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始于清朝咸丰元年，终结于同治三年（1851年—1864年），是历史上继朱元璋之后第二个从南向北，以推翻异族统治为目的的农民战争，同时也是中国历代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然而这场空前绝后的农民战争却以失败告终，未能复制五百年前朱元璋驱逐鞑虏的政治理想。

相似的历史条件演变出大相径庭的结果，如果抛去时代变迁因素，造成这一结果的背后其实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的短视、战略决策的失误和扭曲的二元制政权体制。

公元1851年一月，拜上帝教领袖洪秀全及核心领导成员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人率两万余教徒在广西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洪秀全自称天王。

虽然此时的太平天国仅局限于金田地区，但却引起清政府的极大警觉。

不仅是因为参与人数众多，更是由于洪秀全称王建国是公开与清廷叫板，是满清开国二百年来破天荒的行为。像以往的白莲教、天理教也好，天地会也罢，都不曾如此激进。

所以从太平天国成立伊始，便遭到当地清军的围剿，只可惜当时的清朝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军备废弛。

当地政府组织的绿营兵武装根本没有战斗力可言，再加上民众对清廷的憎恶，太平天国运动在短短数月间发展十分迅速，击退清军围剿，一路北上攻克广西第一座城池永安。

太平天国在这里进行军政建设、制定历法，史称永安建制，并大举分封军功勋贵。

封杨秀清为东王，称九千岁，萧朝贵为西王，称八千岁，冯云山为南王，称七千岁，韦昌辉为北王，称六千岁，石达开为翼王，称五千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

同时定下“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战略决策，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太平天国一直照着这一战略目的执行。

从广西北上至湖南境内，先后占郴州、克岳州，占领湖南全境，并建立起一支庞大规模的水师。

1853年初太平军攻下武昌，震动清廷，随后洪秀全等率领号称50万军队、1万余艘战船，顺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势如破竹。三月下旬占领江南重镇江宁（南京），定为都城，改称天京。

至此建立两年多的太平天国终于结束了流动作战，于此定都。

估计连洪秀全自己都没想到，曾经赤贫的平民教徒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席卷半个南方，与清廷形成南北分庭抗礼之势，一时间春风得意，仿佛往昔明太祖朱元璋驱逐鞑虏，再造中华的场景即将再现。

然而一切顺利的背后隐藏着致命危机。“高筑城广积粮缓称王”，这是学士朱升当年对朱元璋的战略建议。

当时朱元璋拥有十万兵力，但是占有的地盘仍然很少，而且四面受敌，元朝政府、张士诚、陈友谅、徐寿辉对其虎视眈眈，因此朱元璋只默默地壮大自己的力量。

同样是在金陵，也仅仅称吴国公而已。同时他还非常清楚粮食物资对其军事活动的重要性，十分关心当地农业生产，朱元璋正是在这一方针下，才一步步完成统一中国的伟业。

反观太平天国，打一开始就是一副轰轰烈烈、高腔高调的存在，短短两年建国、建制到封王。

以洪秀全为首的六大领导核心，从万岁到五千岁依次排列，比清朝贵族官僚制度更细致，杨秀清这个所谓的九千岁，放眼大清独一无二，历史上也只有明朝大宦官魏忠贤有如此称呼。

所以太平天国从诞生时起就被清军“重点照顾”，太平军一路北上，清军一路追击，只是因为西南地区清军力量薄弱才被其一路突破。

等到太平军攻克南京，逼近中原时，清廷得以调集更多兵力围剿。

钦差大臣向荣率万余人在天京城东建立江南大营，阻扼太平军东出苏、常，另一钦差大臣琦善率万余人在扬州外围建立江北大营，遏止太平军北上中原。

从地理位置上看，两大营几乎卡死了太平军进一步行动的的路线，导致洪秀全等人只能固守天京，防守反击。

另一个糟糕的问题是太平军一直是打了抢，抢了跑的策略，以此满足物资补给需求，没有稳定经营管理地方的理念。

在攻克武昌后抢夺了大量粮食后，便直扑南京，以至于这一重要战略基地很快又被清军夺取。而占领南京后的太平军不久便陷入后勤补给短缺的被动境地。

更要命的是，太平军攻进南京后屠杀了清军及其家属一万多人，无形中加剧敌我矛盾，使本来对太平天国抱有同情的士兵百姓转而支持清政府。

不久洪秀全坐在由16人抬的辇轿上，32名女官手持黄罗伞跟在后面，以隆重的礼仪进入南京，此后大兴土木，建造宫殿。

原本倡导“大同”理想的宗教领袖很快蜕变为一个割据政权的封建统治者，腐化堕落程度甚于清廷。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标志着与清廷南北对峙的格局正式形成，清廷断不会容忍一个从广西山区发家的割据政权拿走其半壁江山，而太平天国也面临下一步如何走的战略抉择。

