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档案春秋》2014年07期，作者：劳开准、洪小夏

潘汉年、董慧夫妇

搜集情报最常用的方式之一，是“打进去”，打入对方内部搜集情报,又称为渗透。而渗透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双重甚至多重间谍，这在情报界不仅不足为奇，而且是常态。

在抗日战争中，中共地下工作者曾成功地渗透到日本高层和日本情报机构。日本当局原来对中共的情报工作了解不多，直到1942年“中共谍报团”案发，才知道中共的情报工作如此厉害，竟然渗透到日本首相身边……

“中共谍报团”案是苏联情报人员佐尔格等在东京被捕后牵连到上海中共情报组的案件。1941年10月，佐尔格、尾崎秀实等在东京被捕后，上海的中共情报组中西功、西里龙夫、程和生（郑文道）、李德生、陈一峰（倪兆渔）等一批中共党员受到牵连，于1942年6、7月被捕。这些中共党员是一个隐藏在日本情报机构内的中共情报小组成员，属于中共上海情报科领导。中共党员能够打入日本的情报机构，是因为中共中央特科成员王学文在1930年代初担任上海同文书院教授期间，发展了中西功、西里龙夫、手岛博俊、白井行幸等一批同文书院的日本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文书院由日本外务省创办，初衷是为了培养精通中文的日本间谍，没想到同文书院里却有一批学生成为具有共产主义信念、国际主义精神的中共党员。

中西功，1931年4月就读同文书院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5月再次赴华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他1934年加入“满铁”总社，1938年5月任满铁上海办事处主任。通过他的关系，1940年4月起满铁先后成立了附属单位“时事调查研究室”和“特别调查班”。程和生（真名郑文道）1939年秋天调来中共上海情报科工作，担任联络员,负责与中西功及几个中国同志之间的联络。因受东京佐尔格案的牵连，1942年6月中西功被捕，7月程和生被捕，该情报小组结束活动。这一情报小组的成员有：中西功、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程和生、李德生、徐强、李云、陈一峰、汪锦元（汪精卫的私人秘书）、方知达、倪之璞、钱明（刘少文）、纪纲、张敏（纪纲的夫人）、陈汝周、张明达、张子敬、吴戢光（吴成方）、孙全、季仲夏、潘汉年、翁福绵、陈宪章、陈叔良、邱麟祥、陈三百、秦鸣钧（秦鸿钧）等人，属于潘汉年情报系统的范畴。

当时，中西功的掩护身份是“大日本皇军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西里龙夫的掩护身份是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兼汪伪“中联社”、“中央社”指导官，“大日本皇军总司令报道（情报）部”顾问；程和生的掩护身份是日本“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附设的“特别调查班”班长；倪之璞等十余人是调查班的调查员。这样，中共情报小组的成员有了合法的身份作为掩护，就可以打进日本的情报部门里搜集情报。他们搜集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战略情报，例如日本御前会议记录、大本营扫荡作战计划、汪伪和平运动等重要绝密情报。中共上海情报小组搜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情报活动，几十年后被搬上银幕，2010年公映的电影《东风雨》的原型，就是这个渗透到日本情报机构内的中共情报小组。

1941年初，日本国内展开南进与北进的争论。中共非常重视日本的战略动向。如果日本北进攻苏，苏联和在华北抗日的中共武装将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如果日本南进袭美，美国将会加入到抗日的行列，这将会给中国抗日战争带来转机。苏联数次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八路军北上协助苏联抵抗日军北进。中共中央要求各情报系统调查日本的战略动向。1941年7月，日本进行了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有进攻苏联的迹象。中西功接受了调查日本此次演习动向的任务。他借满铁派到东京参加“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机会，与时任日本首相秘书的苏联情报人员尾崎秀实联系。尾崎秀实告诉中西功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确定的方针是在北方对苏联积极备战的同时，准备南进作战。中西功根据尾崎秀实提供的情报，结合自己在满州的见闻，得出结论：日本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是南进的演习，日本的战略是南进而非北进。1941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在东京逮捕了尾崎秀实和佐尔格。与尾崎秀实有联系的中西功面临危险。之前，日本国内曾有人给中西功发了警报，劝中西功“向西去”，即告诉中西功到延安去。此时，中共中央要求上海情报小组弄清日本南进的具体时间。在上海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把这一艰巨任务再次交给中西功。中西功接到任务后，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返回东京搜集情报。在东京，中西功打听到美日谈判最后期限在月底。为了核实这一情报，中西功在“满铁”资料室搜集资料，最后在1941年11月6日的《编内参考》上找到资料：日本可以接受的谈判，以11月30日为止。结合他在《帝国陆军作战纲要》密件里看到的“以11月底为限”，中西功认为日本已做好与美国开战的准备，海军已经集合，12月初美日谈判一结束，一定会立即对美开战。又根据日本海军航行时间计算，中西功判定日本对美开战的日期是12月7日。因为12月7日是西半球美国的星期天。这对日本而言，是一个进攻美国的很好时间。从美国方面来说，此时的美国还没有参战，12月7日星期天是休息日，不仅政府人员不上班，而且军队官兵也放假，这非常有利于日本发动进攻。从日本方面来说,进入战争已久，急需南进以补充，日本决不会再往后拖。因为日本海军每天要消耗4万吨石油，陆军每天要消耗1.2万吨石油。石油是日本陆海两军急需的战略物资，东条英机绝不会等到患石油贫血症时再进攻。为此，中西功推断日本进攻美国的时间是西半球的1941年12月7日，东半球的12月8日。

