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东方的大一统+和中央集权模式，有利于国家资源的快速调动和集结，行政系统执行力强、效率高，朝廷政令能快速推行到基层。但效率背后的代价却是底层百姓的诉求被无视，话语权被剥夺，利益时刻被侵犯，随时被牺牲。《大明王朝1566》里那句“再苦一苦百姓”，就是大一统王朝里底层人民的命运被轻易摆布的写照。在这种社会里，统治者解决问题的常规路径就是让无权无势的百姓承受所有痛苦。

另外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模式会导致社会缺乏试错机会，因为“老板"只有一个。哥伦布最早的“老板”西班牙否定了他的航行方案，结果他就找了愿意支持他方案的葡萄牙当“老板”，然后就发现了新大陆，而这在东方是不可能的。

缺少试错机会还不是大一统王朝最要命的地方，最要命的是缺乏纠错机制。

当最高统治者决策错误时，不管错的多离谱，只要它想做，全天下都没人能阻止。结果就是所有人都要为一个人的错误买单，而最惨的从来都是底层老百姓。

当统治者决策正确时，会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奇效，但所产生的好处，百姓多半没份。这种体制下的老百姓无权又无势，毫无话语权，自然无足轻重。统治者会心安理得拿走所有好处，百姓能吃点残羹冷炙都算统治者“开天恩”。搞不好统治者还能自我感动一波，觉得自己“爱民如子”。

统治者决策错误，百姓最惨，决策正确，百姓也很难获利。可悲的是不管统治者决策是对是错，事后都会有许多人无脑称颂。决策正确，就添油加醋的吹捧，把一分说成是十分百分;决策错了，就颠倒黑白的洗白，为统治者撇清责任。实在是洗不掉的，就试图掩盖隐藏。随着时间推移，统治者的错误甚至罪责要么被逐渐淡忘，要么成了所谓的功绩，那些明君圣主的故事大体都是这么来的。

和古代东方的中央集权不同，古代欧洲是分权的，因为它在行政上是分裂的。欧洲是分裂的，欧洲各国内部也是分裂的。国王、领主、教会分治欧洲，他们互相牵制互相制衡。这种模式下行政效率般不会很高，毕竟有话语权的人太多了，搞不了一言堂。没有谁具备碾压所有对手的权力，自然就需要在权力之外寻求支撑，这样的环境有利于培养契约精神和个人意识。

因为分权，古代欧洲的统治者权力不够大，对社会的控制力不够强，统治者很难完全掐断其他思想的传播，这为科学和民主提供了发展空间，欧洲才有了迈入现代文明的机会。

除了个别时期，古代东方对思想的控制都非常严格。一旦事发，不仅思想犯本人要被处死，他的儿孙也要一起跟着处死，妻妾女儿要被充作官伎，其他直系亲属流放，同族也要遭殃。部分皇帝甚至会以此兴起文字狱，把很多跟思想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牵连进来或杀或流，这些东西在古代欧洲是完全不能想象的。文艺复兴之后，欧洲思想最落后的统治者就是教廷，然而教廷也就处死过一个思想犯(布鲁诺+)，而且仅限于处罚本人，思想犯的家人、家族及亲朋好友都没受到牵连。

驱逐或坐牢是古代欧洲统治者对思想犯比较主流的处理方式，越往后，对思想犯就越宽容。像马克思这种思想和统治者相左，然后不停公开发表当权者厌恶言论的人，如果活在明清，文字狱是跑不掉的。但是他生在普鲁士，所以他的结果就是被普鲁士当权者驱逐。他流亡到英国，然后完成了资本论。其实马克思的思想和英国当时的统治者也是相左的，英国统治者也不喜欢他，只是英国统治者比起普鲁士统治者又要更宽容些。

不光思想犯如此，对政治犯的处置也是类似的。像拿破仑这种政治的失败者，如果在东方，肯定是灭九族的结局，怎么可能只是流放。甚至到最后拿破仑死了，他的后代还可以继承他的爵位和财富，这在古代东亚绝不可能。东方的政治博弈多数都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而西方的政治斗争没那么残酷。

虽然古代东方大部分时代思想控制都非常严格，但也有相对活跃的时代，比如春秋时期。当时天下有很多互相竞争的统治者，人才在这样的环境里有更多的选择，也有更多的言论空间，这才有了百家争鸣。但在统一之后，言论空间一下就没了，甚至到了“偶语诗书+者弃市”(两个或以上的人谈论先秦经典，一旦被发现就要被拉到闹市去杀头)的程度，这种环境下怎么可能诞生科学和现代制度，又怎么可能引领世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