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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蒋冉Jiang

编辑 | 蒋冉Jiang

上世纪八十年代，柬埔寨新政权提出了美好的发展蓝图，不料此时红色高棉对他们的影响并没有消散，导致柬埔寨社会遭受着沉重的打击。

在当时的政权下，柬埔寨的社会状况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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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亨萨林在斯努尔承诺进行什么民主和多元改革。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 1987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批评了该政权不公平的审判，未经审判就拘留政治犯，在审讯时使用酷刑，并将囚犯关押在拥挤和不卫生的条件下。

该报告强调，人们很容易因为一些“罪行”而被贴上“革命叛徒”的标签，比如举行私人会议、散发传单、拒绝接受政府职位和批评政府。

报告抨击了柬埔寨政权在金边T3拘留中心和磅湛省Trapeang Phlong“改造中心”对待政治犯的方式。洪森首相没有回应大赦国际提出这些担忧的信件。

在该政权的前三年，安全几乎完全掌握在越南秘密警察手中，因为波尔布特(Pol Pot)憎恨的nokorbal(安全部门)的前成员不允许为新政府服务。

越南人在他们训练的人身上留下了明显的斯大林主义印记。大赦国际还批评CGDK在其控制下的难民营中侵犯人权。

也许朝鲜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始于1982 - 1983年，当时该政权为1984 - 1985年旱季对红色高棉的大规模进攻做准备，推出了雄心勃勃的K5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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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K5蓝图下，军政府开始封锁与泰国的边界，修建了大量的堡垒、壕沟、堤坝、围墙、围栏和雷区。尽管高棉人民革命武装部队(KPRAF)人员和越南士兵在防御工事上工作，但该政权还征召了大约5万名平民劳工。

简陋的食物和恶劣的卫生条件，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使数以千计的平民丧生。相比之下，这场灾难造成的生命损失要比20世纪20年代法国在波哥修建的娱乐中心大得多，后者因其惨无人道而受到谴责。

K5和随后的进攻可以被认为是军事上的成功，但它非常不受欢迎，使PRK失去了它声称为之服务的那些人的大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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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不应忘记，正是中国、西方和东盟(尤其是泰国)对波尔布特的持续支持，才首先需要修建这些防御工事。朝鲜的方法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正如迈克尔·维克里(Michael Vickery)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农村80% - 90%的坎姆(Cam)人来说，任意的司法、突然的暴力死亡、(和)政治压迫……

早在20世纪70年代的战争和革命之前，这些都是生活中的普遍事实。“法国人对农民征收繁重的赋税，并在他们1916年抗议时残酷镇压他们，西哈努克和朗诺尔将萨姆劳特叛乱淹没在鲜血中。压迫仍然是高棉农民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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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K远不像它的前任DK那样专制，它也没有故意进行大规模屠杀。高棉人民革命党也没有被导致DK流血的血腥清洗所席卷。

然而，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个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政党，仿照越南共产党，更遥远地，仿照苏联共产党。

在此期间，在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组织方法和河内对其的统治下发生了两起奇怪的事件:1981年底，总理潘·索万被解职，他的继任者陈思1984年在莫斯科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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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都曾是“高棉越盟”成员，虽然比民主革命党洪森-亨·萨林派更致力于社会主义政策，但他们也更有民族主义思想，倾向于对越南人持批评态度。这很讽刺，因为他们在1954年之后的长期流亡中曾在越南接受过训练。

从各方面来看，潘·索万都是一个真诚而有能力的人，尽管他是一个易怒的人，一个把一生都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理想主义者。

有一天，他突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这位高棉总理在越南的监狱里被监禁了数年，之后被软禁在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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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他被剥夺了自由，并在未经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被流放到国外10年。当高棉公务员询问为什么他的肖像从办公室墙上消失时，他们被告知不要问，并暗示了坚持下去的后果。

越南人最初告诉朝鲜驻河内大使孔korm，总理生病了。潘·索文在一场噩梦中变成了一个“非人”，这可能是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的幻想。

当他极力要求对自己被捕的原因做出解释时，没有人给出解释;私下里，他只被告知他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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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审讯，但不会有审判。历史学家大卫·伯尔曼(David Burman)关于欧洲异端在宗教裁判所下的命运的话，也完全符合潘·索万的情况:

囚犯……对他被逮捕和监禁的原因一无所知…没有确切的指控，因此几乎不可能提出合理的辩护……他被要求承认一项他拼命想象的罪行…

不同之处在于，天主教审判官最终会告知受害者对他们的指控——而潘·索万从未被告知。他的“罪行”似乎是思想过于独立，是共产主义的“异端”，他的观点与河内政治局决定的党的路线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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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人不会再容忍戈茨曼所说的苏文的“钢铁般的自治”，即倡导经济民族主义政策，抵制对越南移民的政策。

