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常历史记忆中，满清王朝几乎为近代中国的落后抗下所有。不仅在于其异族身份，还有让无数人捶胸顿足的海禁政策。

然而，这番错觉并不精准，甚至存有相当幅度的认知偏差。毕竟，清朝后期搞过史无前例的洋务运动，而中前期的管制也远不如明朝等时代严酷。

中国最早的贸易管制律令来自西周时期

事实上，以海禁为表达的贸易管制措施，早在先秦时代就有实践。譬如由西岐入驻中原的周天子，就颁布过律令：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彼时的海外贸易尚可忽略不计，内陆地区间的物资流转已相当频繁，否则不会诞生许多嘲讽商人的成语桥段。但奉行军事殖民的周人并不买账，非常不希望看到社会资源脱离自己掌控。

春秋时期，管仲治下的齐国冒天下之大不韪，在都城临淄大搞贸易市场。但国营比重远高于民间影响，大体上仍偏向管制，其次才是增强经济活力。这套折中理念被后世所继承，几乎反复出现在历史记载之中。

秦朝与隋朝都对吴越地区的海洋贸易非常不满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关东六国，随即对沿海偏远地区的散漫感到生理性不适。尤其是曾经的吴越故地，成为其重点抨击和矫正对象。奈何各类事物过于繁忙，来不及大动干戈就二世而亡。直到公元618年，北方的隋文帝发兵攻灭南陈，依旧将矛头对准沿海贸易。由于规定过于严格，操办流程实在粗糙，甚至引起整个江南地区的大规模民变。

稍后，以开放著称的唐朝，建国之初就规定“禁约百姓不许出藩”。哪怕在贞观年间解除限制，仍陆续颁布《禁与诸蕃互市敕》、《禁关西诸国兴贩敕》等禁令。高僧玄奘为远赴天竺取经，不得不采取不正规途径，成为事实上的偷渡客。诚然，都城长安的番坊总是灯火通明，广州港的海运也颇有规模，但终究是与普通人相距甚远，

号称开放的李唐同样对贸易有诸多限制

到了两宋，理论上的全面海禁仅限于太宗赵炅时期。只不过为打击海盗，执行力度仍非常严苛，有过将浙江一带全部民船没收的黑历史。同时，大部分对外贸易受严格管制，必须到钦定的市舶司完成交易。这种做法还被后来的蒙元继承，屡次为保护官营船队利润而下场争斗市场。

当然，上述案例放在明朝，必然是小巫见大巫。从洪武初年“寸板不得入海”的全面封锁，到1567年的隆庆开关后的部分解禁，再到崇祯时期的“禁洋舡下海”，大范围海禁几乎贯穿其二百七十六年国祚。即便当中穿插有“郑和下西洋”、“广中事例”等意外，依然难改其封建自闭属性。

明朝堪称古代海禁史上的巅峰

万历年间，俄罗斯首次派遣使团来访，收到的回复信件却相当傲慢：尔可将俄国宝物携来此，朕亦将我国丝绸蹭给尔等，使汝等月回也。下次来时，可偕尔国王之使人同来。尔若有国书，朕亦给尔国书也。尔有书来，朕甚欢迎。贵国与中国相去万里，言语不便，故朕不能遣使往尔国，朕今给尔此书，使尔晓谕朕意，我国皇帝不离本国，亦不许其臣民商人等，远离本国尔。

显然，书信内容很好传递出中原皇帝的对外心境。虽乐见进贡财宝和各种奇能异士，终究对贸易、交流等普通事物缺乏兴趣。

郑和船队不过是明朝海禁政策的另一面

清朝入关后 一度继承明朝海禁政策

公元1644年，清朝入关问鼎中原，很快就通过前明旧臣学会海禁大法。从顺治十二年开始下令“无许片帆入海”，前后经历整整二十九个春秋，直到康熙平定台湾郑氏集团后才有所放松。但交易场所仅限于广州、厦门和舟山定海，并且需严格遵照提前订立的协议，限制来访时间、船只规模和交易上限。

不过，清朝始终继承的是明朝农本帝国模式，对难以把控的海外贸易心存芥蒂。故而在历史进程中多次反复，仅针对英国商人开设的定海红夷馆，就先后两次设立又裁撤。最后在好大喜功的乾隆时代，重新龟缩回广州一隅，且限制对方只能在澳门或十三行客栈留居。直至鸦片战争惨败，才迫于压力重启五口通商，走上一条与先前截然相反的道路。

鸦片战争前清朝的大部分对外贸易龟缩回广州

即便如此，清朝通过有限的对外贸易，还是收获到远超前人的经济利益。前明自隆庆年间算起，到万历二十二年达到贸易税收入巅峰，不过区区两万九千余两。按当时的一两征税两分推算，则海外贸易商品总值约为一百万两。

