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一直流传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然而古代中国基层官员的俸禄实际上十分微薄的。

比如清代的县令每年的薪水不过45两白银，这句民谣显然是对官员搜刮民脂民膏行为的讥讽。

这种说法同时也体现出了在封建社会基层官员剥削百姓，似乎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

而清廷之所以对此无动于衷，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就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

自从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以来，农民每年缴纳的赋税一直都是国家最重要的财政来源。

在平常的年份里赋税的额度相对稳定，但是一旦国家遭受战争或者朝廷需要大兴土木，赋税的额度就会不断上涨。

在中国古代每个朝代的中后期都会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随着政府可以收税土地的减少，赋税的额度就会不断走高。

最后逼得大量自耕农破产成为流民，最终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推动朝代的更替。

对于这种情况康熙在执政期间做出了永不加赋的承诺，这十分符合他宽仁君主的形象，这一政策也缓和了紧张的满汉关系，有效促进了清朝政治局面的稳定。

但永不加赋的同时清廷却并没有减少中央财政支出，随着人口的不断上涨，清政府的行政成本也逐渐走高，较低的赋税无法满足朝廷的日常运转。

无奈之下，清廷只能不断压缩地方政府的行政资金，官员们的俸禄也被不断削减。

等到雍正一朝时，清朝地方政府已经难以维持正常运转了，但碍于康熙永不加赋的成命，雍正不能通过传统方式增加税收。

最终他推出了“火耗归公”的新规定，即向百姓收取熔铸银子时损耗的“火耗”钱，然后再将这笔钱收归省级行政单位统一保管使用，即“归公”。

这种做法可以有效缓解清代地方政府的资金压力。

在雍正执政期间曾经有官员提出拿出部分火耗钱送往国库，但这一提议遭到了雍正的严厉训斥，他担心这样会导致地方财用不足，陷入恶性循环。

在他的监督下，火耗归公得以平稳运行，为清朝地方政府提供了稳定的行政环境。

在雍正一朝清廷的财政状况变得非常健康，不但填补了康熙时期留下的财政缺口，国库还存下了不少盈余资金，地方政府的经济状况也相对稳定。

但随着乾隆的登基，这样的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首先相较于雍正，乾隆是一个更加好大喜功的皇帝，其多次出征消耗了大量的国库资金，这让清廷面临着较大的财政压力。

与此同时，乾隆在执政中期的多次南巡也令接待他的地方政府支出了海量白银。

在他首次南巡时，苏州府仅在铺路一项上就花费了三十万两白银，这让地方政府也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但彼时清朝已经进入全盛时期，人口较之清朝中期有了显著的上涨，这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管理问题，这让地方政府的运行成本不断走高。

再加上随着美洲大陆的开发，来自墨西哥的白银开始大量流入中国，造成了物价上涨，这也让清朝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变得更加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乾隆皇帝不但不想办法为地方政府提供资金，反而打破了雍正制定的火耗专款专用的规定。

他要求火耗钱有结余的省份，需要拿出这笔钱来弥补亏空地区的财政，这就将中央政府的压力转嫁到了地方政府的头上，皇帝也就有足够的钱来兴建那些豪华的园林了。

地方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能坐以待毙，于是他们便动起了火耗钱的心思。

虽然康熙有着永不加赋的承诺，但火耗钱在雍正朝才出现，其比例的增加自然不受约束。

于是，清朝中后期各地政府开始公然提高火耗钱的比例，这让百姓们叫苦不迭。

因此从乾隆朝开始，地方官员在征收税赋的时候会遇到极大的阻力，为了能够收足税款和火耗钱，各地基层官员用尽了手段。

同治到光绪年间，在广东担任县令的杜凤治留下了一部350万字的工作日记，其中征收税赋的内容触目惊心，也难怪当时百姓会觉得这些官员，都是贪得无厌的蛀虫了。

清末广东地区已经成为了朝廷的重要税收来源，因此广东地方官的税收压力也是相当大的。

为了能够有效推进税收工作，在每年收税之前地方县令都会组建起一支几百人组成的税收队伍，其中基本都是县令的亲戚和亲信，他们有时要承担打手和保镖的角色，由此可见当时的税收工作有多大的风险。

由于清末的火耗比例实在太高，因此各地拒不纳税的百姓数量越来越多。

为了逼迫他们纳税，清朝地方官使用了许多残酷的手段，比如县令们会要求税收队的成员到各家各户施压，用威胁的方式逼迫他们交税。

如果有人家拒不合作，他们就会将不纳税之人进行监禁。

如果户主外逃的话，他的妻子也会被收监，以至于后来有些人甚至为了躲避抓捕全家外逃。

此时清朝县令就会先进到其家中，将值钱的东西拿出来充抵税款，再看看屋子里有没有睡着的孩童。

检查完毕后，他们就会放火烧掉这户人家的房子以示警告，从杜凤治日记来看，这种事情他们并没少干。

但即使这样依然有人拒不交税，甚至是整个村子的宗室联合起来反抗地方政府。

此时清朝官员就会派乡勇和衙役将他们的祠堂封锁起来，并禁止当地百姓举行宗教祭祀活动，以此逼迫百姓就范。

在杜凤治的日记中提到，他用的这些手段还只是小儿科，他周边县的县令手段更是残忍，只不过由于在日记中没有相关描述，其恐怖程度我们也就无从得知了。

在清末百姓看来基层官员都是敲骨洗髓的恶魔，因此他们觉得这些官员一定过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富贵生活。

但事实上就算如此，清朝的地方财政依然捉襟见肘，这都是因为国库的支出在不断上升，逼迫地方政府不得不加大压榨力度。

随着清末各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天文数字的赔款压力，也被转移到了百姓的头上，但这次无论基层官员如何努力，财政亏空终究是没法抹平了，清王朝也终于走到了末日。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自《晚清广东州县催征钱粮探微 一以 <望凫行馆宦粤日记>的记载为中 心》，刊登于《安徽史学》2021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