潘被越南人逮捕并被监禁在越南，这一事实打破了任何关于他可能成为人民革命党内部反越南运动受害者的理论。

另一方面，也许越南人已经得出结论(就像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的印度支那共产党时代所做的那样)，柬埔寨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像Pen Sovann这样的理想主义共产主义者必须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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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的真相有待某个未来的越南戈尔巴乔夫打开国家档案，尽管这一前景还很遥远。

接替潘·索文担任总理的陈思也是一个有能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尽管比他的前任更加“温文尔雅、乐于助人”。

然而，他也表现出独立思考的能力，最明显的是他拒绝在上述K5计划中合作。虽然他看起来身体很好，但在一次莫斯科之行中，他突然被一种神秘的疾病打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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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边举行的国葬后，他被火化，政府公开哀悼他的去世。多年后，从越南监狱获释后，潘·索文告诉《柬埔寨日报》(Cambodia Daily)，陈思是在洪森的命令下被谋杀的。

反对派政治家桑兰西(Sam Rainsy)重申了这一指控，Pen Sovann随后出版了一本书(高棉语)，详细阐述了他的主张。

很难想象潘·索万当时在河内的监狱里，怎么会知道陈思死亡的细节，除非出现新的证据，否则官方对他死亡的解释必须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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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党内的实用主义者和前红色高棉人来说，陈思的死无疑是偶然的。到1985年，权力基本上落入了民主革命党洪森一派的手中，他们的务实政策压倒了高棉越盟的社会主义。

剩余的红色高棉越盟干部被解除职务，取而代之的是前红色高棉人，潘·索万在此之前特别将他们排除在外。

正如玛格丽特·斯洛科姆(Margaret Slocomb)所观察到的那样，陈丝的死“戏剧性地标志着朝鲜革命历史和革命本身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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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政权从1988年开始推行了一种改革(反映了越南共产党的自由市场改革)，农村的集体化项目被放弃。

1989年9月，就在柏林墙倒塌之前，与越南军队的最终撤离相一致，PRK更名为听起来更中立的柬埔寨国(SOC)。

柬埔寨人民革命党(KPRP)更名为柬埔寨人民党(CPP)，放弃了其社会主义目标和意识形态。它只是在巨大的国内和国际压力和权力的诱惑面前放弃了社会主义计划。然而，到这个阶段，该政权也表明，它不再仅仅是其批评者所声称的越南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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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斯洛科姆认为，虽然朝鲜作为一个革命性的社会主义政权失败了，但它在很大程度上遵守了1978年12月亨·萨姆林在斯努尔所作的承诺。

第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但后者只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亨·萨林所承诺的民主从未实现。但是，朝鲜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重建国家的。

这里再次有了学校和医院、正常运转的公共交通、银行和货币、一些工业和恢复活力的农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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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即使在越南军队于1989年9月最后撤出之后，柬埔寨人民军士兵仍能在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将红色高棉人围困在海中，直到联柬全力机构部队到来。

最后，PRK/SOC领导人与其他派系和联合国合作，为该国恢复和平与安全。斯洛库姆认为，虽然PRK不太受欢迎，但也不是不受欢迎。

只要它能让人们在没有太多干扰的情况下拼凑出支离破碎的生活，他们就会向它低头。毕竟，这是柬埔寨几个世纪以来的生活模式，无论统治者是国王还是殖民行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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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高棉人已经接受了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和越南作为阻止波尔布特的唯一途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支持政府最初的马列主义目标。

这可以用肯塔基大学(University of Kentucky)研究柬埔寨事务的作家克莱顿(Thomas Clayton)引用的一位高棉公务员的话来概括:当时(1979年1月)，我们好像被淹没在水里。

有人向我们走来，给我们递了一根棍子。我们当时没有考虑谁拿着棍子。我们只知道我们必须抓住棍子，否则我们就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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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公平的评价。尽管越南入侵的最紧迫的原因是消灭对越南自身安全构成威胁的波尔布特政权，但它确实将柬埔寨人民从一个残暴的政权中解放出来。

尽管这个政权有可能在自身无能的重压下崩溃，也有可能在大清洗的削弱作用下崩溃，但更有可能的是，这个国家将在小地方暴君的统治下回到无政府主义的野蛮状态。

有人有权怀疑Evan Gottesman所引用的一名反越南学生的说法，“真的，他们(越南人)来这里杀人并夺走我们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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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越南政府操纵了柬埔寨事务，但仍尽其所能提供其几乎无法负担的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

在柬埔寨的战争使河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越南人民中非常不受欢迎。在占领期间，越南高达50%的预算都花在了军事上，这一巨额支出使他们自己饱受战争破坏的国家陷入了经济困境。

越南和朝鲜被视为国际社会的贱民，而波尔布特的邪恶随从则沐浴在国际认可的阳光下。悲剧的是，“国际社会”花了13年的时间才就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达成一致，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首先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