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刘亚楼上将，毛主席十分信任，也非常喜欢，几乎每次谈话的时候，都是和颜悦色的，然而却也有过批评。

然而，在毛主席的心里，刘亚楼始终是她的一员爱将。为了给刘亚楼治病，虽然知道外汇的珍贵，但毛主席还是批准了周恩来总理的意见，为他到国外购买极其昂贵的特效药。

1964年8月，带着重要的任务，刘亚楼和李先念一起前往罗马尼亚进行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然而，刚回到祖国不久，刘亚楼便出现了严重的腹泻，脸色蜡黄，而且没有了往日红光满面的风采。见刘亚楼这样，爱人翟云英非常心疼，便催促着刘亚楼赶紧去医院治病。

想到还有那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从爱人口中听到“医院”两个字，刘亚楼当即大声说：“不行！我还得准备向中央汇报呢！我就是拉肚子，没有多大关系，这件事情还是等等再说吧！”

事实上，刘亚楼拉肚子的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只不过现在更严重了而已。在罗马尼亚访问的时候，这种现象便出现了。

那时候，看到刘亚楼精神面貌和以前不一样，李先念还关心地说：“亚楼同志。你的脸色不对头啊！”

对于李先念的关心，刘亚楼也很感激，但还是决定以工作为重，说：“没什么关系，只是拉肚子，可能是水土关系。”

水土不服拉肚子的事情，是比较常见的。刘亚楼这样说，李先念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在暗中观察，并嘱咐工作人员照看好刘亚楼。

面对妻子翟云英的催促，刘亚楼依然没有当回事，以工作繁忙为由，婉拒了妻子的建议。

然而，刘亚楼的坚强，并不能阻止身体状况向更加不良的方向转化。刚刚到达南京作报告，秘书便发现他拉肚子更加频繁了。

对此，秘书多次劝说刘亚楼都没有结果，只好向翟云英报告了刘亚楼的情况，希望翟云英可以劝说刘亚楼停止工作，到医院去看病。

翟云英十分了解丈夫，便没有直接打电话给丈夫，而是给空军副参谋长打了电话，麻烦他帮着督促刘亚楼，去医院检查身体。

刚听到副参谋长的话，刘亚楼便知道这是妻子的主意。为了不让妻子担心，刘亚楼立即给翟云英拨通了电话。

在电话里，刘亚楼对翟云英说：“我这边不要紧。你不要小题大做。”见丈夫仍然不重视，翟云英担忧地说：“你对工作认真负责，我不反对，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总不能不注意吧？一部机器还有个维护时间呢，何况身体。”

听了翟云英的话，刘亚楼便将毛主席抬出来安慰爱妻，说：“不要紧，垮不了！毛主席那么大年纪了，还日夜为全国、全世界的事情操心，我有什么理由不拼死拼活把工作做好！”

就这样，翟云英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只好在心里默默地关心着爱人的身体，支持着他的工作。

11月21日，刘亚楼回北京，随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他亲自撰写的空军在前一段时间的作战经验总结报告。

第二天，刘亚楼便将《关于调查研究对付美军无人驾驶飞机的办法的报告》呈递给了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和个元帅、总长。

做完这些后，刘亚楼才趁着等待的时间，由爱妻翟云英陪着，到医院做了检查。拿到刘亚楼的检查报告后，专家医生反复查看，上面的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

看着医生表情变化，翟云英心里十分着急，便问：“大夫，严重吗？”

还没等医生说话，刘亚楼便抢着问：“大夫，如果我得了不治之症，天老爷‘’下来了，也没有办法，就快点告诉我，我争取时间，大干一场。”

对于刘亚楼的情况，医生是知道的，空军的一把手，责任重大！想到这些，医生不敢将实情直接告诉刘亚楼，便安慰说：“没什么，别着急，司令员年轻时得过肝炎。一累又犯了。”

很快，医生便将刘亚楼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对此，中央非常重视，立即组织了相关专家进行讨论，指示一定要搞清楚刘亚楼的真实情况。

得知刘亚楼的情况严重时，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都十分震惊，立即发出指示：“赶快治！哪里条件好到哪里治，要全力以赴！”

此外，在看完刘亚楼的《关于调查研究对付美军无人驾驶飞机的办法的报告》后，在上面作了一个工作以外的关怀批示：“亚楼同志：此件已阅，很好。闻你患病，十分挂念。一定要认真休养，听医生的话，不可疏忽。”

在这个批示里，毛主席对爱将刘亚楼的关怀跃然纸上。对此，刘亚楼十分感动，决定听从毛主席的话，到医院治病。

后来，考虑到刘亚楼的实际情况，空军特意安排了一架专机，把刘亚楼和夫人翟云英，以及保健医生、秘书和警卫人员，一起带到上海，将他安排在华山路一座花园小楼里，休息养病。

然而，刘亚楼并没有休息，在病床上签发了《关于再次击落美制无人驾驶飞机向罗总长、杨副总长的报告》。

随后，刘亚楼又对空军贯彻军委有关安全问题的指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得知刘亚楼在上海后，老战友林彪也非常关心，于1月18日给刘亚楼写了一封关怀信。

