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籍武汉的旅英华人范榕先生提供一张晚清时期大智门火车站近照，照片由对武汉很熟悉的意大利建筑师马方济提供。范榕先生同时还提供了一本晚清时期京汉铁路全线开通照片册，其中有张火车开进大智门车站的远景照，与这张近景照为同一场景。

近景照主体部分为一层西洋式小型站房建筑，坡屋顶前出，由斜衬支撑形成风雨廊，门窗及房顶缀有欧陆配饰，大门前放有称重地磅。照片中点处站有两洋人和一着外国传教士打扮的人，其身后站牌下方为中文“汉口大智门”，上方左边为英文“汉口”，右边为法文“城市”。

火车开进大智门车站的远景照

近景照站牌下方为中文“汉口大智门”，上方左边为英文“汉口”，右边为法文“城市”

此前，在有关历史文献照片中，京汉铁路汉口老城区大智门车站前后曾有两座站房，一座是两层砖石结构站房，一座是保留至今的法、德四堡式建筑站房。这张照片的出现表明，1906年京汉铁路开通时，曾建有一座小体量的欧式站房，这座站房何时拆毁重建了第二座站房？有待查证。

大智门车站的历史碑记

京汉铁路大智门火车站相继毁建的这三座站房，延续了一百多年历史，是中国早期铁路建设史和武汉城市发展的见证。

京汉铁路开建时名为卢汉铁路，从提出动议到正式开建，达7年之久，其中主要难题在筹款。张之洞预计全路造价银1600万两，最终定于“暂借洋款”。

1896年5月，盛宣怀出任铁路督办，向比利时银行借款450万镑（合中国库平银3750万两），卢汉铁路动工。

卢汉铁路后易名京汉铁路，表现了大清朝廷对铁路犹如“小伢放炮仗——又爱又怕”的心态。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晚清朝廷顽固派极力阻止修铁路。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三月初二，张之洞上奏修北京至汉口铁路，被朝廷给予照准。开工修建之初，清廷顽固派依然对这个“害根本、害风俗、害财用”的“妖物”怀有戒心，为避开京师重地，将起点定在京郊的卢沟桥，终点定于汉口，故名卢汉铁路。待到1906年建成开通时，朝廷已于庚子国变后痛定思痛，再续洋务，默认铁路被外国人延伸至北京城的正阳门，名称亦改为京汉铁路。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京又改为北平，亦改称平汉铁路。

1906年3月，汉口至北京正阳门全长1214.49公里全线建成通车，4月1日举行通车典礼，清廷派张之洞与直隶总督袁世凯验收，大智门火车站当时所建站房，便是这张新出现照片中的建筑。

第二代站房毁于战火

大智门车站的第二代站房占地800平方米，主楼两层，斜面坡顶，弧形拱券门廊，方形砖雕壁柱，两侧配以单层附楼。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阳夏保卫战中，大智门车站的部分建筑被炮火损毁。

现在的保留的大智门车站站房建筑建于1917年。由比利时贷款，法国工程师设计，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为法、德式四堡建筑。

大智门车站的第二代站房辛亥革命阳夏战争时期被战火毁坏

守卫法租界的外国士兵，背后是大智门车站的第二代站房

大智门车站阳夏战争中的死难者

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照片，原解说为“清朝军队在大智门火车站，汉口，1911”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

大智门火车站与汉口城堡有着密切的关系。1864年，为防后湖水患和捻军南下，汉阳知府钟谦均、县令孙福海与汉口绅商胡兆春筹集商款修筑汉口城堡，上起硚口，下到一元路设八个城门：玉带门、居仁门、由义门、循礼门、大智门、通济门以及东西两个便门。卢汉铁路修筑期间，汉口市区建成了江岸、大智门、循礼门和玉带门4个车站，几座城门所在地均成为与铁路垂直的交会点，随着汉口城堡的拆除和城墙的消失，新的商业街道空间开始形成，而以铁路站房为核心的商业辐射形态日渐成型与完善，从整体上改变了武汉在近代中国经济中的格局。

京汉铁路通车前，从北京运货到武昌，沿着古驿道要走27天，有了铁路后，“普通快车60小时可以到，快车只需36小时“，而且运货量也不可同日而语，汉口的商品流通总量迅速增加了4倍以上。

抗日战争时期，大智门火车站风云际会。1937年9月17日下午，国民革命军第9军军长郝梦龄正是从这里北上抗日，血战成仁，终得马革裹尸还；1938年春，八路军副总指挥、横刀立马的彭德怀在这里莅临武汉；台儿庄战役中，国民革命军41军122师师长王铭章以身殉国，灵柩经大智门车站运抵武汉，这一段段往事为老站书写了一页页浓墨重彩的历史篇章。

汉口男女童子军组成的鼓乐队伍为王铭章送葬

汉口广货同业公会游行队伍为王铭章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