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唐代，人们往往着眼于“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实际上，在我国古代史学家的笔下，大唐盛世是极为丰满的。就连以怕老婆而出名的高宗李治，也为唐代开放进取、兼容并蓄，布德施惠的政治及社会环境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一些积极贡献。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不仅谓“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还生动地记述了高宗理政的不少佳言懿行，使人从其中能读出大唐盛世的神粹，及至对于今天政治文明建设的某些有益思考。

永徽元年（公元 650 年）李治继位，继位的当月即召朝集使，谓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讲此话的当日又“引刺史十人入阁，问从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显示了广开言路，关心民瘼的政治家品格。永徽五年冬，十月，朝廷雇雍州四万多人建长安外郭，完工后雍州参军薛景宣上疏，言：“汉惠帝城长安，寻晏驾；今复城之，必有大咎。”大臣于志宁等以为薛“言涉不顺，请诛之。”高宗言：“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遂赦之。

显庆元年（公元 656 年）夏，四月，高宗对侍臣曰：“朕思养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为朕陈之。”有大臣对曰：“昔齐恒公出游，见老而饥寒者，命赐之食，老人曰：' 愿赐一国之饥者。' 赐之衣，曰：' 愿赐一国之寒者。' 公曰：' 寡人之廪府安足以周一国之饥寒！' 老人曰：' 君不夺农时，则国人皆有馀食矣；不夺蚕要，则国人皆有馀衣矣！' 故人君之养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东役丁，岁别数万，役之则人大劳，取庸则人大费。臣愿陛下量公家所须外，馀悉免之。”高宗从之。

乾封二年（公元 667 年），高宗屡责侍臣不进贤，众莫敢对，司列少常伯李安期对曰：“天下未尝无贤，亦非群臣敢蔽贤也，比来公卿有所荐引，为谗者已指为朋党，滞淹者未获伸而在位者先获罪矣，是以各务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诚以待之，其谁不愿举所知！此在陛下，非在群臣也。”高宗深以为然。同年夏，时造蓬莱、上阳、合壁等宫，频征伐四夷，厩马万匹，仓库渐虚，张文瓘谏言：“隋鉴不远，愿勿使百姓生怨。”高宗纳其言，减厩马数千匹。

总章二年（公元 669 年）秋，八月，高宗宣诏十月幸凉州。然此时陇右虚耗，大臣多以为未宜游幸。高宗乃召五品以上大臣谓曰：“自古帝王，莫不巡守，故朕欲巡视远俗，若果为不可，何不面陈，而退有后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对，详刑大夫来公敏独进曰：“巡守虽帝王常事，然今高丽新平，馀寇尚多，西边经略，亦未息兵。陇右户口凋弊，銮舆所至，供亿百端，诚办未易。外间实有窃议，但明制已行，故群臣不敢陈耳。”高宗善其言，为之罢西巡，且提升公敏为黄门侍郎。

仪凤元年（公元 676 年）九月，将军权善才、范怀义二人误斫昭陵柏，罪当除名，而高宗却特命杀之。大理丞狄仁杰奏：“二人罪不当死。”高宗怒曰：“善才等斫陵柏，我不杀则为不孝。”狄仁杰对曰：“犯颜直谏，自古以为难。臣以为遇桀、纣则难，遇尧、舜则易。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杀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今以一株柏杀二将军，后代谓陛下为何如矣！臣不敢奉诏者，恐陷陛下于不道。”高宗怒稍解，遂改易二人除名，流岭南。后数日，擢仁杰为侍御史。

永淳元年（公元 682 年），高宗遣宦者缘江徏异竹，欲植苑中。宦者科舟载竹，所从纵暴；过荆州，荆州长史苏良嗣囚之，上疏切谏，以为：“致远方异物，烦挠道路，恐非圣人爱人之意，又，小人窃弄威福，亏损皇明。”高宗对天后（武则天）曰：“吾约束不严，果为良嗣所怪。”于是手诏慰谕良嗣，令弃竹江中。高宗纳谏理政如斯，对个人的操守亦有节制。

永徽三年二月的一天，高宗于安福门楼观百戏，翌日即对侍臣曰：“昨登楼，欲以观人情及风俗奢俭，非为声乐。朕闻胡人善为击鞠之戏，尝一观之。昨初升楼，即有群胡击鞠，意谓朕笃好之也。帝王所为，岂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窥望之情，亦因以自诫。”显庆二年（公元 657 年）秋，被太宗皇帝曾遣返过的天竺方士又到长安售长生术，高宗再次将其遣返。有大臣以为可惜，高宗对侍臣言：“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大臣李勣对曰：“诚如至言。此婆罗门今兹再来，容发衰白，已改于前，何能长生，陛下遣之，内外皆喜。”

乾封二年春，正月，高宗耕籍田，有司进耒耜，加以雕饰。高宗曰：“耒耜农夫所执，岂宜如此之丽！”命易之。总章元年（公元 668 年）夏，四月，丙辰（初二）慧（慧星）见于五车。高宗避正殿，减常膳，彻乐。许敬宗等奏请复常，曰：“慧见东北，高丽将灭之兆也。”高宗不许奏请，曰：“朕之不德，谪见于天，岂可归咎小夷，且高丽百姓，亦朕之百姓也。”

唐高宗在位时期，能够积极纳谏，政治清明延续贞观之治。对外作战开疆拓宇，唐朝版图达到最大，其丰功伟绩也在历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