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俄语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讨论中，我们往往更常听到外国女性的名字，而苏联妇女的经历和她们的成功却几乎不为人知。

为了纪念3月8日，性别研究员萨沙·塔拉维拉向DOXA讲述了苏联女性如何获得自信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如何受到战争和军国主义的影响。

资料来源：莫斯科地区交通广告，“方向盘后的女人就是司机”

从海报上看，方向盘后一位冷峻老派的女人抓着方向盘，凝视着远方。“cheburech USSR”的字体、罗琴科夫的图像、标志性的色调，这一切都让我们联想到我们脑海中的苏联。1941 年的海报“女孩大胆地坐在拖拉机上”中的女主角在2023年重新出现在俄罗斯。

作者：T. Eremina，1941年

只不过那个被派去打败纳粹的男人，如今不得不从海报上删除，毕竟对于患有 "传统价值观 "臆想症的普京政权来说，与他握手会显得过于激进（违背传统性别规范）。

这场运动，以及俄罗斯女英雄母亲勋章的回归，很好地说明了俄罗斯政府试图利用伟大卫国战争的方法在各个方面来动员俄罗斯妇女。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项目中性别平等的解放基础在当代俄罗斯的宣传中被冲淡了，只剩下利用妇女劳动成果的企图，以及铺垫满军国主义的底色。

致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国防委员会主席，最高指挥官

我的丈夫，团政委伊利亚·费多托维奇·奥克雅布尔斯基，在为祖国而战中牺牲了。为了他的死亡和所有被法西斯野蛮人杀害的苏联人民的死亡，我要向法西斯狗杂种复仇， 我已经把我个人的所有积蓄-5万卢布，捐给了国家银行用于建造坦克。我要求把这辆坦克命名为 "战友"，并让我作为这辆坦克的驾驶员上前线。我的职业是司机，对机枪非常熟悉，也是一名伏罗希洛夫步枪手。

我向您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并祝愿您的生命长长久久，让我们的敌人感到恐惧，让我们的祖国感到光荣。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奥克雅布尔斯卡娅

在许多欧洲国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战前性别契约的严重打击：妇女必须被纳入新的领域和开展新的职业，取代走上了前线的男人。

对于苏联来说，对比并不那么明显，因为许多女性已经在工业领域工作，早已积极参与政治和地方政府。

此外，正如研究员 Anna Krylova 所写的那样，虽然性别被概念化为男性和女性的二元类别，但它们并不相互对立，并且在女性和女性的意义方面包含许多内部冲突和矛盾。在作为一个女人和作为一个男人的意义中，包含着许多内部冲突和矛盾。即使妇女的大规模动员也没有从根本上打破斯大林主义下的苏联，那已经非常混乱的性别契约。

“ 1930 年代的斯大林主义极权主义政权，尽管其公民受到典型的惩罚性待遇，但与更自由的苏联战后和后斯大林时代相比，它允许人们以更多样化的方式来理解性别和性别表达。事实上，我认为：战前的官方文化、制度环境和性别政策促进并运作着多样的、模糊的、经常公然矛盾的性别观念。 <...> 而且，在苏联教育和准军事训练的领地上，对女性平等、性别关系和资产阶级偏见等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人们对这些内在意义进行了长久的辩论。“

这场争论的各个方面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对性别问题有着敏锐意识的社会，一个经常在公开场合和专业教学期刊上使用性别类别并讨论其含义的社会。 ”

（克雷洛娃，2010 年）

战争给妇女地位带来的变化，包含着动员、妇女营、新军事职业的发展、让她们更积极地融入劳动力队伍，而这些只会给已经饱受争论的苏联性别政策增加更多动荡。

这也体现在立法层面：例如，1944年的法令“关于增加国家对孕妇、多子女家庭和单身母亲的援助”。

该法令一方面大大改善了职业妇女的权利：增加了产假，禁止孕妇加班，禁止照顾婴儿的妇女上夜班等等。

另一方面，同一法令引入了 "单身母亲 "的类别，如果父母的婚姻没有登记，则拒绝在孩子的出生证上填写父亲的名字。争议的法案往往是由于相互冲突的团体和利益的参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妇女本身参与了法律制定过程。

苏联妇女的战时经历和战胜纳粹德国的巨大功勋，对她们的自决和政治参与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历史学家米·纳卡奇（Mi Nakachi）所写的那样，战争年代的经历为包括医生在内的许多职业群体提供信心，使他们能够更积极地参与战后政治。

例如纳卡奇将1955年苏联堕胎合法化与女医生的这种自信感联系了起来。

在1955年的历史中，当时担任苏联卫生部长的科夫里吉娜发挥了关键作用。她在关于1945年首次欧洲之行的回忆录中描述苏联妇女和法国妇女之间的对比，完美地抓住了这种在战争胜利和苏联妇女的特定历史使命之间的联系。

