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憧憬中兴大明,没想到却成为亡国之君是昧于军事吗?

历代经典历史 2024-11-04 02:27:55

在中国历史上,王朝的覆亡大多与君主的昏庸、贪婪、残暴有关。但《明史》记载明代最后一任君主朱由检“入继大统”后,铲除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一时间“天下想望治平”。朱由检在位期间,“不迩声色, 忧勤惕厉,殚心治理”。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励精图治、勤于朝政的君主,最终的结局是自缢煤山,国破家亡。

明史专家孟森认为,“熹宗, 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 ;思宗, 自以为非亡国之君也, 及其将亡,乃曰有君无臣”,“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 ;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这种分析未尝没有道理,但过于宏观、笼统。王朝的更替往往和军事斗争紧密相关,倘若站在军事角度探析, 小编认为, 明末崇祯王朝的覆亡,军事斗争的失败是重要原因之一。其军事斗争的失败,又在于违背了《孙子兵法》的作战原则。当军事斗争违背了战争常识和作战规律之后,终将无法挽救失败的结局。

一、崇祯皇帝干预军事的三个方面

军事行动和斗争,离不开将领的指挥和决断。《孙子兵法》 强调了将领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 ;辅隙则国必弱”。将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君权至上”的古代,将领都由国君任命。国君和将领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呢?

《孙子兵法》主张国君不干预军事。首先,不懂军事的国君——不知军之进退,不知三军之事,不知三军之权——不能干涉军队的行动和内部事务。这样的国君倘若干预军事,意味着瞎指挥和瞎干涉,将导致“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其次,即便国君“知军”,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且将领合军聚众,为树立威信,明赏罚号令,也不允许国君干预军事。孙武练兵,斩杀吴王两爱姬就是例子。《谋攻篇》中提出“知胜有五”, 其中一条就是“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国君不掣肘将领,给予将领充分自主权和决断权,方能奠定获胜的基础。再次,无论国君是否“知军”, 一旦任用将领, 就应充分信任。

(一)不懂而干预,损失惨重

崇祯皇帝朱由检正是违背上述关系的典型代表。朱由检从小深居宫中,未谙军旅, 继位后,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内有农民起义的反抗,外有清军的掠夺。朱由检求治心切, 处处干预、指挥军事,又刚愎自用,不听劝阻,让明军遭受了灾难性失败,损失惨重。

这里列举两例。崇祯十四年(1641),为解锦州之围,朱由检任命洪承畴为统帅,调集各路军马,与清朝军队展开决战。历史上,明清之间的对决,从万历末年的萨尔浒之役,到天启年间的广宁之役, 明军莫不覆军损将、丢城失地,以失败告终。直到袁崇焕困守宁远孤城,用红衣大炮击退清朝铁骑,才稳住了宁远、锦州防线。如何解锦州之困,久经沙场的洪承畴主张稳扎稳打,以免被清军“围点打援”。刚开始, 朱由检同意了洪承畴的方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朱由检失去了耐心,一再催促“即速进军”。

洪承畴不敢再拖延,将粮饷留在宁远、杏山以及离锦州七十里外的笔架山,率大军集结松山城。皇太极闻讯,指挥清军攻占了明军放置笔架山的十二堆粮食,又倾全国之军,采用断粮道、掘壕筑垣的方法,围困明军。明军上下恐慌,洪承畴力主闯围决战,但一些将领率部逃亡, 沿途又遭清军截杀,伤亡惨重。洪承畴收拾残部,据守松山,最终援绝粮尽,被清军俘获。经此一役,明军“重臣宿将,选卒骁骑,十万之众,覆没殆尽”,“九塞之精锐, 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

朱由检对另一场军事斗争的指挥和干预,则直接导致了明廷的覆亡。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等部盘踞河南,围攻开封。当时,明廷还有三支主力军。一支是辽东的边军,防卫清朝,已自顾不暇,无法抽调。一支是盘踞湖广的左良玉部,号称兵多将广, 实际畏敌避战,跋扈难用。唯一可调用的军队,是位于陕西的孙传庭部,孙传庭正在陕西练兵备战。如何剿灭李自成等部,大臣侯恂建议,经过几年的天灾和战乱,河南已残破不堪,李自成等部大军云集河南,势必出现粮食危机,明军只需扼守防卫,等时机成熟,再命孙传庭和左良玉率部夹击。但朱由检眼见农民起义愈演愈烈,心急如焚,催促孙传庭率部出击。