对于这点，太平军领导集团发生严重分歧，主要在以天王洪秀全为首的统一派和以东王杨秀清为首的割据派之间展开。

洪秀全认为应趁热打铁，全力北上，占领中原，直捣京城，快刀斩乱麻，一举掀翻清王朝统治。

而杨秀清认为应稳中求进，在南京建立根据地，积攒实力，待将来时机成熟之际，率大军北伐，力克中原。

对于洪秀全的想法，杨秀清这样解释:

第一，目前北上作战没有优势，因为太平军物资后勤补给困难，北方冬季寒冷漫长，士兵缺少过冬的衣服，而且北方地区没有南方富庶，依靠边打边抢，以战养战的方法行不通。

第二，南方清军力量虽然薄弱，但不代表京师防御力量不强，太平军能不能打得过是个未知数，而且太平军在南方是水战和山区作战，可北方是大面积平原，是骑兵机动部队的主战场，而太平军没有强大的骑兵，无法发挥战场优势。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南京倚仗长江天险，易守难攻，江南自古是繁华富庶之地，无尽的财富将为己所有，然后再占据镇江、扬州，截断京杭大运河，再择机北上，大事可成矣！

当时在太平天国内部，洪秀全仅是名义领袖，主管宗教事务，而杨秀清拥有实权，是真正的军政一把手，再加上手下将领造势，洪秀全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这样一来也就定下据守南京的战略基调，为了守住南京，杨秀清先是率军东进，攻克镇江、扬州，与南京形成犄角之势。

然后分兵两路，一路西征，夺取湖北江汉平原，以获取粮食，为南京提供给养，一路北伐牵制清军，使之无法集中力量南下，给太平天国巩固南京留足时间。

这也就注定太平军北伐部队充当炮灰，所以最终北伐孤军深入被剿灭也就不足为奇了。

1853年五月，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领2万余人打着“师行间道，疾取燕都”的旗号出师北伐。

太平军连克安徽、河南、山西、直隶（河北）长驱北上，于当年十月进抵天津西南的静海、独流镇。

清廷震惊之余，以胜保为钦差大臣，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会同进剿。

而此时的北伐军孤军深入，缺少后勤供应，冬季来临，处境十分困难，不得已只能南撤。

1854年二月，杨秀清派7500名援军北上增援，但被胜宝围歼于山东，其余部队则逃回南京。

僧格林沁利用北伐军流动作战的特点，实施坚壁清野，围追堵截，不断消耗其有生力量。

此时的北伐军饥寒交迫，濒临绝境，1855年三月，林凤祥、李开芳先后在河北连镇、山东高塘被俘，北伐军全军覆没。

杨秀清的本意就是通过北伐为南京打出战略空间，只可惜太平天国占据江南一隅，北有清军压迫，西边面临曾国藩湘军崛起，根本无任何喘息之机。

北伐失败后，太平军被封锁在长江下游，再无战略反攻之可能。

太平天国失败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其独特的二元制领导结构，即天王洪秀全主管意识形态和宗教，东王杨秀清主导军政大事，这与以往任何农民起义都不相同。

要知道当年朱元璋领导红巾军起义时，始终牢牢掌控最高权力，朱元璋麾下人才济济，文有刘伯温、李善长，武有徐达、常遇春、汤和、傅友德。

但他们始终以朱元璋为核心，所有战略决策都要经过朱元璋拍板才能做出，只有实现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发挥威力。

反观太平天国，早在金田起义前，其前身拜上帝会时期，杨秀清就联合萧朝贵架空洪秀全，排挤早期创业领袖冯云山，取得上帝会的实际领导权。

半年后永安建制时规定，杨秀清为东王，称九千岁，而且有代言天父传旨之权力，就连洪秀全都要听命服从。

1852年萧朝贵、冯云山在战场上牺牲后，杨秀清已处于一家独大的状态，洪秀全仅有领袖之名，而无领袖之实。

所以太平天国运动从一开始就埋下分裂隐患，只不过初期地盘少、规模小，创业艰辛，掩盖了一些矛盾。

后来随着起义规模和势力的扩大，这种二元制政权体制矛盾开始逐渐显露，到定都天京后，洪、杨二人对一些战略决策屡次出现分歧，关系也随之紧张。

到1856年，杨秀清居功自傲，凭借手中军权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一边忍气吞声，一边密令韦昌辉、石达开回京相救，震惊中外的天京事变爆发。

杨秀清及其部属数万人被韦昌辉残杀，洪秀全掌权后又处死韦昌辉，逼走石达开，经此“内讧”，太平天国受到极大损害，元气大伤，从此走向衰败。

总之，太平天国运动作为19世纪最大规模的反清起义，固然有革命进步的一面，但体制机制的缺陷、决策的偏差以及领导人素质的低下决定其无法复制朱元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