇了呢?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生纸，什么叫熟纸，第一次了解中国画。
父亲对接触生活是很有感触的，小时候我们家住在颐和园前面。他带着我们去颐和园，就让我们观察，观察几块石头的样子，观察长廊的走向，颐和园里风景的高低变化。
夏天的时候，父亲让我们看云彩的变化，后来我知道二八月看巧云。尤其是八月的时候，坐在院子里盯着云彩的变化。
下大雨的时候，大家都往家跑，他却往外跑，我们问他跑出去干嘛?他说听“雨脚”，雨的脚步声，听雨脚看荷花。
我们在农村，父亲喜欢跟农民接触，喜欢跟他们聊天，相互关系都特别好，我的很多同学都上我们家看画去，父亲就拿画给他们看。所以我父亲画的老百姓都喜闻乐见。50年代，他画了一套四季瓶花卉，人们都很喜欢，被出版成印刷品，据说连西藏老乡家里都有。所以父亲观察自然，贴近生活的习惯对我从小就有影响。
采访：您如何走上真正系统的对艺术的学习呢?
田镛：1957年进入北京中国画学研究会主办的国画技法进修班，学习中国画技法理论，画论鉴赏等课程。我学习中国画的同时，也跟着中央美术学院的黄养辉先生学习素描，断断续续学了三年，打下了造型基础。
在国画技法进修班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学到一些真东西。我父亲教育我说，尽量不要跟先生们要画，要学到真能耐，我的父亲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的老师们徐悲鸿、张大千、于非闇这些老先生的画他一张都没有，所以我也从来没跟先生们要过画。
1961年考入北京中国画院国画研究生班。进入北京画院之后一直跟着王雪涛先生学画画，我的父亲也很敬仰王先生。
采访：进入北京画院的时候，是怎样的情景?
田镛：我记得第一天进北京画院，是一个雪后，阴天，薄云。
当时的北京画院在雨儿胡同，穿进胡同到画院，院子应该说是比较符合规格的四合院，院子厚厚的雪，只用扫帚在中间左右扫开了一条小道，从院儿门口通到房门口。
穿过这条小道，推开门的时候是“吱扭”一声，屋子里的场景就像是电视里的情节一样，记得特别深。
很大的窗帘拉着，哗哗的把窗帘打开，整个就像是齐白石先生临走的时候的样子，好像他还会回来似的那种感觉。屋子很乱，他的立柜在中间，立柜前放着他的画案，案子的东西还在那儿放着。立柜都是大玻璃格子，后来听说他的三百石印就在大柜子里。
我们把各个房子都打开，然后就分谁坐哪儿，开始准备学习。那会儿比较年轻的老师就到雨儿胡同给我们上课去。
采访：您认为给您的艺术带来较大影响的是谁?
田镛：我感觉大家还是挺喜欢我的花鸟画，比较灵活、生动，这跟我的导师很有关系，一是我父亲一直在京华美专教课，他非常强调教学相长，他在家备课非常认真，给同学们一张张画小稿子，我在他身边就有所受益。
二是跟着王雪涛先生，王先生最大的特点是贴近生活，他抓的是神，在取神这方面是一般画家所不能达到的，他有这个本事。
他的速写写生画的非常好，这方面我父亲也很佩服他的，他在构图、取势上有独到的地方。他画画的时候，每一个局部线条都很快能找到感觉，他的眼力、观察能力和取舍能力都非常强，局部变化非常讲究。
采访：那您个人艺术风格的形成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田镛：有一次是国家给我的机会，去南方写生，当时每个人给了我们大概400块钱。我记得是到了四川的苍山，那会儿6月份在山下穿着背心。我们跟着当地送药的马帮，把东西放在马背上进山，我记得当时大致的海拔是4000多米，下午到了那之后天气阴沉沉的，据说山里还有野兽，当地打猎的还护送我们，我们就打算第二天早上进山。
第二天早上起来进山，旅馆给我们一人一块毯子裹上，但是还是越往里走越冷，走到上面说下雪了，我们就停在那里看着雪哗哗的下，心里想着我们是来画画的，但是下着大雪，杜鹃花都被雪覆盖了，就看着杜鹃花被雪裹着一兜一兜雪，根本没办法写生，我们很沮丧。
结果过了一会儿，太阳出来了，雪就全化了，青年男男女女一边唱着山歌，一边上山，杜鹃花照样生长，哎呀那个情景那个美呀。火红的杜鹃花包裹在雪里，不断融化，就像燃烧的火苗一样，我深深的体会到了花卉不能待在温室里。
那次写生之后回来，就是我中国画用笔用墨的变革，我理解到花卉不仅仅是在温室里和公园里的样子，想通过笔墨描绘真正大自然的美，我开始将感性投入到笔墨绘画里，打那之后我的线条开始立起来了，体会不一样了，画面也就不一样了，那次写生是体会最深的一次。
采访：很多评论家在谈及您的绘画时，谈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能够把写意和工笔相互结合，能否谈一下您的创作实践?
田镛：这个问题一直是我想要说的。其实在我和我父亲画画的过程中，我们从来没有谈过什么叫写意花鸟，什么叫工笔花鸟。这幅画我想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在我们脑子里不分工笔和写意，中国画都是写意，虽然用的是所谓的“工笔”，但内心和创作态度都是写意，不能把两个形式割裂开来，这是不对的。
采访：那您如何看待技与道之间的关系呢?
田镛：技与道不能分裂开来谈。当然，技法是绝不能含糊的，它和创作的灵感性是统一的。世上万物都是有生命的，必须从这方面去理解它，然后适合用什么方法去画就用什么方法去画。我学到了技法之后，我在技法上就开始放，胆子更大了一些，但是我的胆子都是从生活中来的，没有生活你胆量也不行。画面上的灵感也是很重要的，你这画要没有灵感人家一看就走。你的画的灵感绝不是你的技法，但是你没技法绝对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