大臣们竭力反对,兵部侍郎张凤翔一针见血指出:“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然而,朱由检不听劝阻,孤注一掷,催战益急。无奈之下,孙传庭顿足叹息 :“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只得出师潼关,进军河南。农民军避其锋芒,采取诱敌深入、坚壁清野的战略。孙传庭大军攻破郏县后,遇雨七日,农民军又派骑兵切断其粮道。孙传庭急忙回师救援,途中被农民军围追堵截,大败而归,退守潼关。李自成率部乘胜攻破潼关,孙传庭在乱军中战死。随后李自成率部攻占西安,建国大顺,再挥师东进,攻克京师。

上述两场大败,都是“不知军”的朱由检瞎指挥、瞎干预军事的结果,代价惨痛。 历史上, 并非国君都不“知军”, 一些开国君主往往戎马倥偬、身经百战,足够“知军”。 但正如《孙子兵法》 所 言, 即便“知军”, 国君要想获胜,就不能掣肘将领,而应给予将领充分的自主权和决断权。

(二)猜疑将领,惩处随意

《孙子兵法》 在《九变篇》开头列举了“凡用兵之法”的几种情况,末尾一句为“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后来演变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外统兵的将领, 敢于“抗命不遵”,并非要和国君对抗。无论国君是否“知军”,对于任用的将领,都应完全信任,不加猜疑,不为遥制 ;将领才能根据战场实际情况,调整部署,而不必事事请示君主,贻误战机。这方面,朱由检也未能做到。

朱由检在起用军事人才方面,能不拘一格,委以重任。例如, 重用被罢官的袁崇焕,大力提拔中下级军事将领——洪承畴、孙传庭、卢象昇等,这是其长处。但朱由检生性多疑,猜疑将领,用人不专,求全责备,对一些得力将领惩处随意。袁崇焕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

朱由检继位后,召见袁崇焕,听其平辽方略,任命其为督师,言听计从,信任有加。崇祯二年(1629), 清军破边墙而入,掠夺畿辅,袁崇焕率军勤王。皇太极用“反间计”,阉党余孽又乘机诬告袁崇焕勾结内阁首辅钱龙锡。受此挑拨和诬告,朱由检一反常态,先将袁崇焕逮捕下狱,继而凌迟处死。站在军事角度而言,处死袁崇焕,无疑自毁长城,“自崇焕死, 边事益无人, 明亡征决矣”。

朱由检猜疑心重,对将领的不信任,还导致错过遏制农民军的良机。农民军从山西进入河南后,河南士绅向明廷请求,任命陕西总督洪承畴兼管山西、河南军务。兵部同意了这一方案,认为可以统一事权,防止各省推诿,便于“围剿”农民军。然而,朱由检否决了兵部决议。背后的原因,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 在于朱由检不想让臣下掌握较大权力,实际是对将领的不信任。直到局面不可收拾,朱由检才重用洪承畴,让其担任五省总督,“围剿”农民军。

(三)监军掣肘,后果惨痛

朱由检对将领的不信任, 还表现在派遣宦官监军。朱由检即位之初,驱逐魏忠贤,铲除阉党,控制宦官,严禁大臣结交近侍, 一改前朝弊病,赢得海内好评。然而,自从己巳之变,朱由检将袁崇焕下狱之后, 疑心文臣武将,重新起用宦官监军、监粮,走上了万历、天启朝的老路。这一举措遭到廷臣们反对, 朱由检反而责怪廷臣 :“苟群臣殚心为国, 朕何事乎内臣。”朱由检将起用宦官归咎为廷臣的不尽心为国。

派出去的宦官口含天宪,处处掣肘将领, 又招权纳贿, 稍不如意就举报、弹劾,引起将领们的反感。宦官高起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朱由检派高起潜监视宁、锦边军, 高起潜“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诸将亦耻为之下,缘是皆无功。”崇祯十一年(1638),清军破边墙而入,总督卢象昇锐意主战,监军高起潜多方掣肘,导致卢象昇陷入重围,孤军战殁。

