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傅作义选择了和平起义的道路。多年后，他多次提及此事，表示之所以能接受共产党的理念，并在北平促成和平起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与像王若飞这样的共产党人的直接交往。

1931年间，王若飞与傅作义建立了联系。彼时，王若飞的任务区域是绥远的包头一带。为了掩藏真实身份，他选择入住了一家叫做“平安旅馆”的地方，然而，这一行动并未逃脱特务的耳目。

某天，小旅馆的大门猛然被推开，紧接着，十几名特工依次闯入，并迅速封锁了旅馆的所有出口。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王若飞无法逃离。在特工们冲进来的瞬间，他迅速将一份名单搓成纸球，并吞进了嘴里。

然而，时机已逝，尽管他拼尽全力去吞咽那个纸团，特务们仍旧强行撬开了他的嘴巴，把纸团夺了出来。遗憾的是，纸团上的字迹并未因唾液而模糊，敌人将纸团小心烫平并拼凑完整，上面乌兰夫等人的名字依然一目了然。

为了从王若飞那里获取更多信息，敌人对他实施了酷刑。尽管遭受严刑拷打，遍体鳞伤，王若飞却始终守口如瓶，没有透露任何情报。

敌人愤怒了，把他带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用八杆武器对准他，恐吓说：“这是你的最后机会，生死取决于你的回答！”

王若飞毫不畏惧，挺直腰板，高声说：“动手吧！”这句话反而让特务们心里没了底，他们互相看看，不知所措。

有人通过电话向傅作义报告了相关情况，傅作义深感惊讶。他对下属言道：“即便是军人面对战场，也难免心生畏惧，脸色苍白。而王若飞步入刑场，竟能保持镇定自若，由此可见，共产党中确有非凡之士。”

也许自那时起，傅作义开始对国民党的前景感到不安，毕竟敌方展现出了顽强的决心。

傅作义对人才颇为器重，他特邀王若飞至府邸，意在亲自说服其归顺，期望王若飞能成为他的得力助手。然而，王若飞对此提议坚决地表示了反对。

此次交流，尽管双方均未改变对方立场，但都心中有数。傅作义认为王若飞是个出众的人物，因此决定不对其采取极端措施。而王若飞则觉得傅作义有倾向于革命的迹象，并具备一定的民主观念，值得尽力争取。

王若飞步入了为期6年的监禁岁月，在这段时间里，他与傅作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王若飞遭捕的消息传出后，何应钦与阎锡山迅速作出反应，屡次向傅作义提出，希望他能将王若飞移交给他们处理。然而，傅作义心里明白，一旦王若飞落入他们之手，生命将危在旦夕。因此，他借由路途遥远、可能会出现意外情况为由，婉拒了这一要求。

为了应对特务的监视，傅作义表面上对王若飞采取了严密的监视措施，但实际上却秘密地将他接到了自己的住处。在那里，他们广泛讨论时事，深入交流各自的政治观点。

王若飞频繁地向傅作义请求借阅书籍，他在文学领域有着扎实的基础，特别是对古代哲学思想有着深入的研究。在阅读时，王若飞习惯于在书上添加自己的见解和注释，之后再将这些书籍返还给傅作义。傅作义逐渐被王若飞的学识所吸引，心中的戒备逐渐消散，也开始对共产党人有了更多的认识。

1936年，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着手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派遣薄一波前往山西执行相关任务。傅作义视此为契机，决定将王若飞转移至山西。经过双方的沟通与协商，王若飞最终被成功释放。

1946年，国共两党进行和谈之际，王若飞与傅作义重逢。此番，他们能够公开同桌共餐，彼此均感欣慰。

然而，傅作义未曾预料到，那次会面竟成了他们之间的诀别。

随后，中国共产党相关人员搭乘飞机前往延安，然而，由于遭遇恶劣天气，飞机在山西兴县的黑茶山区不幸坠毁，王若飞及机上所有乘员均不幸丧生。傅作义在得知这一不幸消息后，多次表达了他的深切哀悼。

王若飞虽已离世，但他对傅作义的作用并未消逝。1949年，傅作义选择和平起义，这一决定深受王若飞昔日狱中劝解的影响，傅作义对此心怀谢意。

在长达十年的那段时期里，王若飞遭受了不白之冤，被错误地指控为“变节者”。即便在此时，已经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的傅作义依然挺身而出，为王若飞澄清事实，证明他的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