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是明朝末期宫廷中发生的三个案件，合称“明末三案”，或者“晚明三大疑案”。这三个案件彼此关联、先后发生，虽然案件发生在宫廷，可是影响却遍及朝野上下。涉及明神宗、明光宗、明熹宗三位皇帝，内阁、言官、后宫、宦官、外戚等多方势力均牵扯其中，是了解明末政局的重要切入点。
明末三案的具体案情其实并不复杂，持续的时间也并不长，但是其影响却一直到了后来魏忠贤专权、崇祯帝即位、甚至南明时期。在这30年里，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曾把三案作为政治斗争、排除异己的工具，明末党争愈演愈烈，这也成为了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明末三案之所以发生，究其根源，主要还是因为明神宗，也就是万历皇帝，在立储问题上的犹豫不决。
明神宗
明朝的皇位继承制度是嫡长子继承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万历皇帝的皇后一直无子，按规定，应该立其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可是，万历皇帝很不喜欢这个儿子，这是因为长子朱常洛，是他去给母亲李太后请安的时候，无意间宠幸了一位服侍李太后的宫女后生下来的。起初他都不想承认，是李太后命人取来了《起居注》，证明有这件事，他才被迫承认的。所以可想而知，他对这个无意之间得到的儿子的态度了，基本没啥感情，因此，一直没有立他为太子。
李太后
万历皇帝喜欢的是三子朱常洵，因为这个儿子是他最宠爱的郑贵妃生的，他想立朱常洵为太子。可是，却引起了朝廷中拥护传统礼法的正统派大臣们的不满，他们纷纷上书皇帝，反对废长立幼，请求尽快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但是万历皇帝置若罔闻，镇压这些大臣，后来干脆就一直拖着。而支持郑贵妃母子的外戚、还有投机逢迎的官员，也在暗中使绊子。
双方自此展开了长达十五年的“国本之争”，无数正统派大臣被贬职、罢官、杖责。最后终于迫使万历皇帝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册封已经20岁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太子之位虽然已定，却并不稳固。一来，太子的根基不稳。万历皇帝是在群臣与李太后的压力下，才被迫册封的，保不齐后面会有什么变化。
二来，郑贵妃母子并不甘心。此时被封为福王的皇三子朱常洵并未按规定去封地，而是留在京城。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在朝臣的压力下，福王才就藩洛阳。郑贵妃的父亲、伯父、哥哥，也在四处活动，谋划废黜太子。他们很清楚，一旦太子登基，等待他们的就是灭顶之灾。
明末三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首先发生的是梃击案。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的晚上，一个手持木棍的男子，闯进了太子居住的慈庆宫，打伤了看守宫门的宦官，接着又闯入了前殿的檐下，在那里，被一些宦官抓住。
刑部经过审讯，才知道这名男子叫张差，是个卖柴草的人，由于柴草被烧，非常气愤，于是进京告状。在路上，有两个人告诉他告状没有状子，可以拿木棍代替。他信以为真，拿着木棍，闯进了皇宫，还打伤了人，最后被抓了。刑部官员认为他是个疯子，主张判处斩首。
这个审判结果，传了出去，引起了很多官员的不满，这其中很多人都是东林党人。他们纷纷上奏，说此人入宫行凶，必定有人指使。刑部只定张差一人有罪，显然是要杀人灭口，包庇幕后真凶，应该重审，查出真正的元凶。当时有不少官员怀疑是郑贵妃等人所为，目的是杀害太子，让福王上位。
