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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通过出版历史书籍，可以让人们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有更清晰地了解，同时，人们还能够从中获取真相、真理。

尤其是关于近代中国百年以来所经历的屈辱历史，我们从不曾回避，也不能回避。只有了解那段历史，我们才能够铭记历史，铭记英雄。

不少革命烈士的后代因父辈的影响，对战争年代的历史有更深入、更详细的了解，因此，他们将这些所见所闻写了下来，让后代了解。

2010年9月1日出版的书籍《往事不忍成历史》一书，便是革命后代阎明所作。他的父亲是曾担任副总参谋长的阎仲川。

阎明在书中写了这样一句话：

“这不是小说，而是亲身见闻经历。”

为了完成这本书，阎明先后找到多位当年的亲身经历者，向他们仔细询问事情真相，最终写下了包括朝鲜战争、四野的情况等在内的一系列文章，让人们通过文字对那段历史有了更加深刻地认识和了解。

朝鲜战争爆发后，时任中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的阎仲川奉命入朝作战。在这次作战中，阎仲川与死神擦肩而过。

如此凶险的经历发生在1952年初的一天。当时，阎仲川一行人乘车从鸭绿江桥过江。没想到的是，他们乘坐的车辆刚刚开上了桥，敌人的飞机便开始冲着桥上的车辆开始疯狂轰炸。

鸭绿江桥只能单行，一辆接一辆车驶上去，调转方向后撤是不可能了，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加快速度往前冲。

就在这个时候，敌人的军机投下的一颗炸弹在阎仲川乘坐的车辆前方炸响，他就差一点被死神带走了。

抗美援朝期间，阎明的姥爷孙继述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孙继述毕业于沈阳电报学校，长期在邮电行业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

为了方便与朝鲜的联系，邮电部决定要抢修中朝之间的通信电缆。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东北邮电管理局。经过商议，东北邮电管理局组织了一支长途电缆抢修的队伍，孙继述便是其中一位。

很快，他们便奉命赶赴一线，抢修因战争遭到破坏的电缆。到1952年2月，抢修任务终于顺利完成。

1952年7月6日，阎明出生，同一天，父亲阎仲川从朝鲜战场回国。出生在这样的部队家庭，对阎明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

相比于其他兄弟，阎明自出生后就一直生活在部队里，在父亲身边长大，跟阎仲川的接触较多。

不过，虽然阎明与父亲的接触是最多的，但他并没有从父亲嘴里听到过什么事情。这可能跟他长期在作战部工作有关。作战部保密要求严格，为了不泄密，阎仲川索性选择了什么都不说。

也因为这样，家中的孩子们一直认为父亲是一个严肃、不苟言笑的人，他们渐渐地也形成了默契，不会随便问父亲的工作。直到阎仲川晚年时，他才偶尔跟孩子们说一说“四野”的历史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军区和中南军区这两大军区主要是由之前四野部队的将领们组成。1955年，中南军区改称广州军区。

上世纪六十年代，受国内外环境变化影响，广州军区先后有四位将领奉召入京，其中，时任广州军区参谋长的阎仲川便是在这时进入总参谋部的。

阎仲川于1938年开始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期间，阎仲川奉命在冀中军区跟随吕正操参加工作，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解放战争爆发后，阎仲川又奉命来到了东北，成为了林彪麾下的一员将领。可以说，这一时期，阎仲川一直在林彪的视野中，深受他的信任。同样，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阎仲川也同样越来越了解林彪。

新中国成立后，阎仲川在多是四野将领的中南军区工作得也相当愉快。

1969年5月，时任广州军区参谋长的阎仲川奉命入京，出任副总参谋长并兼任总参作战部部长。这一年，阎仲川年仅47岁。

阎仲川奉命入京前两个月后，中苏刚刚爆发了珍宝岛冲突，中苏边境形势紧张，正处于一触即发的敏感时刻。

与此同时，国内形势也十分复杂，作为林彪深受信任的老部下，阎仲川深知自己处事要特别小心谨慎。

当然，阎仲川本人的工作能力也是相当出色的。他刚到北京的时候，周总理还曾向他提出过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一职的提议。不过，阎仲川认为自己不熟悉这方面的工作，无法胜任，便拒绝了。

就这样，阎仲川来到了总参工作，在复杂的形势下，阎仲川选择了“自我封闭”，按照儿子阎明的话来说，就是：

“对总参内部发生的一切事情概不介入、不表态，而且不串门、不走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甚至连老首长家放电影时诚邀老部下参加，他不仅自己从来不去，也不让母亲和妹妹参加。”

阎仲川期望以这种方式避免自己卷入到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尤其在总参中满是资历比自己老的将领中，他更是自觉选择了“夹着尾巴做人”。

这一时期，由于中苏关系恶化，阎仲川的工作重点主要集中在了战备、战术研究等方面。虽然阎仲川想要通过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来避免卷入风波，但从他来到北京的那刻起，他就已经置身其中，无法避免了。

1969年10月，根据林彪的指示，阎仲川收到了起草关于在京的老干部疏散至地方的命令。阎仲川起草完文件后，交代值班参谋要立即发出。值班参谋收到文件后，问道：“这份文件的编号是什么呢？”

阎仲川想了想，既然是“前指”进驻后发出的第一个指示，就从一号开始编发吧。于是，他说道：“就叫一号命令吧。”

就这样，该文件便以“一号命令”发出了。阎仲川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正因为一个编号在后来被审查了。

据悉，当时毛主席看到“一号命令”后，很是生气，甚至已经点燃了火柴准备烧掉了。不过，由于这些文件需要存档，毛主席这才没有烧掉。但这时，毛主席已经很不高兴了。

周总理得知情况后，还曾找阎仲川问过他的想法，阎仲川听后很是惊讶，他立即解释说：“这样编号并没有什么意思，只是按照顺序来的。”

就这样，事情才暂时告一段落，但并没有结束。

1971年，当时正在访问越南的阎仲川突然接到了国内发来的命令，要求他立即回国。阎仲川虽然满是疑惑，但作为军人，首先要服从命令，他还是立即乘机回国。

一回国，阎仲川便看到了早已等候的周总理，周总理见到他后，严肃地通知他说：

“阎仲川同志，根据中央决定，黄已经被撤职接受审查，你是他的得力助手，要好好交代问题。”

在一旁的叶剑英元帅也对他说：

“阎仲川同志，你还年轻，又有工作能力，一定要好好交代问题，将来还能出来工作。”

此后，阎仲川便开始了长达7年多的隔离审查，经过调查，他在很多事情上都没有问题，但唯独在当初的“一号文件”这一问题上过不了关。

在接受隔离审查期间，阎仲川反复阅读了马列主义书籍和毛主席著作。直到1977年，他才被允许与孩子们见面。

1979年4月，阎仲川被解除了监管，但关于他在“一号文件”的问题上却仍然没有定论。

2002年6月22日，阎仲川因病逝世，享年81岁。这位老革命家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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