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推翻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和他的家人已经抵达莫斯科，俄罗斯表示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向阿萨德和他的家属提供庇护。这是外国政治人物逃亡俄罗斯的例子。
阿萨德此前访问俄罗斯时，与普京会面
其实，逃亡美国的外国政客也不少，比如1986年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因选举舞弊导致群众大规模抗议，被迫流亡美国夏威夷州。马科斯拖着装满财物的三百多个行李箱前往美国，一下飞机，美方就扣押了他所有的行李箱，直到他在美国死去也没有还给他。
这是国家元首层面的，国家元首以下的逃亡政客更多。例如，苏联籍联合国秘书长阿尔卡季·谢夫钦柯，就于1978年叛逃到美国，得到政治庇护。据说美国总统拜登的前助理塔拉·里德已经叛逃至俄罗斯，同俄罗斯杜马女议员玛丽亚一起现身电视台，并延续她在美国时的说法，继续指控拜登在1993年性侵了她，显然俄罗斯已经开始庇护她。
此外，近年来美国庇护的外国政治人物，还有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瓜伊多曾被选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准备在美国的支持下搞垮反美的马杜罗总统，失败后只能落魄逃亡美国。
如果再往下数，因政治或其他原因逃往美国或俄罗斯的人物更多。比如逃亡俄罗斯的美国前情报部门承包商爱德华·斯诺登等人。而美国搜罗的流亡人士更是五花八门，连南越灭亡时逃到美国的南越官员及其家属也不少。
美国和俄罗斯搜罗了大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失意政客，这不禁使人产生疑问，为什么这两个国家喜欢收留这些在原来国家政治上已经失意的人，并给予政治庇护？庇护这些人，就意味着在某些方面要得罪这些国家现有的政界人士，这样不会危及本国国家利益吗？
当然，那些冠冕堂皇的出于人道主义理由给予政治庇护云云，可以不提，我们只探讨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美俄庇护的许多政客在台上时都曾经是美俄政治上的朋友，他们在位时都给予过美俄大量国家利益。美俄收留他们，意在给现在接受它们扶持或控制的其他国家的政治人物吃定心丸——只要跟着它们混，在位时不用考虑本国利益，多替它们争取美俄两国的国家利益，将来这些人在本国混不下去了，可以跑到美俄继续安享余生。这样能稳定那些给美国卖命的人继续为美俄的国家利益服务。
其次，许多流亡者还会带来相应的资源，能够给美俄两国带来更多的利益，比如斯诺登带来的情报（说斯诺登是政客并不合适，我只是拿他举例子，因为他的作用比较明显，更易于让大家理解），马科斯带来的财富等。
第三，流亡政客还会给美俄两国带来一定的政治筹码。菲律宾现总统小马科斯当年就是随父母流亡美国的，在美国接受了洗脑教育和特殊安排，又被美国包装身份，扶持他重新回到菲律宾政坛，直到当上菲律宾总统，然后作为美国摆弄的棋子公开与中国叫板，彻头彻尾沦为美国撕咬中国的走狗。
瓜伊多流亡前抵达白宫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受到美国铺红地毯隆重接待，与如今的落寞形成鲜明对比
同时，美俄两国也是相当无情的，有些流亡过来的人士已经没有了政治利用价值，迎接他们的必然是被抛弃的结局。就拿瓜伊多来说，当年他作为委内瑞拉国内最大的反对派出现在美国时，美国政府给予他极高的接待规格。但在他落魄后流亡美国，机场并未出现任何人迎接，瓜伊多只能一个人背着书包去寻找落脚的地方。这是因为此时拜登又与委内瑞拉马杜罗总统展开了石油贸易，瓜伊多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相对于美国和俄罗斯，前往中国避难的外国政治人物真不多，屈指可数。这个原因也很简单——
其一，中国和外国政府平等交往，从不插手外国国家内政，不人为制造国外政坛矛盾，因此不欠外国政治人物的“感情账”，外国政治人物逃亡时基本上不考虑流亡中国。
其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意识形态原因，许多外国政治人物也不会选择流亡中国。
其三，中国不是发达国家，更不是超级大国，许多国家的政治人物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中国很落后的印象里，再加上美西方常年累牍地诋毁中国的人权状况，也使得一些外国政治人物对中国“望而却步”，宁愿选择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流亡。
虽说流亡中国的外国政治人物比较少，但也不是没有。比如泰国前总理英拉就长期流亡中国，并以外籍人士担任上市公司广东省汕头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董事长。
此前，中国曾经收留过重磅的外国政要，那就是著名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中国收留西哈努克亲王的经历一波三折。
1960年4月，西哈努克宣誓就任柬埔寨王国元首，实行社会主义式的政策，西哈努克将自己的政治理念称为“佛教社会主义”。同年12月，中柬双方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西哈努克还将他的3个儿子送到中国学习。