不久之后，经过刑部主事王之寀的再次审讯后，查出了一些新信息。张差说他之所以来到京城，是乡里人推荐的，来跟着一个宦官，听他的吩咐。他来到了一个大宅子，出来的宦官把他带到了宫门口，并给了他一根枣木棍，叫他进去之后，见人就打死，打死了人，会救他的。
这份审讯记录一出来，更是引起了舆论大哗。言官纷纷上书，要求继续审讯。在五月二十一日，刑部会集了十三司的司官以及之前参与审理此案的人，进行会审，这次一审，可不得了，张差爆出了更大的猛料。他说出了那个宦官的名字叫庞保，而他进入的那个大宅子的主人是刘成。这两个人和他说：打了太子，吃穿不愁。
庞保、刘成都是郑贵妃身边的宦官，这似乎证实了之前一些官员的猜测：郑贵妃是幕后之人。于是，连内阁首辅方从哲也上书，要求严审，查出真凶。万历皇帝被迫同意了。此时郑贵妃十分害怕，她求万历皇帝压下此事。
但是万历皇帝表示，事态发展到如今地步，他也没办法，要郑贵妃去求太子。于是郑贵妃就去求太子，她表示自己冤枉，求太子救她。太子同意了，让群臣不要再继续深挖了，既然已经审出来是张差做的，杀了他就行了。但是群臣不答应。
最后还得是万历皇帝亲自出面，他已经有二十多年不上朝，也不见大臣了。为了这事儿，专门把群臣召集到了慈宁宫，把太子和皇孙也叫来了。万历告诉群臣，你们这样做是在离间我们父子，说自己很疼爱太子，福王也都已经就藩了，我要是想立别人，不早就换了吗？而且你看皇孙都这么大了。
这其实就是在让群臣放心，自己肯定不会换太子的，让群臣别太敏感。太子也顺着万历的话说，要是群臣再闹，那就是陷我于不孝了。
既然皇帝、太子都这么说了，群臣没办法，也只能同意。最后让法司下令杀了张差，了结此案。后来庞保、刘成也被处死了，梃击案结束。
梃击案带来的结果，就是使太子的地位更加稳固了，福王彻底与帝位无缘。关于郑贵妃到底是不是幕后真凶，一直争论不休。不过，确实有一些人认为，这事儿不会是郑贵妃做的，以郑贵妃的头脑，她绝不会蠢到采用如此低端且毫无胜算的手段去行刺太子，这除了引火烧身外，不会有任何好处。甚至有人怀疑是太子自导自演的，目的就是为了嫁祸给郑贵妃，从而稳固自己的太子之位。但是真相究竟如何，已经不可考了。
在梃击案结束五年多后，也就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万历皇帝驾崩，太子朱常洛登基，这就是明光宗。
明光宗
为了缓和关系，郑贵妃向明光宗进献了8位美女。明光宗之前由于担心太子之位不保，一直在刻意压制自己的欲望，活得很压抑，此时他已经登基为帝，再无顾忌，便也开始沉溺于酒色之中，自然也就笑纳了这8位美女。
明光宗由于从小不受万历喜爱，受到冷遇，身体一直不太好，现在整天沉溺于酒色之中，身体更是一日不如一日。明光宗在登基十天后，便卧床不起了。宦官崔文升给他看病，开了泻药，服下之后，一夜之间竟然腹泻三四十次。
当时的鸿胪寺寺丞李可灼，说有仙方能治病。明光宗召他进宫献药，李可灼所献的是一种红色的药丸，“红丸案”就是这么得名的。明光宗服用之后，感觉身体好了很多，于是让李可灼再进献一丸。服用之后，次日清晨，皇帝驾崩了。明光宗在位仅一个月，是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关于红丸到底是什么药？一直以来都争论不休，有人说是春药，有人认为是丹药，还有人觉得是补药。但无论是啥，当时明光宗的驾崩引起了轩然大波，正统派官员（很多都是东林党人）他们想到崔文升原来是郑贵妃属下的人，李可灼是由内阁首辅方从哲带进宫里的。于是认为，崔文升、李可灼弑君，应该处以极刑，并且还要查出幕后主使之人。那还查啥呀，听这意思，这些人心里早就认定是郑贵妃干的了。
方从哲看到群臣议论后，争辩说服用红丸是先帝的决定，先帝服用后觉得好，并夸奖李可灼是忠臣。他还利用身为内阁首辅有代拟遗诏的方便，在遗诏中以先皇的口吻夸奖李可灼，并赐银币。他想以先皇的口吻，压住此事。
