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1年12月,一个寒冷的冬日,年仅22岁的查尔斯·达尔文登上了小猎犬号。当时的他恐怕无法想象,这场为期五年的环球航行将会如何改变世界。他更无法预料到,他的自然科学理论日后会被套用到人类社会中,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名,在一百多年后为造成约600万犹太人死亡的种族屠杀提供所谓的"科学依据"。

达尔文通过观察化石和自然界生物,提出了一套生物演化的理论。然而,为什么这套理论被应用到人类社会时,会与如此极端的恶行联系在一起?从生物学家达尔文到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过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首先,让我们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套理论乍看起来似乎无害,甚至在很多人眼中是如今广为接受的常识。

社会达尔文主义，也称社会进化论，简称社达，是指将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选择及适者生存的思想应用于人类社会的一系列社会理论。这一思想最早由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提出，并在19世纪末期在西欧和北美广泛流行。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弱肉强食”，认为社会是一个竞争激烈的丛林，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来，而弱者应该被淘汰或被边缘化。这一思想被用来支持各种社会和政治理论，包括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由于资源有限,自然界的个体之间是竞争关系。强大的个体才能生存,弱小落后的个体会被淘汰。这个不断淘汰弱者的过程,也是一个种群不断提升自我、日趋完善的过程。他们进一步推论,既然自然界是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人类社会也应该如此。强者应该成为统治者、征服者,把他们优秀的基因繁衍下去,光大种群。弱者则注定要成为强者的垫脚石,他们的命运是被压制、被淘汰,他们的消失是人类的福音。

这一套以达尔文理论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说辞,为历史上无数人类的罪恶行径披上了一层"科学"的外衣,让作恶者心安理得,甚至莫名地产生了一种崇高的使命感:“我是为了我族群的未来才这样做的。”

从18世纪中期开始,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就开始用这套理论反对给穷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福利制度。他们的逻辑是:一个社会资源有限,在争夺资源的过程中,必然强者胜出成为富人,弱者沦落为穷人。有些人穷是因为懒,有些是因为笨,还有些则是有精神问题。但不论如何,这些人的"劣等特质"都不该遗传下去。在自然界,这些人一定会被饿死、淘汰。可是社会福利制度居然让这些人有饭吃、有房住,还可以繁衍。而拥有"优良特质"的富人,却因为他们天生的精明、勤奋、慎重,推迟生育甚至无暇生育。如此一来,"劣等特质"会迅速成为社会主流,"优等特质"反倒被淘汰了,一个社会只会走下坡路。因此,他们强烈反对社会福利制度。

与此同时,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顺理成章地反对政府对市场的管制,维护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在充分竞争的商业社会,自然是最优秀的个体才能通过经商盈利。政府管得越多,收税越多越杂,竞争就越被扭曲,越不纯粹,就越难保证市场的筛选作用。更何况,收税是从优秀的富人精英身上搜刮油水,去补贴"劣等"的穷人,那就更应该抵制了。

这套抵制社会福利和支持放任自由资本主义的组合拳,让大西洋对岸的美国人找到了知音。二十世纪前后,美国经历了经济飞速发展的"镀金时代",社会达尔文主义迅速在美国生根发芽,至今仍然是美国共和党保守派意识形态的一大支柱。

此外,社会达尔文主义也被用来支持种族歧视、殖民统治、帝国主义,乃至种族屠杀。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声称,个体之间存在竞争,种族之间也一样存在竞争。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一步步走向更加高级完美的形态。越是进化早期的种族,就越低级。“优等种族"理应征服、统治、奴役"劣等种族”。至于大规模无差别的杀戮,那是"优等种族"在替天行道,根除人类中的"劣等基因",防止他们污染"高等基因"。

19世纪,一个殖民者这样说:"殖民者的首要任务是清扫各色野兽,而野兽中最令人厌恶的,就是野人。“本着所谓的"科学精神”,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奉者开始推行优生学,通过隔离、结扎,甚至杀害那些他们认为有缺陷的个体,企图把人类一代代优化下去。纳粹德国就曾经以优生为名,系统性杀害了约20万有生理残疾或者精神疾病的人。之后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也是在维护亚利安种族血统纯粹性的优生学旗号下进行的。

能和屠杀、种族歧视、殖民等人类历史的污点联系在一起,社会达尔文主义显然是有问题的。可它的逻辑又看似有些道理,它究竟错在哪里?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分析: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关键词是竞争和淘汰。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眼里,物种之间和物种内部永远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个体的生存大于一切。从这个角度来看,同情心、对于痛苦的共情能力、无私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伦理道德,不仅毫无用处,反倒是个体生存的障碍。相比之下,自私才是美德。

然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选择性地忽视了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就已经记录下的现象:哪怕是没有人类道德观的动物,也存在大量的互助、互惠、协作和利他行为。如果自私才是生存的唯一要义,道德伦理都是虚幻的生存阻碍,那为什么互助协作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没有被淘汰掉?

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无政府主义哲学家彼得·克鲁泡特金给出了有力的论述。他说,虽然物种之间确实有生存竞争的现象,但我们在观察自然界时,更应该注意的是动物之间广泛普遍的互助行为。无论是同一物种内部,还是不同物种之间,都存在着大量的合作与互助。这种互助行为不仅没有被自然选择淘汰,反而在进化过程中得到了强化。

事实上,现代生物学研究已经证明,合作和利他行为在生物进化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从细胞层面的共生到复杂的生态系统,合作无处不在。人类社会更是如此,我们的文明建立在广泛的合作基础之上。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过分强调个体间的差异,并将这些差异简单地归因于遗传因素。他们忽视了环境、教育、机会等外部因素对个体发展的巨大影响。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将这种片面的观点用来为社会不公辩护,认为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天生劣等。

这种观点不仅在道德上令人不安,在科学上也是站不住脚的。现代遗传学研究表明,人类个体间的基因差异其实很小,而且大多数特征是由多基因共同作用并受环境影响而形成的。智力、性格等复杂特质更是如此。因此,简单地将社会地位归因于基因优劣是极其荒谬的。

此外,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一个公平、包容的社会制度能够为每个人提供发展机会,最大限度地发掘人才,这对整个社会的进步都是有利的。相反,一个高度不平等、机会被少数人垄断的社会,反而会阻碍社会整体的发展。

社会达尔文主义最根本的错误在于,它将自然界的进化规律简单类比到人类社会,忽视了人类社会的特殊性。达尔文的进化论描述的是自然界中物种的演化过程,而不是一种价值判断或道德准则。将"适者生存"理解为"强者应该统治弱者"是对进化论的严重误读。

人类是具有自我意识和道德感的高等生物,我们有能力超越单纯的生存竞争,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事实上,人类文明的进步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我们不断克服"丛林法则",建立起更加文明、人道的社会秩序。

此外,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对"适应"的理解也过于狭隘。在自然界中,"适应"并不总是意味着强大或aggressive。在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的特质可能成为优势。人类社会更是如此,多样性本身就是一种优势,不同禀赋、不同特长的人在社会中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到社会达尔文主义,我们看到了一个科学理论被误读、滥用的典型案例。这提醒我们,在应用科学理论时必须谨慎,特别是将自然科学理论应用到复杂的人类社会时。我们需要全面、辩证地看待问题,而不是寻求简单化的解释。

同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行也反映了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对弱势群体的偏见、对社会不平等的合理化倾向等。认识到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反思和改进我们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

因此，适应性、多样性和合作在生物进化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将这种思想正确地应用到人类社会,我们应该追求的是一个包容多样性、促进合作、给予每个人平等机会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