在美国的策划下，1970年3月，柬埔寨王国首相朗诺发动政变，推翻了王国政府，废黜了西哈努克亲王，并准备杀害他。当时，西哈努克正在访问法国、苏联期间，并将路过中国返回金边。在他离开莫斯科之前，苏联领导人将柬埔寨发生政变的消息告诉了他。西哈努克极为悲痛，在飞往中国的飞机上失声痛哭。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国家领导人亲切接待了流亡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同意他及其家属长期留住北京，并表示永远承认他是柬埔寨王国政府的首脑。
西哈努克在中国组建了流亡政府。1973年2月至4月，西哈努克曾从北京经过越南河内，经过“胡志明小道”回国，然后又回到中国继续避难。
1974年4月，民族统一阵线在柬埔寨取得全面胜利，西哈努克就任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但他还长住在北京。
1975年4月，朗诺伪政权被打败，金边获得解放，红色高棉占领柬埔寨全境。8月，波尔布特派乔森潘到北京迎接西哈努克元首回归祖国。
红色高棉利用西哈努克亲王的威信稳固了政权，但同时也软禁了西哈努克一家人。西哈努克的五个儿子和十四个孙子被虐杀，在中国政府的强力施压下，波尔布特没敢杀害西哈努克亲王。
1976年，西哈努克辞去在红色高棉政权中的职位，宣布退休，与外界失去联系。
1978年12月，越南出兵10万入侵柬埔寨，扶植韩桑林政权。
穷途末路的波尔布特政权这时又想起利用西哈努克的牌子到联合国控告越南入侵的暴行。诺罗敦·西哈努克回忆说——
1979年1月5日，波尔布特把我约到办公室里见面，那里像是波尔布特的总部，他称呼我“陛下”。“陛下您自由了”，我说“谢谢，先生”。“但是要我请您作为民主柬埔寨的拥护者，检察官和律师，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公正地维护您的人民，为柬埔寨人民的利益做出努力。您应立即前往纽约，因为联合国安理会很快会就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这一事件，召开特别会议”。
第二天，西哈努克带着红色高棉的委托书，携带家人乘飞机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第三天中午，越南军队攻克金边，此后18天就占领了柬埔寨主要城镇。
在纽约的西哈努克一举一动都受到身边红色高棉成员监视。
西哈努克提前准备好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请救救我，凌晨两点，请把我从红色高棉人手里救走，把我带到纽约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使团。
在一家饭店的电梯里，西哈努克站在红色高棉人背后，正好和美国联邦警察派来的警官梅泽站在一起。西哈努克把纸条塞给他，他以为是给他钱，连连说不。西哈努克示意他这不是钱而是其他东西，他这才把纸拿走。凌晨两点，西哈努克跟着梅泽逃跑了。
此后，西哈努克请求美国政府给予他政治避难。但是美国出于种种考虑，不打算为西哈努克得罪越南背后的苏联，始终保持沉默。
这时候，中国政府得知西哈努克的窘迫处境，又向他伸出了援手。于是，西哈努克全家又回到中国，此后在中国与朝鲜两国定居多年。
两次流亡中国的西哈努克亲王在流亡期间访问中国各地，6次和中国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一生致力于中柬友好
1982年7月，西哈努克在中国支持下，同红色高棉再度合作，与宋双、乔森潘三派实现大联合，组成民柬联合政府。1991年7月，他被推举为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
1991年10月，西哈努克率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全体成员出席巴黎会议，签署了“关于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冲突的协定”，与在柬埔寨的越南扶持的傀儡政权达成和解。
11月，金边的柬埔寨人民党副主席洪森亲自来到北京，认西哈努克为义父，迎接西哈努克回国。中方领导人送给他诗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洪森表示对能够到北京“感到非常荣幸”，“增加了我们柬埔寨人之间的了解。”
这次西哈努克回国，再次掌握国家政权实权，洪森担任柬埔寨王国政府第二首相。后来洪森也成为亲华首相。此后的柬埔寨王国与中国开启了长期友好合作的时代。
2004年10月，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宣布退位，此后他经常来到中国休养并接受治疗。
2012年10月，因自然原因，西哈努克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0岁。我国为表达哀思，专门为西哈努克降半旗致意。
可以说，在机缘汇聚之下，中国政府照样会收留并庇护亲华的国外友人。
中国从不拿这些被中国保护的外国政治人物做文章，中国作为礼仪之邦，一直真诚对待他们，友好平等接待他们，他们反而会为增进中国与他们所属国家的友谊做出巨大贡献。
在这方面，美俄显得更加急功近利一些，在收留外国政客方面目的并不单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