在这封信中，林彪说：“亚楼同志：据确实的医生消息，你的病已证明无危险性，因此你可大大放心疗养，定能全好的，但一定要好好疗养一时期才行。林彪闻医生确认后喜书。”

感受到毛主席、周恩来总理以及林彪等老战友的关怀，刘亚楼心里十分高兴。

此外，刘亚楼便是没日没夜地工作了。见刘亚楼如此，翟云英多次劝说，但刘亚楼总是安慰妻子自己的身体没什么，已经感到好转了不少。

2月，刘亚楼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向毛主席表达了感谢。在这封信里，刘亚楼还表示他曾在1961年到苏联谈判时去过克里姆林宫皇家医院会诊，被排除了患癌症的可能，认为这次也不例外，让毛主席放心。

看到刘亚楼的来信后，毛主席对他病情好转感到十分高兴，并立即让汪东兴替自己给刘亚楼写一封回信。

在这封回信上，汪东兴写道：“主席听完报告后，很高兴，认为你的病已查出结果，可以进行治疗，并又把我手上的信接过去看了一遍，看完后嘱示：‘有病就要安心休养，不要发急，要待病好再工作，当成任务来执行。’”

然而，刘亚楼的身体并没有事实上的康复迹象，只是稍微好转了一点儿。医疗专家们想了各种办法，都没能取得重大进展。

到了4月，专家们再次给刘亚楼进行了会诊，结果表明刘亚楼确实患了肝癌。

得知刘亚楼的情况后，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报经毛主席同意后，立即作出指示：“国外如有治肝病的特效药。就是花再多的钱也要迅速派人去买来，要尽最大的努力，挽救刘亚楼同志的生命！卫生部迅速增调各地肿瘤专家，组成新的治疗小组，要不惜重金从香港进口药品。”

购买进口药品，必须要使用外汇。虽然当时的外汇不多，但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依然作出这样的决定，可见刘亚楼在毛主席的心中，是多么的重要。

那时候，得知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对他不惜动用宝贵外汇的关心，刘亚楼非常感动，在见到医生的时候，问：“我的病还能治好吗？”

紧接着，刘亚楼又动情地说：“如果能治就坚决把它治好，以后我至少还可以为党工作15年。如果没有希望治好，你们也告诉我，我就可以大干一场，把最后的这点力量全部贡献给党的事业！”

后来，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专门来到上海，看望刘亚楼。听到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那样关怀自己，刘亚楼对周恩来总理说：“总理在长征时，患那么重的病，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都治好了，现在有这样好的条件，我的病一定可以治好！”

事实上，对于长征，刘亚楼的心中是复杂的：既是一次极大的锻炼，也是一种生死的考验。

早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刘亚楼便对毛主席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产生过不安，甚至有一些不好的预感，只是后来周恩来和朱德进行了正确指挥，才取得了艰难的胜利。即使这样，刘亚楼还是充满了信心。

然而，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刘亚楼感觉到越来越憋屈，在看到部队的伤亡统计时，愤怒地说：“我觉得在根据地采用‘短促突击’这种做法，战役上不能解决问题，战术上也不能解决问题。它只能徒然消耗弹药和兵力。要战胜敌人，还是要用毛主席的战法，诱敌深入，积极防御。”

说到动情处，刘亚楼虽在座的人大声说：“我们都要思考一番，这仗为什么越打越窝囊！”

1934年10月，在见到林彪的时候，刘亚楼直言：“人人都窝了一肚子气！”这些，林彪也是知道的，只是林彪显得阴沉，而刘亚楼却更加直率罢了。

那时候，虽然上面已经有了撤退的打算，但下面的部队却并不知道，甚至连一些高级指挥员都不清楚，大家都在相互猜测。

不久后，刘亚楼便接到林彪的命令，要求给战士们分发物资。

在看到命令上的“突破敌人封锁线的长途行军与战斗情况中，政治委员与政治部必须保证由政治上最强的部队担任侦察、警戒与后卫任务”时，刘亚楼感觉到了不同寻常。

实际上，这就是长征前的一个信号。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及中央、军委直属队，从江西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进行转移，准备到湘西地区同红2、红6军团会合。

信封战斗打响之前，刘亚楼在讨论时说：“信丰一战，是走出根据地以来第一次和敌军对阵，一定要打得干净、利索，为后续部队扫清障碍。”

很快，信丰战斗便打响了。战斗中，刘亚楼和红二师师长陈光率部猛冲猛打，很快便取得了胜利。对此，周恩来和朱德都称赞说：“红二师开路好快！”

想到当年的刘亚楼如猛虎出笼，如今却躺在病床上，周恩来总理十分心痛。

后来，在告别了刘亚楼后，周恩来总理对身边的人难过地说：“我再也不去医院看刘亚楼了，他病成这样，还坚持送我，我不忍心啊！”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在上海病逝，享年55岁。

弥留之际，刘亚楼的甚神志变得越来越模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说：“毛主席重要！101（林彪的代号）重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刘亚楼去世后，毛主席特意向翟云英表达了自己因为重视空军，曾在工作的时候对刘亚楼批评太过的自责，并后悔如果当初对刘亚楼更温和一些，说不定就会让刘亚楼的压力小一些，也就不至于积劳成疾了。

见毛主席如此自责，翟云英流下了感动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