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中统大特务落网，临刑前大喊：叫陈庚来，他知道我的身份
世人只知南京解放后的镇反运动中，一名普通烟贩因中统特务身份被捕，却不知这背后竟还藏着一段惊天秘闻！1951年深秋，当这位衣着朴素的烟贩被押赴刑场时，他突然高声喊出一个令在场所有人意外的名字——＂叫陈庚来！他知道我是谁！＂这位中统特务为何如此笃定陈庚将为他作证？他究竟是何方神圣，竟能让堂堂大将军亲自为其担保？又为何在他临终前，连周总理都对他念念不忘？
从名校学子到上海滩风云人物
在1893年的广东香山，一个注定不平凡的生命降生了。那便是日后令中统特务闻风丧胆，却又让共产党人暗暗称赞的杨登瀛。不同于寻常人家的孩子，杨登瀛自小就在优渥的家境中长大。待到18岁那年，这位满腹经纶的少年便踏上了东渡扶桑的求学之路。
世人都说日本早稻田大学是培养精英的摇篮，杨登瀛在那里一待就是十余载。这十年间，他不仅精通了日语，更是深谙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在校期间，他已经开始为日本各大通讯社撰写稿件，这份工作不仅让他赚得盆满钵满，更是让他结识了不少日本政商界的要人。
1919年，26岁的杨登瀛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并没有立即回国。他选择留在日本继续从事撰稿工作，一直到1923年，他才回到了自己魂牵梦萦的祖国。
回国后的杨登瀛选择在上海定居。彼时的上海，可谓是东方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租界林立，各国势力盘根错节，这里既是商业中心，也是特务活动的温床。凭借着一口流利的日语和丰富的日本见闻，杨登瀛很快就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
不久，他通过工作结识了一位名叫杨剑虹的青帮大佬。要说这杨剑虹可不是一般人，他不仅是青帮的重要人物，更是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
就在此时，杨剑虹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陈立夫在广东需要得力干将，杨剑虹便决定南下发展。在广东，他凭借着过人的能力很快就得到了陈立夫的赏识。看着自己在官场平步青云，杨剑虹并没有忘记他的老朋友杨登瀛。
一次偶然的机会，杨剑虹向陈立夫推荐了杨登瀛。要说这陈立夫也是个慧眼识珠的人物，一见杨登瀛便觉得此人不凡。三人很快就结为挚友，常常在一起谈天说地，议论时局。
通过陈立夫的引荐，杨登瀛又结识了国民党要员张道藩。从此，杨登瀛在上海滩的名气更大了。他既能与日本人谈笑风生，又能在国民党高层中左右逢源，更能在青帮势力中游刃有余。一时间，这位早稻田大学的高材生成了上海滩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
谁能想到，正是这样一位上海滩的风云人物，后来会在中统局和中共地下组织之间周旋，上演一出惊心动魄的双面特工传奇。而这一切的开始，还要从他与另一位神秘人物的相遇说起......
