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人事任免权力、财政大权以及军事权力是最重要的权力,在政府层面分别对应着吏部、户部以及兵部这三个部门。
那么在这三个部门当中,吏部尚书、户部尚书以及兵部尚书作为部门的最高领导,在他们当中谁掌握的实际权力最大呢?
一、唐朝时期,天官为首自从隋朝正式确立三省六部制度以来,六部之间关于权力的交锋就没有停止过,都在寻求扩大本部门的影响力。
吏部、户部以及兵部三部的职权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个阶段这三者的权力都会得到增强或者衰弱。
从唐朝来看,吏部是六部之首,自然而然的吏部尚书的地位相应是最高的,其权力也是最大的。
唐朝时期的吏部尚书掌管着天下文官的人事调动、升降考核等权力,可以说一句话就能够决定大部分官员的仕途命运。
例如唐中宗时期的吏部尚书崔湜,为人狡诈,善于奉承上位者,摇身一变成为了天官尚书。
此时的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对官职明码标价,为一些毫无真才实学的人安排了大量重要的职位,而面对那些正直有才的官员,即使政绩突出,也被打压。
他还嚣张的自比东晋时期的王谢贵族,称“大丈夫掌权治人,岂能受制于人!”
崔湜的底气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吏部尚书的职权,有嚣张跋扈的资本,在吏部尚书的位置上为非作歹,皇帝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甚至到了唐朝中后期,一般都是由宰相来兼任吏部尚书这一职位,由此可见其权力和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扩张。
我们再来看户部尚书,虽然户部尚书相比于吏部尚书在地位上和权力上稍逊一筹,但权力依旧很大。
主要来说当时的户部尚书的权力主要包括财政收支管理权、户籍管理以及对经济活动的监督。
可以说户部尚书就是一个“财神爷”,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大权。
土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封建王朝的命脉所在,户部尚书则是这方面的主要负责人。
例如在唐玄宗时期,由于承平日久,贵族大量的兼并了农民的土地,国家的税收锐减。
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往往就需要户部牵头来制定改革措施,保证国家的平稳运行。
宇文融便上书皇帝要求重新制定土地分配方案,让那些失去土地的流民重新安定下来。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置劝农判官十人,分往天下,招携户口”,推动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大大缓和了阶级矛盾。
在唐朝时期,户部尚书也被看成说宰相的后备人选,宇文融就是在户部干出了一番事业后登上了相位。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兵部尚书,唐朝时期的兵部尚书相比于吏部尚书和户部尚书就稍逊一筹了。
其主要权力包括掌管全国上下武官的选拔任用,对各级军官进行定时考核和评估,还有兵源招募补充以及武器装备制造维护等方面的权力。
兵部名义上是一个全国军事主管机构,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力,甚至在唐朝中期以后,枢密使也分走了原本属于兵部的一些权力,导致其含权量大大下降。
兵部在更多时候似乎只是起到了一个辅助性的作用,帮助皇帝参谋军事和更好的执行军事政令。
综合来看,唐朝时期吏部尚书是当之无愧的六部之首,无论是从权力还是地位上来看,都要胜过户部尚书和兵部尚书。
二、重文轻武,户部突出等到了宋朝时期,三部尚书的职权发生了重大转变。
首先来看兵部尚书,众所周知,宋朝执行的是重文轻武的国策,在军事机构的设置上自然会重点考虑制衡。
在重大的军事决策上面,皇帝和文官发挥着主导作用,兵部尚书沦为了陪衬,话语权较弱。
从职权上来看,宋朝的枢密院和三衙分别掌握着调兵权和日常军队的训练管理权力。
原本作为主要军事机构的兵部则更多的是发挥协调和执行的作用,职权分散,权力遭到较大的削弱。
同样的,原本显赫无比的吏部尚书在宋朝时期也得到了极大的弱化。
宋朝初年张昭担任吏部尚书的时候,还拥有着负责七品以下官员的选拔任用的权力,但等到张昭之后,吏部尚书这一职位沦为了虚职,没有实际权力,仅仅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等到元丰改制之后,吏部尚书的职权有所扩大,重新恢复了选拔官员的职权。