结果不仅没压住，朝臣纷纷指责他也是弑君之人，群情鼎沸。最后，方从哲顶不住压力，上书刚登基的明熹宗，也就是天启皇帝，请求辞官退休，皇帝应允了。
明熹宗
但是这事儿没完，东林党的官员们还不断上书要求严查红丸案。最后是内阁阁臣韩爌，把当时亲眼目睹的事情详细说清楚了，并且告诉皇帝红丸案应该尽早结案，崔文升和李可灼虽然乱用药物，但也确实是奉旨进药，可以适当惩处，其他的不宜继续深究。
天启皇帝同意了，由于韩爌为官多年，处事公正，很受群臣景仰。所以群臣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这场风波终于平定。不过，关于明光宗之死是否与红丸有关，依然是一个谜。
最后一个案子是移宫案。明光宗即位之后，迁入了历来都是皇帝住所的乾清宫。由于太子妃已经去世，此时没有皇后，随他一同迁入乾清宫的是他宠爱的李选侍。明光宗住了一个月就驾崩了，根据朝廷规定，李选侍应该迁出乾清宫。
可是李选侍一直不肯搬，还把明光宗长子朱由校控制在自己手中，想以此为砝码，成为皇太后，并干涉朝政。当时群臣想办法把朱由校抢了出来，在文华殿立为太子。李选侍派人去要，让太子回到乾清宫，但是群臣和太子都不乐意，就让太子居住在了慈庆宫。
群臣商议后，决定让太子尽快登基，那就要在乾清宫举办登基大典。于是众多大臣上书，很多都是东林党人，让李选侍马上搬出去。李选侍也与身边的宦官谋划，包括魏忠贤，此时他还叫李进忠，耍了一些手腕，发现没用。于是采用了拖的办法，说肯定迁，但就是不动，一直赖着，还让人散布延期移宫的说法，希望日久生变。
直到新皇帝登基前一天，李选侍还不走，很多大臣忍不了了，他们到了乾清宫外，大声叫喊，让李选侍离开。李选侍见势不妙，被迫当天搬出去了。第二天，太子朱由校正式登基，改元天启，这就是明熹宗。
可是，事情还没结束。不久，李选侍居住的地方失火了，人们奋力抢救，才将李选侍母女救出。这时候反对移宫的官员散布谣言，批评新皇帝忤逆先皇，逼逐庶母，违背孝悌之道。明熹宗亲自解释，说出了李选侍的种种恶行，比如殴打凌辱他的生母、要挟封皇后、妄图垂帘听政。最后没有给李选侍封号，但是看在父亲的面子上，将会厚待她们母女，“移宫案”这才算暂告结束。
三案本来到这儿应该算是结束了，但实际上没有。在明熹宗时期，宦官魏忠贤专权。那些在三案中失败的官员，纷纷投靠魏忠贤，希望重新翻案，打击东林党。魏忠贤自己在移宫案中吃过亏，而且东林党官员经常上疏弹劾他和他手底下的人。于是他发起反击，暗中修成《三朝要典》，全盘推翻了当初三案所形成的结论。当初在三案中出力甚多的正统派官员，杀的杀，贬的贬，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
等崇祯皇帝上台后，消灭了魏忠贤集团，宣布对三案涉事官员进行平反。那些反对东林党的官员，在魏忠贤失势后，又被指为阉党，遭到报复。到了南明弘光政权时期，这事儿又被拿了出来，作为内部不同派别官员之间斗争的工具。
关于三案的事实在当时其实已经不重要了，没有多少人在乎真相。由于三案牵扯势力众多，关系复杂，盘根错节，随着各方势力的此消彼长，三案的结论反复变化。朝廷各派都在利用三案，作为打击政敌的工具，门户大起，党争愈烈。
而之所以会如此，与明朝的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关系。明朝为了加强皇权，废除了宰相制度，由皇帝直接统领六部。这一制度变化，导致了内阁的兴起、宦官权力的增强。为了监察百官，还设立了言官制度。
官僚集团被刻意分成了诸多势力与部门，权力分散，相互制约，利益纠葛不断，朝廷内拉帮结派、抱团结党的风气大盛。不同派别党同伐异，任何一件事都能掀起风波，作为攻击对方的口实。
明末的这些官员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派系斗争上，无法精诚合作，国政日益荒废，这也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