双重身份的危险游戏
就在杨登瀛在上海滩名声日盛之时，一个重要的机遇降临了。1927年，国民党中统局成立，百废待兴。当时的中统局正在物色一位既熟悉上海滩，又有广泛人脉的能人。杨剑虹向中统局极力推荐了杨登瀛，称他是最适合的人选。
中统局对杨登瀛进行了严密的考察。他们发现这位早稻田留学生不仅精通日语，还与日本通讯社有着密切往来。更重要的是，他还与陈立夫、张道藩等国民党要员交好，在青帮中也颇有声望。这样的人才，正是中统局所需要的。
就这样，杨登瀛正式进入了中统局，成为了调查科的一员。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入日本在上海的情报网络。凭借着与日本通讯社的良好关系，他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然而，命运总是充满了戏剧性。就在这时，杨登瀛认识了一位名叫陈养山的人。这位陈养山表面上是国民党中央交通局的发行科长，实际上却是一位隐藏极深的共产党员。
起初，陈养山以学习日语为由，经常向杨登瀛请教。两人因为共同的文化爱好渐渐熟络起来。陈养山发现，这位中统局的调查员与其他特务迥然不同，他对国民党的一些作为常有微词，对蒋介石镇压革命的手段更是颇有微词。
一次，陈养山试探性地向杨登瀛介绍了一些进步思想。让他没想到的是，杨登瀛不但没有抵触，反而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于是，陈养山开始有计划地向杨登瀛灌输革命思想。
转机发生在1928年。当时蒋介石在上海大肆搜捕共产党人，杨登瀛公开表示反对这种做法，甚至因此被关进了监狱。虽然在张道藩等人的营救下很快获释，但这一事件让杨登瀛对国民党的统治更加失望。
就在这时，陈养山向中共地下组织汇报了杨登瀛的情况。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由陈赓亲自与杨登瀛接触。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陈赓与杨登瀛在一家不起眼的茶馆里首次见面。
从此，杨登瀛开始了他最危险的双面生涯。白天，他是中统局的得力干将；夜晚，他则是为中共传递情报的秘密战士。他利用职务之便，不断向组织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多次帮助共产党员脱离险境。
这期间，为了打消中统局的疑虑，他不得不提供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给中统局。这种步步惊心的双面生活，每天都在生死边缘游走。然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
1929年春天，一个震惊上海滩的消息传来：著名的＂农民运动大王＂彭湃被捕了！当这个消息传到蒋介石耳中时，他立即下令：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处决彭湃。
杨登瀛在得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就秘密通过特殊渠道向陈赓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写明了关押地点、看守力量，甚至连押送路线都一一标注。但时间紧迫，刑期定在三天后。
陈赓接到消息后立即向上级汇报。周恩来当即决定：必须营救彭湃同志！但如何在三天内完成这项几乎不可能的任务？这时，杨登瀛又传来一个重要情报：他已经设法安排自己成为审讯彭湃的工作人员之一。
在审讯室里，杨登瀛趁其他人不注意，悄悄地用手势向彭湃示意：组织正在准备营救！同时，他也向组织传递了更详细的信息：押送彭湃的囚车会在黎明时分出发，途经租界附近的一段偏僻道路。
周恩来亲自部署了这次营救行动。他调集了中央特科最精锐的武装力量，在预定路线上设下了三道伏击圈。然而，就在行动即将开始的前夜，敌人突然改变了处决时间，提前处决了彭湃同志。这次营救行动功亏一篑。
这次失败让杨登瀛更加警惕。很快，他又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助力除掉叛徒白鑫。这个白鑫是共产党的叛徒，背叛组织后投靠了国民党，供出了大量地下党员。
这一次，杨登瀛表现得更加老练。他先是利用在中统局的关系，打听到了白鑫的详细行踪。接着，他又故意在中统局散布消息说白鑫将乘船逃往日本。这个假消息让敌人放松了警惕，认为白鑫已经安全脱身。
然而，事实上白鑫根本没有离开上海。杨登瀛通过秘密渠道告诉陈赓：白鑫每天都要去法租界的一家咖啡馆喝咖啡，而且总是坐在靠窗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他还提供了白鑫的出行时间和必经路线。
组织根据这些情报，精心策划了行动方案。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当白鑫又一次走进那家咖啡馆的时候，中央特科的行动小组已经等候多时。行动很快，几乎没有惊动任何人，这个叛徒就永远地消失在了上海滩。
这次成功的行动，让杨登瀛在组织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但是，危险也在不断逼近。每一次传递情报，都可能是生与死的考验。尤其是当他发现，中统局内部已经开始对某些情报泄露产生怀疑的时候......
