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伟强 来源：《爱周之家》

1949年12月15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外交学会是已故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倡导建立的新中国第一个研究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并从事人民外交的社会团体。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程序

周恩来总理生前一直担任学会的名誉会长。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生前自1964年起也一直任名誉会长。

历任会长有：张奚若﹑郝德青﹑韩念龙﹑刘述卿﹑梅兆荣﹑卢秋田﹑杨文昌﹑吴海龙；现任会长：王超。

外交学会初创在一定程度上参照了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模式，但周恩来总理提出与筹建外交部同步创办外交学会，显示了他审时度势，开创新中国外交局面的高度智慧和先见之明，是超越了当时西方国家外交界和学界的一种创新思维。

外交学会创建时，确立的宗旨是研究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并向中央提供外交政策建议；1955年后，开展人民外交活动成为学会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基本上处于被西方国家封锁的状态，国际处境比较孤立。外交学会的民间外交对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改善新中国外交形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声誉卓著。外交学会在实践周恩来总理关于“以民促官﹑官民并举”的人民外交思想，广交国际朋友，推动建立和发展国家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等方面，起到了广泛联络和铺路架桥的巨大作用。

会见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的贵宾，是周恩来总理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他老人家躬行“以民促官﹑官民并举”人民外交思想的具体而生动的体现。1972年6月28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并会见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黑尔·博格斯和夫人﹑共和党领袖杰拉尔德·福特和夫人。周恩来总理在宴请时说：“我还保留着外交学会名誉会长，因为我们还没有外交关系，以外交学会的名义邀请你们比较恰当。”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培源等陪同。

前排左五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前排左二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培源。

笔者根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官网﹑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编辑出版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五十年（1949-1999）》画册为蓝本，结合《人民日版》电子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年谱》﹑世界知识出版社《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等相关信息，以图文并茂的笔触记录周恩来总理唱响人民外交友好主旋律的篇章。

（一）

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主席久原房之助率团访问中国。

1955年10月2日下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廖承志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了久原房之助。

（二）

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英属圭亚那执政党人民进步党总书记、自治政府贾根总理的夫人简奈特·贾根夫人访华。1962年9月3日晚上，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简奈特·贾根夫人。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吴晓达。

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是指出：“你们面临新老殖民主义两个敌人，一面作战总比两面作战好。”贾根夫人说：“你的忠告很明智，我将转告贾根总理。”“过去我们打击面可能宽了。”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三）

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埃加·富尔带着总统戴高乐将军关于希望恢复两国正常外交关系的亲笔信，作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客人，于1963年10月访华。经过多次谈判，双方就建交程序取得共识，对台湾问题达成了默契，为中法正式建交扫清了障碍。

1963年11月2日下午，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上海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埃加·富尔和夫人。

（四）

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艾哈迈德·舒凯里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接见。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方面将尽一切努力，从政治方面和其他方面支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返回家园的斗争。”“双方同意巴解在北京设立办事处。”

1965年3月18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由舒凯里主席率领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

舒凯里主席说：10年前，我同周恩来在万隆见过。我想起了万隆会议上的严重关头，会议在闭幕前夕面临破裂的危险。当时，如果没有周恩来，至少一个题目会使会议失败，这就是巴勒斯坦问题。之后，由于周恩来利用了一切影响和力量，不仅使这个问题列入议程，并且在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得到了充分讨论。这是对阿拉伯世界和万隆会议作出的难忘的贡献，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参与，会议是会失败的。所以应该把这一点载入史册。

下图为1965年3月21日下午，舒凯里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欢迎巴解代表团和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反帝斗争的群众大会上的留影。站立着右一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

（五）

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智利众议院第一副议长何塞·曼努埃尔·伊斯拉和由他率领的智利议员代表团访华。1965年11月2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伊斯拉以及由他率领的代表团全体成员。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王荫圃﹑李则望等。

伊斯拉说：“智利总统说，愿与各国发展贸易关系，并在可能时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总理表示：“我们有同样的愿望，”“感谢你们为推进中智友好关系所作的努力。”

（六）

1972年4月20日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培源﹑乔冠华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来华访问的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迈克尔·曼斯菲尔德和夫人﹑共和党领袖休·斯科特和夫人。周恩来总理接见时问道：“缓和远东紧张局势从哪里着手？”曼斯菲尔德表示，结束越南战争，并说再过一定时候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台湾问题。

（七）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前外交部长格哈德·施罗德，作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客人来华访问，探讨中﹑西德建交问题。1972年7月19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培源，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格哈德·施罗德和夫人。

当施罗德谈到1929年他在柯尼斯堡读大学一年级时，周恩来总理说，我在1930年到过柯尼斯堡，那次我到莫斯科开会回来是秘密的，坐苏联飞机经过柯尼斯堡。在那里换上德国飞机到巴黎，印象很深。柯尼斯堡很漂亮，在波罗的海沿岸。当施罗德表示，他个人认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成熟时，周恩来总理指出，我们两国不是关系正常化的问题，而是建交问题。中美和中日之间可以用这个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它的特点，它从来没有跟蒋介石发生关系，他们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这一点恐怕应归功于阿登纳总理，他是有远见的。

（八）

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访华，双方就相互办理非贸易方面的银行业务联系达成一致，标志着中美两国金融贸易合作关系的重新开启。

1973年6月29日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部长助理章文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戴维·洛克菲勒。周恩来总理说：打开中美关系的是乒乓球，乒乓球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毛主席下的决心，他相信这个球打出去，他们会响应的。洛克菲勒说，这是一种天才的举动。会见时在座的有马家骏﹑朱传贤﹑唐闻生﹑沈若芸﹑华君铎﹑廉正保﹑云雨霖﹑单炳钧。

（九）

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副主席克里斯托弗·索姆斯带着与中国达成建立关系协议的使命，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访华。1975年5月8日下午，受到在医院治疗的周恩来总理的会见。会见时，乔冠华外长﹑朱传贤司长﹑张毅君副司长在座。

这是周恩来总理生前最后一次接见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的外宾。

今天，我们国家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国际交往规模比过去大了许多倍，这正是周恩来总理人民外交思想在新时期的发展和延续。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更高的姿态走向世界，周恩来总理是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且对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有充分了解的政治家。他所倡导的人民外交的思想和实践、乃至对外交往的风格，都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国政治和外交史上的永恒的丰碑！

谨以一首七绝为结语，并赞曰：

民间交往是根基，

人众拾柴泰岳移。

政策研究须度势，

在朝在野共襄之。

【作者：孙伟强 来源：《爱周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