宦官监军,不仅克扣军饷,掣肘将领,还因不懂军事,造成严重“事故”。崇祯六年(1633)冬,农民军进入豫北。明廷调集重兵,将农民军压缩在黄河以北的狭长地带,伺机围歼。为摆脱险境, 农民军向京营总监王朴和监军宦官杨进朝、 卢九德诈降。三人信以为真,连忙向朱由检报捷,停止了“围剿”。 农民军找准时机, 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攻克渑池县,将明军甩在了身后。从此, 农民军由局部问题演变为明廷的腹心之患。

当形势不利时,监军宦官大多随风转舵,选择投降。例如,李自成定都西安后, 率军抵达军事重镇宣府, 监军宦官杜勋带头投降。等到大厦将倾之际,朱由检仍不知悔改,继续派遣宦官监军。李自成大军逼近京师时,蓟镇总兵唐通率八千士卒勤王。朱由检赐宴慰劳,奖赏银钱。为加强对这支军队的控制, 朱由检派遣宦官杜之秩充任监军。这种做法激怒了唐通,认为 :“皇上太师我,伯我 ;又以内官节制反上我,是我不敌一奴才也。”随即带领军队赴居庸关设防。居庸关号称“北门锁钥”,是防守京师最后一道天然屏障。等李自成大军压境,唐通和宦官杜之秩便一起投降了李自成。

二、明军两线作战,无法摆脱困境

《孙子兵法》主张对敌作战时,“致人而不致于人”, 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掌握战场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历来受到后代兵家称赞,《武经七书》 中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认为《孙子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孙子兵法》在《虚实篇》中不仅主张“致人而不致于人”,而且强调了“我专而敌分”,即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歼灭敌人, 不留后患。崇祯王朝的军事斗争,亦违背了上述两条作战原则。

(一)丧失战场主动,无法集中兵力

纵观崇祯王朝,军事斗争始终处于两线作战的困境,内有农民起义,外有清朝铁骑, 时常陷入左支右绌的局面。内外战场的交织和告急,让明廷在攘外和安内之间,顾此失彼,被形势牵着鼻子走,导致明军疲于奔命,无法集中优势兵力,逐个歼灭。两个军事对手反而遥相呼应,乘机发展壮大。

这方面有许多例子。 崇祯二年(1629),陕西农民起义,明廷派杨鹤赴陕西。为平定农民起义,明廷主张“剿抚”并用,杨鹤赴陕后,采用了该方针。但不久,清朝铁骑第一次破边墙而入,京师震动。朱由检下令勤王,各路援军奔赴京师。陕西和山西驻军大部也奔赴京师勤王,致使杨鹤手里无兵可用,只能以“抚”为主,一味劝降、招抚,朱由检也拿出内帑十万两赈济灾民。然而十万两赈灾银,杯水车薪,且无法解决安插问题。结果,农民军旋抚旋叛,不断流窜,未能将其及时扑灭。

崇祯九年(1636), 朱由检起用杨嗣昌担任兵部尚书, 杨嗣昌力主先安内,再攘外。明廷实施杨嗣昌提出的“网张十面”战略,增兵增饷,对农民军围追堵截,残酷镇压 :李自成部遭受重创,退居山林 ;张献忠等部采用缓兵之计,实施诈降。一时间,农民起义陷入低谷。正当明廷调集军队,准备将张献忠等部一举歼灭时,清朝铁骑再一次破边墙而入,京师戒严。为消除外患,朱由检将镇压农民军的主力调集关外,对清朝发动松锦之役,不料遭遇惨败。

朱由检在位十七年,清军前后五次破边墙而入, 从掠夺畿辅到深入腹地,让崇祯王朝损失惨重。清军出乎意料的骚扰和袭击,彻底打乱了明廷对农民军部署的“围剿”, 让明军疲于奔命,越来越被动,最终丧失了战场主动权。

(二)与清议和失败

为摆脱两线作战的困境,兵部尚书杨嗣昌力主对清议和。明清议和,并非杨嗣昌的首创,早在天启年间就开始尝试。 这些议和多是双方的一种军事手段:有时作为缓兵之计,乘机休整备战 ;有时作为试探对手、窥探军情的一种方式。杨嗣昌力主对清议和,在于视农民起义为“腹心之患”,视清朝贵族为“肩臂之疾”,力主先安内, 再攘外, 集中优势兵力, 将农民军“剿灭”。朱由检内心是赞同的。