命运转折与信仰坚守
1931年的上海滩，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打破了杨登瀛的地下工作。中共上海特科的要员顾顺章叛变了！这个叛徒向国民党特务机关供出了大量地下党组织的情报，其中就包括了杨登瀛与共产党的联系。
消息传来的那一天，陈赓立即派人通知杨登瀛立刻撤离上海。然而，杨登瀛却说：＂我与张道藩的关系非同一般，就算顾顺章告发，他们也不会轻易动我。＂这句话后来差点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
果然，三天后，中统局的人马包围了杨登瀛的住所。那天晚上，他被带到了一间阴暗的审讯室。审讯他的正是他曾经共事过的老同事。面对审讯，杨登瀛始终坚称自己是被诬陷的。整整七天七夜，他都在严刑拷打中坚持着这一说法。
幸运的是，张道藩最终还是出面了。在他的周旋下，杨登瀛被释放出狱。但此时的他已经失去了中统局的信任，也无法继续为地下党工作。他只得在上海租界里摆起了一个小烟摊，靠卖烟维持生计。
从高高在上的中统局要员，到街头巷尾的烟贩子，杨登瀛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即便如此，他依然选择留在上海，始终没有离开这片他付出了太多的土地。
抗战爆发后，上海的形势更加复杂。杨登瀛与地下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始终没有放弃革命的信念。他的烟摊成了一个秘密的情报交换站，许多抗日志士都会来这里买烟，顺便交换一些重要信息。
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杨登瀛依然守着他的小烟摊。然而，命运再次和他开了一个玩笑。1951年，镇反运动开始后，不知道他真实身份的工作人员将他当作普通的中统特务逮捕了。
在押赴刑场的路上，杨登瀛喊出了陈赓的名字。这个名字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往事。当年那些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那些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的岁月，都随着这个名字重新浮出水面。
然而，考验并未就此结束。文革期间，一些人想要从杨登瀛口中挖出有关陈赓的＂黑料＂。他们把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带到北京，想要通过各种方式逼他开口。面对种种压力，杨登瀛始终保持沉默，没有说出任何不利于组织和同志的话。
这一切背后，折射出的是一个地下工作者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在面临严峻考验的关头，他始终保持着对信仰的坚守......
无名英雄的最后岁月
1951年那场险些送命的劫难过后，陈赓亲自出面为杨登瀛作证。他向组织详细汇报了这位老同志在革命时期的特殊贡献。很快，上级组织不仅为杨登瀛平反，还特批了每月100元的生活补助。
这笔钱在当时已经算是不菲的收入了。但杨登瀛仍然保持着他的老习惯，每天推着烟车在上海的街头巷尾穿行。街坊们只知道这是个脾气和善的老烟贩，却不知他曾经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出生入死。
1960年，一件特殊的事情打破了杨登瀛平静的生活。一天，一位穿着朴素的老者来到他的烟摊前。这位老者正是当年在中统局共事的老同事，如今已经改造多年。两个老人相对而坐，谈起往事，那位老同事说：＂当年要不是你，我们就把整个地下党组织都端掉了。＂
这句话传到上级耳中，组织上决定再次增加杨登瀛的津贴。但他坚持推辞，只说自己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每当有人问起他过去的事迹，他总是轻描淡写地带过。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一些人翻出了杨登瀛的旧档案。他们发现这位默默无闻的老烟贩曾经是中统局的要员，便将他押解到北京审查。审讯者想从他口中挖出陈赓将军的＂罪证＂，但任凭他们如何威逼利诱，杨登瀛始终一言不发。
在北京被关押的那段日子，周恩来得知了这个消息。他立即派人调阅了相关档案，看到了这位老同志当年在上海地下斗争中的赫赫功绩。很快，杨登瀛就被安全送回了上海。
1975年，病重的周恩来在病榻上还念叨着这位老同志。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转告上海方面，一定要照顾好杨登瀛的晚年生活。然而此时的杨登瀛已经因为长期的操劳，身体每况愈下。
1976年初，杨登瀛在上海的一间普通居室里安详离世。他的遗物很简单：一个旧皮箱、几件褪色的衣服，还有一本已经翻得发黄的日语词典——这是他当年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时用的。
在杨登瀛去世后，组织给他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庄重的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人不多，但每个人都知道：这位看似普通的老人，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的一生，就像他的那台旧烟车一样，默默无闻地在上海的街头走过。没有人知道这位老烟贩曾经在地下斗争中立下过多少功勋，也没有人知道他曾经救过多少革命同志的性命。他就这样静静地离开了，正如他当年悄无声息地为革命事业奋斗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