“我相信从远处看着我们的人都非常好奇。一群妇女，几乎都是高个子（而且体重很大），穿着坚实的厚大衣，有些穿着灰色的合身的、指挥官样式的大衣，正在走在行军的路上。

我们的步子很大，步履坚定。没有人能把我们和法国人混为一谈。

我们庞大的多国代表团受到了热烈的呼喊和暴风雨般的掌声的欢迎。我必须得说，在代表大会的所有日子里，苏联代表团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我们不仅从头到脚都被仔细观察过，甚至还被摸了个遍。每个人都想摸摸这个遥远的、陌生的、神秘的国家的妇女，这个国家的人民为战胜德国法西斯主义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科夫里吉娜1985, 103-105)

科夫里吉娜感受到的“差异性”可以发展成许多不同方向的影响：羞辱、歧视、排他感、自豪感等等。就科夫里吉娜而言，与西方女性相比，她与西方妇女相比的 "另类 "被表述为在国际政治中的独特和英雄地位，与捍卫妇女权利和争取和平有关。这种特殊地位实际上是从她们的身体中生长出来的，在激进的社会流动和战争中幸存下来。

1965年，苏联将3月8日定为休假日，"以纪念苏联妇女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为建设共产主义、保卫祖国所做的杰出贡献，以及她们在前线和后方的英雄主义和无私奉献，同时也注意到妇女为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为和平而斗争所做的巨大贡献"，从而巩固了战胜法西斯主义与苏联妇女特殊角色之间的这种联系。

革命和解放退居幕后，但保卫祖国、前线和后方以及争取和平的斗争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与1945年后红场上的第一次阅兵式和战争纪念碑的大规模树立一起，3月8日国际妇女节成为一个节日。

事实证明，妇女权利是爱国主义立场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它们也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在与资本主义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苏联妇女的平等成为社会主义进步的象征，在冷战期间，这种斗争具有咄咄逼人的语气，而且在反复提及苏联妇女在二战中的功绩。

这种爱国主义、军国主义、妇女权利和社会主义的混合产物被当代俄罗斯女权主义者继承下来，成为一种严峻的挑战。但苏联政治中军人一代女性的战斗精神，给我们这些现代俄罗斯女性带来了很多优良遗产。

堕胎权、保护性劳动立法、发展学前教育机构网络，都是她们争取到的优良遗产。

从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苏联妇女把她们对保卫祖国的贡献，重新定义为保护妇女不受国家及其伴侣的剥削，当然这是一种推测，但这是我对此的解释和受到的启发。在公共话语层面，妇女被要求无条件地爱国，这也是使她们的工作不为人知的原因。

自苏维埃国家诞生以来，就一直在讨论着妇女参与政治和公共工作的议题，但在赫鲁晓夫时代，对政治参与的呼声开始变得特别响亮，50年代末出现了妇女委员会，基本上把妇女参与倡导自己的利益（尽管是在很小的行动范围内）作为女性公民身份的一部分。妇女不仅是母亲和工人，也是活动家。

这也使得苏联的女权运动不能被说是成是独立于国家批准的社会工作之外的存在了。

尽管这项工作在俄罗斯女性权利和维持基础设施领域带来了许多成果，但也给人产生一种错觉，就好像苏联不存在女权主义一样。

成为一名苏联女性，那就意味着成为一名知道自己拥有权利并为之奋斗的女性（通常会与国家/政党/工会管理中的其他团体对抗）。如果我们将“传统价值观”理解为前几代人所奉行的价值观，那么在今天，俄罗斯女性就是以性别平等（尽管没有实现）为荣，并为妇女的权利而奋斗，但接踵而来的就是“保卫祖国”的叙事了。

首先是将妇女运动纳入国家社会工作，以这种方式组织公共领域的传统现在正对我们不利，其基础架构正在被克里姆林宫积极利用。

二是“保卫祖国”的军国主义式口号，在今天的俄罗斯，它已经完全被篡改了它的含义，被用来使当前的战争合法化。它反映在精心伪装的官方举措中，模糊了军国主义和妇女权利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具有“传统价值观”的女权主义工作是利用苏联项目的物质解放遗产，这些遗产可以在法律、城市基础设施和话语权层面为我们提供帮助，毕竟正如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专制政权只是我们日益奔向解放的肥料。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熟悉的思想范畴，包括 "保卫祖国"这个口号，俄罗斯女性必须把军国主义的含义从中清除出去，因为战争是父权制暴力的最高点。

捍卫祖国首先需要击碎和远离的是贫穷、暴力、战争、腐败的政客和不择手段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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