中西功将此情报上报给中共上海情报小组的负责人吴成方。由于中共与美国之间缺乏情报交流渠道。潘汉年部署将这个情报转给军统上海站的秘密共产党员“21号”，由他转报重庆军统总部，再由国民政府转告美国。但美国人不相信中国的情报，以至于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受到重创。中西功判断出日本对美开战的具体时间，体现了他在情报方面的杰出才华。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这一出色情报成绩鲜为人知，亲自从事这项情报工作的中共党员出于保密的需要，对此一直避而不谈，因此大多数人只知道国民党转告美国政府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间的情报，却不知道国民党这一情报的来源。

有关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情报，还有其他说法。众所周知的一种说法是国民党破译了日本密电，得知了日本的军事部署。1941年珍珠港事变前五天，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的池步洲破译了日本外交密电，得知日本将准备偷袭珍珠港。其实这一说法是令人怀疑的。根据学者的研究，日本外交密电有不同等级，使用不同的密码。日本驻檀香山领事馆使用的是J-19“紫密”，是机器码，人工无法破译，池步洲当年并未达到这样高的破译水平。抗战时期，在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工作的张令墺，专门负责审阅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传来的情报，他也指出国民党方面并没有破译日本突袭珍珠港的密电。据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的黄慕兰回忆，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吴铁城派李芳佯装投敌，任汪伪政府驻罗马尼亚的“大使”。李芳诈降日伪不久，中共情报小组成员就得到他提供的日本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绝密情报。国民党中央同时也接到这一重要情报。这样看来，日本拟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战略情报，国民党也曾提供给了共产党。但共产党提供给国民党、得自于中西功的情报，则更为具体。

潘汉年是中共隐蔽战线长期领导人之一，领导过的情报组织很多。潘汉年系统是较为独特的一支，1939年后成立，属于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独立于其他情报组织，负责沪、宁、粤、港、南洋等地的情报工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潘汉年系统工作重心由香港移往上海。其成员来自四个方面：（1）中共中央社会部派董慧、刘人寿等约10人到上海担任潘汉年系统的内部工作。（2）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抽调10多人支援潘汉年系统。例如，江苏省委把职委的何荦、学委的张征秉等调去协助潘汉年搞政治交通。（3）在沪原情报系统的同志参加潘系统。例如，中共江苏省委情报工委结束后，所属情报人员史永、赵铮兄弟、蔡秉贤等都调入潘汉年系统；“八办”（主任刘少文）结束后，其所属的情报人员也划归潘汉年系统。（4）潘汉年系统自己发展的关系。潘汉年情报系统各时期先后参加者共约100人，同一时期约三四十名工作人员，该系统先以刘人寿、乔犁青、孟述先等为骨干，后增加谭崇安、吴成方、张建良（即华克之）等人，建立了数处情报工作据点，后期重要领导人是张唯一。

早在中央特科时期，潘汉年就从事情报工作。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把顾顺章熟悉的原特科干部调离上海，派陈云、康生、潘汉年到中央特科接替工作。6月，中央特别委员会改组，潘汉年任特委会委员兼特科二科（即情报科）科长（接替陈赓）。1932年“一·二八”以后，特科工作由潘汉年实际负责，直到1933年潘汉年离开上海进入苏区。1936年4月，潘汉年离开苏联回国，参加国共合作谈判联络工作，5月到达香港，7月到沪、宁与冯雪峰商讨工作，10月出任中共中央驻沪办事处主任，负责国共谈判，同时还负责情报工作。1937年8月，潘出任上海“八办”主任。上海沦陷后,潘于同年12月撤到香港，协助廖承志主持香港“八办”工作，并主持部分秘密工作。1938年9月，潘汉年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后留中央社会部工作。不久潘汉年担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1939年4月潘汉年返港治疗眼疾，同时参与情报工作；9月下旬，由港抵沪，建立上海情报工作班子。10月，被正式任命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奉命组建华南情报局，主持华中、华南情报工作。此后，潘往返于沪、港两地，领导沪、宁、粤、港、南洋等地情报工作。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潘汉年系统工作重心由香港移往上海。1942年11月，潘和中共江苏省委同时迁往新四军淮南根据地。1943年春成立华中局情报委员会，以潘汉年、赖传珠、胡立教为委员，潘汉年任书记。同时成立华中局情报部，潘汉年任部长，徐雪寒任副部长，至1945年9月抗战胜利。其中1944年冬潘汉年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后，华中局城工部长刘长胜代管华中局情报部工作。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华中局并入华东局，潘汉年情报系统继续负责上海、南京、香港等地的情报工作。1946年夏潘汉年从根据地回到上海，又赴香港继续领导潘汉年系统的情报工作直至全国解放。

