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1日，是朱老总的六十岁生日，按照组织上的惯例，中央领导人是不提倡祝寿的，尤其是对个人生日大操大办，但是这一次却出现了特例。在朱老总之前，也只有在1937年徐特立60岁生日时，毛主席曾在中央会议上提出，为徐特立庆祝六十大寿。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红军刚刚结束长征到达陕北，毛主席意在通过为徐老祝寿的活动，表彰徐老投身革命和以超人的毅力克服艰难险阻完成长征的壮举，并借此鼓舞士气。而这一次轮到朱老总六十大寿，中央再次决定举行祝寿活动，背后是否另有深意呢？这就要结合朱老总的身份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去看了。

新华社同一时期播发的《解放日报》社论，实则已经对当时的时局做了高度概括：“全面内战截至11月份即第5个月，中央军已经开始转入被动，而人民解放军则开始转入主动，11月中央军被歼6个旅，连7月至10月的30个旅，共计为39个旅。11月份中央军占领17个县城，人民解放军则收复与解放了15个县城。这说明以后的情势已开始转变，以往的情势是中央军以重大的有生力量的代价换得地方，而11月份则不然，中央军依然付出重大的代价，但已经连地方也换不到几个了。”而这样重要的胜利信息，终借由朱老总祝寿的这个特殊方式，传播了出去，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全民的士气，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得以领会和了解，准备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另外，毛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当时纷纷为朱老总六十寿辰题词，毛主席的题词更十分引人注目，他写的是：“朱德同志六十大寿，人民的光荣。”周恩来总理则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贺词，称朱老总的六十大寿是“全党的喜事”。就此，全国各地铺天盖地都是朱老总六十大寿的通电，等到寿辰当天，朱老总身着深灰色军装，披着个军大衣来到寿宴现场。

而尽管寿宴现场氛围热闹非凡，朱老总首先发言，更引起全场掌声雷动，但是宴桌上依然保持了节俭作风，老照片中可以明显看出，一桌7个人，只4个菜，大家的酒杯里装的显然也不是酒，颜色颇深，应该是茶水。而在延安大规模的庆祝之外，远离延安几千公里的香港当时也隆重举办了一场“空前绝后”的祝寿活动。

中央驻香港代表局书记方方及广东区党委主机林平联合设宴，邀请了各界人士中外来宾参加，诸来宾纷纷在贺电中签名，以示敬重和敬意。延安和香港两地的祝寿活动，就这样发挥了特别的时代意义和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