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交际的阶段，日本当地对于情报的掌控就那么几个渠道，一是奔赴日本的商船告知，由于当时日本促进贸易，葡萄牙等地商人来往不少，中国事务发生数月后基本上就到了日本。

以现在的视角来说自然时间很长，但结合时代背景来说，已经算是火速到达了，而当时日本对于清朝的看法称不上好，德川幕府甚至还商量过要不要派出援兵帮助明朝光复。

但随着明朝的势力逐渐落寞下去，日本政客方面也放弃了想法，而在日本著作当中有一篇“大明兵乱传闻”的风说书，也就是当时海外商人的口述，其中就有对李自成事件的记载。

而由于是口耳相传，其实和中国记载有些出入，但结果相同，李自成入京、崇祯自缢，山海关由此爆发大战，由于吴三桂突然投降，清军入关，平复了叛乱，但事情其实没有到此为止。

吴三桂投降后因为清军封赏成了藩王，结果很快清军就拿出了去藩的条令，包含吴三桂在内的藩王自然不乐意，他们等一众汉族的将军直接上书撤藩，本意是反着请愿，试探一番。

谁曾想康熙直接就同意了他们请求，而被封云南的吴三桂得知朝廷回复，立刻就联系了郑经，这个人当时在中国台湾地区作乱劫掠船只，凭借他的支援，吴三桂就此走向谋反之路。

1674年，郑经还有受封于福建的靖南王加入吴三桂的队伍，而清朝也不得不面临王朝存亡的危机，另外，当时日本和朝鲜内部有很多人希望明朝光复，因为清朝在他们看来不是正统。

在明朝时期，朝鲜就已经是中国的藩属国，而日本也以中原马首是瞻，且对于蒙古入侵心怀恐惧，所以在和朝鲜交流的时候言及清朝，多次出现鞑靼这类字眼。

出于这样的背景，日本当地的幕僚对新一轮明清之争也非常重视，甚至在潜意识里支持吴三桂，三藩之乱就此展开，同年，朝鲜使节从北京返回，将消息送往朝鲜宫廷。

自此，朝鲜和日本都得知了中原的消息，又过3个月后，日本获得了吴三桂和郑经发布的反叛檄文抄写本，以及对中原商人的询问应答，随后将这些东西带到了江户城。

日本当地展开中原叛乱对于日本影响的辩论，遗憾的是，这场辩论具体说了什么没有记载，但经过这件事之后，日本长崎就开始定期收集情报，随后交由江户审查判断。

可见一次三藩之乱，直接引动了日本全部的情报机构对东南亚地区展开整体调查，如频繁访问朝鲜、询问中原贸易商人，或是其他外部商人等等再汇总，在9月份拿出了一份报告。

而这份报告中言辞恳切，解说的立场十分明确，就是站在明朝这边，其实也难怪如此，在吴三桂反叛初期，三方藩王的势力不小，还是明朝降将，号召力一等一的强。

一旦登高一呼，很多希望反清复明的群体都是争相投靠，毕竟读书人都在乎一个正统，可清朝却是外来满清，算不得什么勋贵世家，为此，清军开局几乎是转瞬陷入劣势。

所谓的反叛檄文也正是这时候发布出来掩盖吴三桂曾投降的过往，同时表示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在檄文当中他将自己的反叛定性为看不惯明朝腐败，所以投靠，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吴三桂当时背叛清军，无非是发现大势已去，赶紧投靠还能混个高官，另外，他的檄文通篇在为自己辩解，称他选择投降是维护了民众生命财产不受威胁，把自己摆到了很高的位子。

但无论如何，他都犯下了不忠、不仁的罪行，先后两次反叛，在自己的封地上横征暴敛，将自己当成了土皇帝，且仍旧心怀不满，要求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可谓是贪得无厌。

清军实行削藩几乎是必然的，否则王权都可能遭到颠覆的危机，虽然说清军一度陷入劣势，到了大臣提议裂土罢兵的地步，可吴三桂等人是凭借边疆军的强悍胁迫的省份投降。

当康熙实行招抚政策后，不少省份直接起义，给吴三桂带来了不少麻烦，最后就只剩下长沙这个根据地，清军自然很容易的就断了其他两位藩王的后路，吴三桂也没了转机。

当然，吴三桂拒不投降，且自己称帝，对一应官兵进行封官授爵，不过只能说是无用的抗争，大势已去的吴三桂不可能仅凭士气上涨获得什么转机，在称帝后几个月就暴毙了。

在局势稳定后，清朝自然要进行编撰，对吴三桂进行一番评论，而史官的言辞激烈，将其贬的一文不值，其背后的原因其实就是类似日本地区发现的檄文。

吴三桂反叛李自成，只是因为清军给了承诺，而不是什么拥护旧主，希望清军入关后能够推举明朝正统后裔，这跟他的本来目标根本不符合，因此不忠这个名号他背的不怨。

其次，清朝信守承诺，给了吴三桂地位和封地，可他却因为贪图更多利益选择反叛，自然就显得不义，再加上封地内他嚣张跋扈、横征暴敛，明显也不符合开明统治者的定义。

所以清朝才给了吴三桂不忠不义不慈不爱的评价，表明吴三桂只是一个贪图利益忽视底线的小人物，称不上什么豪杰，在檄文的作证下，可知这部分评价没什么添油加醋的情节。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口说本往往存在一些误解，比如李自成阶段，日本当地对他的描述是给灾民代缴赋税，后第二年缴纳不了被抓走，之后无奈选择起义。

从这个角度来说，受限于当时的情报交流范围，很多消息都存在一些偏差，但结合多方消息来说，就能够得到比较稳妥的结论，我们也希望考古领域能够获得更多的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