相比之下，清朝在乾隆十年的四港贸易总值就有三千六百五十七万余两，是前朝最高年份的35.5倍！即便在更早的雍正七年，仅广州的贸易值也有一千一百余万两，比明朝的巅峰值增长10.1倍！

清朝的对外贸易收入远超此前多个朝代总和

与之类似，号称依赖贸易经济的两宋，在赵构时期的水平约为“所得动以百万计”。根据《朱会要辑稿》标准，“凡番货之来，十税其一”，则南宋的海外贸易商品总值最高不超过五百万两。无论如何都没法与后来的清朝相提并论。需知在雍正七年，仅广州的贸易值就达到一千一百余万两，但不足后来道光七年水准的1/10。可见，清朝对外贸易的恐怖增长！

正因如此，清朝虽经常在涉外事物上表现的不情不愿，但是不得不推动与泰西各国的交流。比如在康熙四十六年，25岁的樊守义奉命出访教廷。他在同年八月到达里本斯觐见葡萄牙国王，四个月后又前往罗马觐见教皇。后又走访欧洲列国，写下记录亲身经历的《身见录》。直至1720年回到广州，开创中国人记录描写欧洲风土人情的先河。

法国人笔下的康熙皇帝宫廷

公元1731年，由托时和满泰率领的清朝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进入克里姆林宫觐见沙皇安娜-伊万诺夫娜，献上雍正皇帝赠送的礼品和慰问。此后，清朝为勘探地形派出的图理琛使团再次会晤沙皇，乾隆也曾组织使团前访法国、虽因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而不了了之，但都体现出对结交外邦的浓厚兴趣。

此外，在奉行锁国体制的日本，清朝商人亦是少数获贸易许可的外来者。他们与赫赫有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分庭抗礼，在唯一的口岸长崎设有留居区。德川幕府甚至颁布贞享令，专门限制来华唐船数量，抵御中国资本的大范围入侵。

日本浮世绘上的清朝商船

欧洲人水彩画玩棋盘游戏的中国女子

除官方渠道，清朝亦有超乎此前大部分时代的民间海外热潮。其中不乏沈福宗、林利官、郑玛诺和黄嘉略等先驱，在欣欣向荣的欧陆留下属于中国的东方传说。

其中，最为致命的莫过于沈福宗。他在1681年前往欧洲，到达葡萄牙的里斯本后就读于天主教初学院。三年后又出访法国巴黎，在凡尔赛宫觐见法王路易十四，向太阳王展示孔子画像，介绍中国文字、书法、社会现象与习俗。1687年来到英国，造访过牛津大学图书馆，还被引荐给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成为了第一个有记录游历英国的中国人。

英国宫廷画师克内勒爵士为沈福宗所绘画像

另有第一个定居巴黎的中国人黄加略。因编撰《汉语语法》、《汉法法典》，涉足翻译中国戏剧，在传播中国文化中起了重大作用。他的弟子与马国贤接过衣钵，于1724年的意大利那不勒斯创立中国学院，在134年的历史中收录过上百名学生就读。

如此种种事迹，甚至能够在欧洲大陆开枝散叶，足以展现清朝民间的出海热情是十分高涨。甚至连康熙皇帝听闻仅苏州一带“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都不禁感叹：民间造船、何如许之多！

清朝民间造船业的限制远不如前朝厉害

另一方面，清朝对商业活动的限制措施也比历代更为宽松。如《续编资治通鉴》刑部言：商贾许由海道往外蕃兴贩，并具入船物货名数、所诣去处，申所在州，仍召本土有物力户三人委保不夹带兵器，若违禁以堪充造军器物。

换句话说，被后人冠以重商主义的两宋，居然禁止百姓出海时携带武器。倒是屡屡被看贬的清朝，允许东洋、南洋大船准带军器，每船炮不得过二位、鸟枪不得过八杆、腰刀不得过十把、弓箭不得过十副、火药不得过三十觔。这个标准不要说比宋朝海员优渥，连大部分前明时期的水师战舰都难以企及。

清朝出海洋船的武器配置超过前朝的大部分正规军舰

总体而言，清朝的对外政策较之历朝并无更加保守。无论文化交流还是商业贸易，都有肉眼可见的大规模发展。如果将之标注为闭关锁国的集大成者，那么隋唐、两宋和元明恐怕是更加不堪。

归根结底，满清时期的国际地缘环境变化过于剧烈，以至于作为评判标准的参照物发生显著变化。由此带来的冲击和震撼，让持续2000多年的天下观分崩离析，必须竖立起足够担当的对象来充当替罪羊。

于是，满清的形象便一落千丈，并且在之后的很长时间内都难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