需要说明的是，潘汉年领导过的情报组织很多，但不能把潘汉年领导过的情报组织都叫潘汉年系统。1931后，潘汉年负责的中央特科二科，就不属于潘汉年系统，而是属于中共中央特科。抗战期间，潘汉年直接领导过的组织机构有：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中共华南情报局、中共中央华中局情报部。这些并不能都叫潘汉年系统。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在它们存在的时期，有一段时间是由其他人领导的。例如，冯雪峰、刘晓都曾负责过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的工作；“八办”成立之初，李克农担任主任。所以，在梳理抗战时期情报的组织系统时，应把公开的办事处与秘密的潘汉年情报系统区分清楚。

1942年“中共谍报团”案发后，隐藏在上海满铁的中共情报小组遭到破坏。中共情报人员不畏艰险，继续打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特别调查班，对外掩护名称为“岩井公馆”，负责搜集情报进行特工活动。特别调查班的班长由副领事岩井英一兼任，但实际主事的是中共秘密党员、多面间谍袁殊。1939年9月，潘汉年情报系统的骨干刘人寿打入“岩井公馆”，担任秘密电台的机要员。刘人寿撤退后，1942年初恽逸群奉潘汉年之命继续打入“岩井公馆”，担任“中国编译社”社长，为岩井公馆所办的《新中国报》《政治月刊》等报刊提供文稿。恽逸群以其特殊的身份，运用委婉手法揭露日伪的丑态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本质，批驳投降论，甚至还通过专文的形式，把岩井公馆电台收录的延安广播内容，用明贬暗褒的笔法加以传播。这在上海沦陷后，日军严密控制新闻，日伪大肆宣传和平论的环境中，无疑是占领了一块阵地。最重要的恽逸群通过这个特殊身份，还能收集到日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大量情报。恽逸群一直工作到1944年10月被日本宪兵逮捕才停止。

中共党员还渗入到伪政权、伪机构搜集情报。中共上海情报小组的陈一峰担任伪“中央社”首席记者、汪伪国民政府特工总部顾问。汪锦元打入到汪伪政权的核心部门，1938年初任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1940年9月调往南京任汪精卫的秘书。张明达打入到伪“中联社”担任联络员，利用担任伪“中央社”向宁、沪沿线各支社之间电讯稿和重要信件传递员的机会，实际担任了中共上海情报组负责人与中共上海情报组南京站之间的联络员。陈公博就任上海市市长时，李时雨以“立法院委员”身份随陈公博到上海，负责组建上海市保安司令部。李时雨的党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于1944年秋由华北局社会部转到华中局情报部，开始由于毅夫领导，1945年春由刘人寿领导。李时雨和潘汉年系统联系上后，利用机会把潘汉年系统的中共地下党员安插到伪保安司令部，倪幼斋任中校机要科长、姜春圃任中校人事科长、张维光任少校文书科长兼日文翻译。史永联系的赵铮兄弟两人，打入汪伪特工总部“76号”。还有下文将详述的关露、袁殊等，打入日伪机构从事秘密情报工作。这些打入到伪政权、伪机构的情报工作人员，甘愿背负为人所憎恨的汉奸恶名，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置自己个人的荣辱名节于不顾。

潘汉年情报系统队伍短小精干，取得的成绩却很大。抗战时期，潘汉年系统上报了不少重要的情报。例如，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拟南进而非北进；李士群提供日军“扫荡”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区；周佛海设电台与重庆通报；重庆对日谋略活动等等。

日本为了发动侵华战争，搜集了中国的大量情报。但在对中共的情报方面收效甚微。中共则在对日本的情报工作上取得了重要成绩。中共情报人员在看不见的战场上出生入死。其渗透能力相当厉害。日本为了侵略中国而建立的情报机构中竟然有中共的组织，并且有些共产党员还身居要职，掌握日伪组织的核心情报，例如，日本首相的秘书尾崎秀实竟然与中共党员保持密切联系，汪精卫的秘书汪锦元是中共情报小组成员。可见，中共在“打进去”方面很有成绩。中共情报人员的渗透能力，是日本和国民党特工所无法比拟的。

【来源：《档案春秋》2014年07期，作者：劳开准、洪小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