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庸》的人性论，先要明确三方面前提：其一，性与生同源，《中庸》对人性的认识是一种普遍的生命趋势，而不是完整的道德实现。因此，先天的人性基础与后天的礼乐教化并不矛盾，而是构成了贯通“天—性—道—教”的思想体系，这是思孟学派与荀学的本质区别。其次，先秦人性论基于对人物之辨的思考。“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体现出人区别于万物的根本特点。如何在人性与物性的异同之际把握《中庸》人性论的实质，是本文关注的重要视角。最后，性情论是理解《中庸》人性论的基本视域。朱子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性也；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情也。”（《朱子全书》第二十一册，第1403页）钱穆、赵法生等学者也强调《中庸》对人性的思考延续了先秦“以情论性”的传统，性情之间一体相关，不能将其分割为“对立之两橛”。（参见钱穆，第69页；赵法生，第49-56页）
《中庸》言“天命之谓性”，历代学者多以“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为性，将“中”理解为人性的本然状态。《中庸》对“未发之中”语焉不详，自二程、龟山以来，宋儒便已提出“观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的重要命题。我们从内证、外证的双重角度对《中庸》人性论加以探讨，自《中庸》文本而言，“中”是理解其人性论的关键词。
学者多以为象旌旗、徽帜之形，或以为即“幢”之初文，为军中用以指挥的旗帜。古人以旗帜召集大众，多为“在祀与戎”之要事。自旗帜位置而言，“中”引申出“居中在内”之义；自运筹组织而言，“中”引申出“和谐有序”之义。《说文》以“和”释“中”，《易·蹇》“蹇利西南，往得中也”《释文》引郑玄：“中，和也。”（《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213页）《孟子·离娄下》“中也养不中”赵岐注：“中者，履中和之气所生。”（同上，第5929页）《中庸》“君子之中庸也”朱注：“然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朱熹，第21页）皆取此训。“中”与天道的“生生之和”密切相关，《左传·成公十三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这是“天命之谓性”思想的重要来源，颜师古即释“中”为“中和之气”（班固撰，第980页）。《中庸》以“未发之中”言性，是对天道的内在化阐释，将天地的“生生之和”理解为人性的“内在之和”。通过这一阐释，天道与人性会通为一，“中”意味着一种统合内外的秩序性——外在之秩序为“大中”，内在之秩序为“未发之中”，由此成为了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宋人阮逸《文中子中说序》：“大哉，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谓乎无形非中也，谓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荡于虚无，下不扃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之大略也。”（《全宋文》第〇二三册，第28页）全面阐发了“中”贯通内外的思想特点。
在《中庸》文本之外，《乐记》中“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一语也为理解《中庸》人性论提供了重要参照。“中”与“静”密切相关，孔颖达即以“未发之时，澹然虚静，心无所虑，而当于理，故谓之中”（《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3528页）释之。在《中庸》学史上，对“人生而静”和“未发之中”的会通阐释屡见不鲜。如何理解“静”的思想实质，它与“中”的关联何在？《说文》：“静，审也。”审有清晰有序之义，本字作“宷”，《说文》：“宷，悉也，知宷谛也。”“悉”为详尽明察，“谛”为清晰审谛，体现出详尽、清晰而有序的意义特点。段玉裁曰：
凡物纷乱则不静，审度得宜则静，故静非释氏空寂之谓也。一言一事，必求理义之必然，则愈劳愈静。如画绘之事，分布五色，疏密有章，则虽绚烂之极，仍如冰净沙明，许氏之意盖如是。（段玉裁，第240页）
“静”不是空寂无物，而是事物之间的协调有序。它统摄了事物的多样性与运动性，无论多元关系的分布有序，还是运动状态的协调得当，皆可谓之为“静”。“静”与“靖”同源，《国语·周语》载叔向曰：“靖，和也。”自和谐有序以理解靖（静）的内涵，源自先秦古老的释义传统。
根据“中”与“静”内外互证，我们可以深入理解《中庸》人性论的内涵。首先，“中”与“静”皆有和谐有序的特点，人性的特质在于喜怒哀乐原初未发时内在的有序性。在性情论的视域中，人性虽不离于喜怒哀乐之情，但作为区分人与万物的独得之性，“性”又绝非喜怒哀乐，而是其潜藏而协调的本源性根据。需要强调的是，性与情的一体相关让“静”与“无”具有根本分别——人性之“静”不是空寂无物的心灵状态，也不是与“动”相对的意识止息，而是统摄众情、赅括动静的精神本源。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由周敦颐《太极图说》到朱子“理有动静”说的思想来源。（参见杨立华，2015年，第53-56页）
其次，《中庸》的人性论与天道观一脉相承。天道为“生生之和”，在永恒的生生运动中展现天地万物的和谐秩序，人性则是天道落实于人之本质的“内在之和”。这种基于有序性的同质关系，是“天命之谓性”的内涵所在。在天道与人性的统一中，我们可以深入思考人性与物性的异同：人与万物皆秉性于天，“生生”作为一种永不停息的自我实现，是人物共有的基本属性。与此同时，人又有独秉于天命之处，那就是“未发之中”与“人生而静”。人和动物皆有情感、欲望，但动物的情与欲皆为无节制的“已发”状态，唯有人具有内在有序的“未发”之性，因而能做到已发之“中节”。换言之，人不仅有“生生”之共性，更有“中和”之特性，故能以一种文明的方式来把握生生之力。观诸动物发情之际，完全为情欲所掌控，体现出被动性的特点；唯有人能突破情欲之控制，使之呈现为和谐有序的状态，展现出独一无二的主动性。在这一意义上，《中庸》彰显出人为万物之灵的本性所在——只有人秉持了天道的“生生之和”，也只有人能以合乎天道的方式“尽物之性”，建立起“赞天地之化育”的人文秩序。《礼运》以人为“天地之心”，人在万物面前的尊严与主动，体现在对天道的独契、自觉与参赞之中。
最后，《中庸》的人性论和天道观一样，皆与礼乐文明密不可分。《礼记·乐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乐的基本精神在于和谐有序。《国语·鲁语》：“从礼而静，是昭吾子也。”《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礼记·仲尼燕居》：“夫礼，所以制中也。”在先秦思想中，“静”“中”“和”与礼乐之道渊源极深。某种意义上，《中庸》的人性论是对礼的内在化，这种以礼言性的哲学路径是礼乐文明的人性论起点。它回答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只有人才能建立礼乐？为什么礼乐具有普遍性的文明价值？礼乐之道的根本意义，正在于它是一种契合并实现了人之本性的文明方式。
摘自《礼乐文明的根基重建：〈中庸〉主旨新探》《哲学研究》2023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