然而,这一主张在明廷引起了轩然大波,以黄道周为首的官员纷纷上疏弹劾杨嗣昌,总督卢象昇面见朱由检时,力主对清朝作战。廷臣的舆论让朱由检不便表态,这次议和也就不了了之。松锦战役后,明廷精锐遭受重创,内部农民起义又发展迅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朱由检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可款则款, 不妨便宜行事”, 秘密进行对清和谈, 想先稳定北方局势,再全力对付农民军。 陈新甲马虎大意,泄漏和谈机密,引发朝野反对声浪。朱由检将责任都推给陈新甲, 将其下狱、处死。

这也突显了朱由检性格的另一特点:容易翻脸不认人,将大臣作为替罪羊。朱由检在位十七年,诛内阁首辅两人,诛总督七人,诛巡抚十一人。这种做法导致大臣们和朱由检离心离德,加速了明廷的覆亡。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大军逼近京师,局势日益危机,朱由检授意大臣们出面襄赞迁都南京和调辽东边军勤王。然而,熟悉朱由检性格的大臣们装聋作哑,相互推诿,拖延时日。主张南迁和调边军勤王,意味着“弃土”和“弃民”,背负如此骂名,很有可能被秋后算账。直到形势危急,明廷才正式下令放弃宁远,调吴三桂边军勤王。吴三桂部远离京师,收拾和安置关外又费时日,直到京师被克还跋涉在勤王路上。

与清议和,就军事斗争而言,不失为一种有效战略 :摆脱两线作战困境,重新掌握战场主动权, 并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歼灭对手。但明朝统治集团囿于成见,总以宋金议和为鉴,顽固地拒绝与清朝和谈,还自诩比宋人聪明,更有气节。清代历史学家全祖望认为明灭亡的原因之一,在于屡败于清,仍负气不量力,拒绝与清议和,自求败亡之道,“夫明之所以亡者,非以流贼也。力屈于东,是以祸蔓于西。向使当日者,东方修睦, 得以专力于崔苻, 卢象昇、洪承畴、孙传庭三人者,皆平贼之已有成效者也。以之任东征则不足,以之西征则有余, 再假之数年, 而西方晏然,李张之首枭矣”。

三、战争旷日持久,各种弊端显现

战争需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孙子兵法》 指出“日费千金, 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因而主张战争要速战速决。否则“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明军的作战时间却旷日持久。倘若以崇祯十七年(1644)明廷覆亡作为结束的标志, 对外战场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 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攻明起算, 对内战场从天启七年(1627)陕西澄城县农民起义起算,前者持续二十七年,后者持续十八年。战争久拖不决,各种弊端逐渐显现,明廷和明军的处境越来越不利。

(一)不断增加赋税,激起农民反抗

经年累月的战争,让明廷财政枯竭,国库陷入绝境。 为支付巨额战争经费,明廷不断增加赋税。这种“其赋之于民,不任田而任用, 以一时之用制天下之赋”的加征,多次累积之后,“民之得有其生也亦无几矣 ”。万历末年,辽左用兵,每亩加银九厘,一共加赋五百二十万两。这是明末农民起义爆发以前增加的赋税。崇祯三年(1630),再按亩加增三厘, 加上万历年间的九厘,每亩共征一分二厘,统称辽饷。这是农民起义刚开始时增加的赋税。崇祯十年(1637), 为将农民起义扑灭, 根据杨嗣昌的建议, 天下按亩加粮六合,每石折银八钱, 共增赋二百八十万余两,称为“剿饷”;崇祯十二年(1639)又加派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先后共增饷银一千六百七十多万两, 超过常年岁入一倍以上,农民的负担远非如此。

在明廷增加的赋税之外,地方官吏还巧立名目,私行加派,中饱私囊。沉重的赋税促使大批农民逃亡,地方官却用严刑峻法追比钱粮,责令现有农户代纳逃户的赋税,以致出现九户逃亡勒逼一户独承的现象。逃亡的农民有不少加入起义军。崇祯十三年(1640),李自成复出,率部进入河南, 应者云集, 就是明证。直到崇祯王朝覆灭前夕,朱由检才宣布停止一切加派,不过为时已晚。

值得一提的是,李自成大军逼近京师,明廷的军饷又成问题,朱由检不愿拿出内帑,反而要求勋臣、太监和百官捐助。结果他们一个个装穷叫苦,丑态百出,只募得区区二十万两。农民军攻破京师,没收内帑和追赃助饷,竟获得七千多万两, 其中内帑三千七百万两。明末遗臣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中不胜感叹 :“呜呼! 三千七百万,捐其畸形零, 即可代二年加派, 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 使海内骚然, 而扃钥如故,策安在也?”

