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17世纪，澳门的葡萄牙船只常为朝廷所重用，对抗此起彼伏的倭寇和叛乱水军。直至天启年间，他们仍为国运衰落的东道主倾囊而出，在广海一带迎击大规模抱团的闽南海盗。

这场胜利虽在史书中着墨不多，却也是明朝官方在粤西水域的最后一场海上大捷。

闽南地区堪称明朝时期的海盗中心

早在万历后期，原本趋于平稳的明朝海疆再度泛起涟漪。虽然盛极一时的潮汕海盗集团纷纷败亡，他们的闽南同行却依旧坚挺，时刻游走于朝廷制定的红线两端。或是以漳州-厦门为基地，远赴吕宋的马尼拉赚取美洲白银，又或是利用澳门-长崎航线，继续将日本的银矿收入带回本土。

唯一的问题，在于明朝每年只颁发有限许可证，严禁无执照船主各行其是。故而形成僧多粥少局面，又顶不住国内外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只能默许更多私人冒险家远赴他乡。这些人中的佼佼者如李丹、颜思齐，从德川幕府手中购买日本国许可，为自己的贩运事业打起擦边球。余下的顶多像袁进、李忠那般投机取巧，占据澎湖列岛后冒充倭人行动。结果因官军水师的威胁而收获不足，被迫向当时的福建地方官府投诚。

因为官军打击 部分闽南海盗选择西进广东

在接受招安前，袁进和李忠的队伍已膨胀至40艘船，至少有600多名手下充当骨干。其中约半数人不愿屈服，在许彬老等三位头目率领下，主动脱离后往西发展。他们由台湾海峡启程，穿过宗族乡兵甚多的粤东山区，避开有官军重点布防的珠江流域。最后落脚在防务较弱的粤西，且极有可能把基地设在湛江的港湾群岛之间。

由于曾经的潮汕竞争者消亡，这些不请自来的闽南海盗迅速壮大。不但收编小规模本地盗匪，还借用利润所得换装大船，迅速伸长为虎门、江门到茂名之间的重要势力。结果自然是引起广东地方当局注意，在1620年的常规劫掠中遭伏击。只剩下20艘船和数千部众脱离，重新推举出谢天佑担任领袖。可能是痛感本方火力不足，又或是决心复仇，为第二年的风波埋下伏笔。

粤西的三大海口 电白 阳江 广海

公元1621年1月，名为独角兽号的英国武装商船遭遇飓风，沉没于粤西阳江县海口。除用于贸易的普通财货外，船上还有36门威力可观的红衣大炮，遂成为各方争夺焦点。明朝官府迅速派善水者打捞，用90天时间将这批后来屡立奇功的火器据为己有。

另一头的谢天佑也蠢蠢欲动，亲率所有部众东征，誓要将扭转乾坤的大炮收入囊中。可惜海盗行事比较散漫，忍不住袭击沿途的茂名电白沿岸。等到靠近沉船点，才意识到被对手捷足先登。

红衣炮的威力让闽南海盗望而却步

出于恼怒，以及对前年挫败的报复，谢天佑下令强攻阳江县城。岂料明军严阵以待，直接搬出刚捞上来的红衣炮，向着毫无防备的海盗船队一阵乱射。后者从未遇到过此等威胁，丝毫不敢逼近西洋大铳的有效射程。只能丢下刚刚确立的目标，继续向东开往江门的广海水域。甚至放话要占据澳门，拿那些为朝廷效力的外夷开刀。

彼时，明朝内外皆处多事之秋。北方的京畿要冲已遭关外后金威胁，南方的四川、贵州亦有彝人叛乱。广东本省同样缺兵少粮，只能参照过往经验，向澳门的葡萄牙人求助，要求他们为自己抵挡谢天佑集团。尽管后者兵力匮乏，又常常遭官府限制武装等级，还是尽可能凑出船队前往广海一带布防。

通常只能载兵50人的中型桨帆船

公元17世纪初的澳门，可单次出动150-300名士兵，以及4艘左右的中型桨帆船。无论如何，都不能同坐拥20艘大船、成员达4000的海盗相提并论。

不过，欧式的中型桨帆船虽造型低矮，却能安装2-10门小口径炮，火力并不输给同期的福船、乌艚等中式载具。而且同步配有2根桅杆和16对桨，足以兼顾远航与近岸机动，灵活性非沉重的纯帆船可比。

由于船型低矮葡萄牙人总是选择短兵相接

因此，双方刚刚在海上打照面，葡萄牙人就选择加速冲锋。这种短兵相接的策略非常实用，属于桨帆船对抗远洋帆船的经典战术。一旦距离过于靠近，部署在上层甲板的弗朗机炮就被动陷入射击死角，任由进攻方肆意轰击。

明末海盗虽能购买火绳枪，数量始终偏少，远不及传统的弓弩、标枪数量。这类冷兵器对付官军的藤牌都有些吃力，遇到战兵普遍披甲、戴钢盔的西夷就更为低效。因此，看似不对称的遭遇战，迅速演变为一边倒式吊打。

海盗船只虽多但不习惯于持久作战

根据后来的官方《报疏》,共有1500名盗匪在广海之战中被杀，首领谢天佑和百余名手下被俘。他们被一并押回、缚送军门，换取象征功绩的金牌。其余闽南残部虽退回老巢，却在很长时间段内掀不起多大风浪。

更为重要的是，明军在阳江的打捞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最后将其中的20余门红衣炮运解至京，调拨给辽东前线部队使用。这才有数年后的宁远大捷，以及由此展开的一些列历史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