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自从9月过半，王平就从各方面发现了一丝不同寻常。

十月初，外宾到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机场欢迎的报道中，丝毫没有提那几个政治风暴中风头正兴的几个人；国宴时，一向讲话严谨的周总理，也表示自己仅代表毛主席表示欢迎。

除此以外，平时理发路过的礼堂门口，毛、林两位领导人握手的画像消失了，换成了一个口号；看管王平的人员借走了他的《红旗》杂志，送回来的时候，封面上毛、林两位领导人的合影照片被撕去了。

种种迹象让王平不得不怀疑：“莫不是林副主席出了问题？”

时隔两个多月后，王平终于被获准家属来探视。趁着看管人员放松的时机，儿子偷偷告诉王平蒙古大漠坠机的事情。尽管这个消息迟来了几个月，但王平仍高兴得激动不已，自己的猜测果然没错。

“周总理有指示，让你回家去等待结论，你自由了。”又过了大半年，军区保卫部来人通知王平。走出军区大门的那一刻，王平才真正感到了一丝轻松，整整五年了，自己终于重获自由了。

五年前，王平甚至还没来得及穿衣服，就被人用被子裹着关进了军事学院，自此开始接受无休无止的批斗。面对“莫须有”的七八十条罪名，王平一条条和他们辩论，为此吃了不少苦头。

后来，王平觉得和这些人根本没法讲理，干脆来个不吭声，总之就一个原则：不讲假话，不写假材料。1969年南京实行军管后，王平的问题交给了南京军区处理，自此被转移到第二招待所关押。

重获自由之后，除了不时被接到军区看一些文件和材料，王平大多数时间还是待在家里，不能参加任何活动。就这样整整待了一年，王平实在待不住了，便违心写了一份检查，希望能够早日出来工作。

1973年，王平给叶帅写了一封信，托女儿转交给叶帅秘书。没过多久，总政就通知王平到北京，不但受到了细致入微的照顾，还参加了一些文化活动，来看望他的人也络绎不绝。

当时叶帅指示李德生给王平安排工作，但恰好当时正值“十大”召开前夕，李德生抽不出时间，一直到李德生当选副主席之后，王平才受到接见。一见面李德生就告诉王平：

“你的问题没有什么，先恢复你的党组织生活。”

至于什么时候分配工作，恢复什么样的待遇，李德生并没有告诉王平。

就这样，王平一直在招待所住着，却迟迟等不来工作的消息。几个月之后，北京的政治形势又开始变得严峻起来，王平考虑自己不便久留，决定回南京继续等待。离京前，王平特意去看望了邓小平，询问自己的工作情况，邓小平告诉王平：

“要求做工作不犯法。”

回到南京以后，情况比原先好了不少，军区领导也开始和王平接触。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后，新上任的司令员还到家里看望过王平，安排他到公开场合露面。

1975年初，总政忽然通知王平到北京参加四届人大，又过了三个多月，军委宣布了对王平的任命，安排他到炮兵当政委。至此，在等待了三年多的时间，王平终于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当年叶帅亲自指示李德生给王平安排工作，为何李德生迟迟不办呢？是他和王平之间有什么矛盾吗？其实不然，早在南京军区工作期间，王平和李德生就已经相识，两人关系还算融洽，问题就出在李德生当选副主席之后。

在党的十大上，李德生经毛主席提名，进入副主席之列，也走进了政治风暴的中央。由于工作中坚持按组织原则办事，李德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遭到了公开点名批评。

后来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仅仅上任半年的李德生，被调到了沈阳军区。对调前，毛主席特意找李德生谈话，李德生表态服从中央的决定，毛主席指示李德生除了不再兼任总政主任一职外，其他职务都不动。

结果李德生到了沈阳之后，依旧没能够逃脱冲击，整整半年没有任何党内职务，直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过问，李德生才开始担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但也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冷板凳”书记。

1974年底，中央派人找李德生谈话，提到要他辞去副主席职务一事。李德生知道此事已经无法改变，便不再说什么，主动辞去了中央副主席职务。这也便是李德生迟迟不解决王平工作问题的原因，不是不办，而是他个人也自身难保。

1980年，中央为李德生恢复名誉，之后将他调到国防大学担任政委。至此，李德生在东北已经工作了整整12年。1988年，李德生被授予上将军衔，两年后正式离休。

离休后的李德生仍旧时刻关注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和青少年的教育问题，还联络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建立了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利用一些重要节日和时间，开展多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尤其是对于广大的青少年，更是下大力气举办各种活动，帮助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