(二)将领拥兵自重,不听督师调遣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 为巩固皇权,重文抑武。遇到战事,也是文臣节制武将。然而,崇祯王朝旷日持久的战争,导致军事将领尾大不掉,拥兵自重,骄傲跋扈,难以驾驭,即便奉旨前来,危急关头, 往往率先逃跑, 不顾督师文臣。这种情况,到崇祯王朝后期越来越明显。明廷派出的督师文臣,对于军事将领的不听调遣,已是一筹莫展。

崇祯十三年(1640),李自成率部进入河南,明廷派遣陕西三边总督傅宗龙率军“围剿”。傅宗龙军队遭遇伏击,部下贺人龙、李国奇率部逃窜。傅宗龙挖壕坚守,又派人持亲笔书信催贺人龙、李国奇火速救援,贺、李二人却拒绝回师救援。傅宗龙矢尽粮绝,突围被俘,命丧农民军之手。明廷又提升山西巡抚汪乔年为陕西三边总督,命其率部“进剿”。汪乔年率部抵达河南后,分兵突击襄城,总兵张国钦被击毙后,其余总兵不战而走,奔回陕西。汪乔年成了光杆司令, 最终被农民军俘获、 处决。明廷又四处调兵,急命丁启睿督师“围剿”。 明军抵达朱仙镇后,丁启睿统驭无能,将领之间又矛盾重重。未等农民军进攻,左良玉避战先逃,其余将领也不战自溃,丁启睿借口追回左良玉,也跟着逃窜。朱仙镇惨败后,明廷忌惮左良玉兵多势大, 只将丁启睿逮捕下狱,总兵杨德政予以处斩。

到王朝没顶之际,即便朱由检亲自下令,将领亦敢不听调遣。李自成大军逼近京师,朱由检下令勤王。山东总兵刘泽清接到勤王诏书后, 谎称坠马负伤,无法行动。朱由检无法,只得赐银慰问,刘泽清不知感激,反而劫掠临清后率军南逃。

崇祯王朝末年将领拥兵自重,桀骜不驯,也为南明几个小朝廷的先天孱弱埋下了祸根。新成立的政权都要依靠武将,武将实际割据自雄,耽于享受,不听调遣, 遇到强敌压境, 往往卖主求荣,不战而降。明末遗臣黄宗羲反思明亡,称之为“大将屯兵之弊也,拥众自卫,与敌为市 ;抢杀不可问,宣召不能行,率我所养之兵反而攻我者,即其人也”。

(三)军队士气低落,军纪败坏不堪

久拖不决的战争还导致军队士气低落,畏敌如虎。不战而逃、不战而降的例子比比皆是。李自成定都西安,分两路大军直逼京师,明廷原本指望沿途重镇节节抵抗,实际情况却是 :李自成的两路大军,势如破竹,沿途官员和守军望风披靡,开门纳降,只有宁武进行了抵抗。

明军的军纪也同样败坏不堪。冯钦明《上家邺仙大司马书》写道,明军“动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居积,淫妇女,焚室庐, 小民畏兵, 甚于畏贼”。 时人有“贼梳兵篦”之称。明军还形成了“杀良冒功”的风气,常常滥杀无辜,河南曾出现官军追杀平民,口称“借脑袋献功”的现象。

李自成建立政权后, 为争取民心,下令百姓“不当差,不纳粮”,且提出“剿兵安民”口号,严明军纪,严禁军队抢夺百姓财物、随意杀人和调戏妇女。大军所过之处,“秋毫无犯,自成下令曰 :杀一人者如杀吾父, 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人心大悦,风声所至, 民无固志 ”,以至于州县望风而降,百姓争相迎接。民心向背已经非常明显,明王朝的覆灭是不可逆的趋势和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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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11-04 11:09

    乱臣贼子李自成,刚愎自用朱由检,凶残暴戾多尔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