但是和唐朝相比,此时的吏部尚书在选拔官员的时候往往会受到各类限制。
一方面是此时的吏部对官员的选拔通常只是一个参考意见,最终决定权还是掌握在皇帝手中,吏部推选的官员不一定能得到完全的采纳。
另一方面针对官员的选拔有严格的程序,随意性和可操作性大大降低。
虽然宋朝时期的户部尚书职权也有一些削弱,但其权力比吏部和兵部来说更大一些,权力包括征收税收、制定财政预算,进行土地分配等。
特别是在宋朝实行多种税收制度,户部尚书的职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和细化,在经济发展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户部尚书的权力较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宋朝时期经济繁荣发达。
而且朝廷面临着较大的财政支出压力,财政问题对于宋朝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对朝廷的运行至关重要。
作为财政方面的主要负责人,户部尚书责任重大,相应的其权力也较大,在宋朝时期,户部的表现相比于其他两个部门来说更突出一点。
根据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的记载:“南宋初,以执政兼领财用事”,执政大臣主管户部,管理财政,由此可见其重要性。
三、明清时期,各有千秋到了明清时期,吏部、兵部和户部的职权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部门长官的权力也得到了扩张或者收缩。
在明朝时期,吏部重新成为了六部之首,吏部尚书权力在六部当中首屈一指。
例如嘉靖时期,严嵩担任内阁大学士,权势滔天,想要安插自己人到重要的岗位上,当时的吏部尚书李默不愿意与其同流合污,严嵩便找到嘉靖帝,希望能够直接绕开李默达成目的。
尽管当时嘉靖帝权力很大,但不得不慎重考虑吏部尚书的意见,毕竟牵一发而动全身,再三思考后,最终还是决定以吏部尚书的建议为准,由此可见其地位。
但到了清朝时期,吏部尚书的权力又得到了削弱,为了加强皇权,通过设立军机处等机构来限制六部的权力。
在人事选拔方面,吏部只有建议权,将所有符合条件的人员罗列出一个名单供皇帝选择,吏部尚书的选官权被极大的削弱。
户部尚书在明清时期的职权和地位一直相对稳定,并且有往专业化发展的趋势,其承担着财政收支、货币发行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
明清时期,在税制发生了巨大转变的条件下,户部尚书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在财政分配方面,户部尚书几乎有自主决策权,通过把持财政大权来增强自己的影响力。
虽然在明朝时期,户部尚书的权力和地位依然比不上吏部尚书,但是进入到清朝以后,吏部尚书由于权力过大,被视为是皇权的一种威胁。
所以皇帝对其多有削弱,吏部尚书已经失去了六部之首的地位,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的权力相差无几。
最后是兵部尚书,宋朝时期的兵部尚书几乎没有多少存在感,到了明清时期,兵部尚书的军事指挥权力和调度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明朝时期兵部尚书作为全国军事的行政长官,拥有着军对调动和军官任免的权力。
甚至在明朝初的时候,兵部尚书有直接调用大军的权力,其军事指挥的核心地位得到了凸显。
比如土木堡之变后,明朝任免于谦为兵部尚书,全权指挥同瓦剌的作战,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他部门全都要听从于谦的指挥。
虽然情况特殊,但是也能够反映出兵部尚书权力的扩张。
哪怕是在清朝皇权大大强化的背景下,兵部尚书也是一个国家机器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我们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以及户部尚书三者权力大小的一个趋势,是往专业化领域发展。
三者的权力只能在各自的部门上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一家独大的情况基本是不存在的,六部之间的制衡局面也恰恰是皇权进一步集中的表现。
综上所述,吏部尚书、户部尚书以及兵部尚书三者的权力是一个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很难说谁的权力大谁的权力小。
不过在皇帝专制的背景下,三者权力走向制衡和平等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