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一位父亲瞒着妻子，将一管不明液体灌入了不满周岁的儿子嘴里，看着儿子抽搐，满脸通红，他不禁泪如雨下。

他紧紧抱着儿子，喃喃道：“儿子，爸爸只能狠心对不起你了！”

这位“狠心的父亲”名叫顾方舟，至于他为什么要如此狠心对待他的儿子，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01

顾方舟出生在宁波，他的父亲顾国光在海关工作，母亲是一位小学教师。原本年轻力壮的顾国光在海关的工资丰厚，加上有四个可爱的孩子顾方乔、顾方舟、顾方方、顾方奎，一家六口过着幸福而甜蜜的生活。

人生真是无常！

1930年，顾国光在一艘非洲来的货轮上做外勤工作时，被一只酷似蚊子的虫子叮咬，起初也只是正常的瘙痒，顾国光也没有当回事。几个月后，他突然发起了高烧，平常发烧吃过的感冒药都不见效。妻子周瑶琴着急带着顾国光赶往大医院，经过一番彻底的检查后，医生告诉顾国光，他患上了黑热病，这种病的罪魁祸首就是一种叫白蛉的吸血虫，也就是当时咬他的那只虫子。

图|顾国光一家

这种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可以说是无药可救。即便是周瑶琴不肯死心，将顾国光送到了北京的大医院，也没能救下丈夫的生命。

家里四个年幼的孩子要养，周国光还有一个弟弟尚且年幼，在这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周国光的走让这个家庭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为了生计，周瑶琴不得不向周国光所在的单位求助，最后周国光所在的海关赔付了400银元的保险单，这些钱相当于可以在市场上买700斤猪肉或6000斤大米。

但是这也只能解决一时的困境，孩子的教育支出仍然是一大笔费用。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一个女人拖家带口要想在社会上立足是非常艰难的。此时，摆在周瑶琴眼前的路有两条，要么改嫁，通过嫁人来改变当下的处境。要么忍受艰辛靠自己打拼。

周瑶琴想到改嫁后孩子的坎坷命运，在权衡利弊之下她最终选择了后者。在当时助产技术非常吃香，薪资也非常丰厚，最主要的是适合女性的一个工种。于是她辞去了教师的工作，去杭州学助产。

从19世纪下半叶，西医产科逐渐得到了中国百姓的认可，一些开明的人家，已经摒弃接生婆，寻求专业助产师的帮助。

当时的助产师供不应求。34岁的周瑶琴就拿定主意去学助产技术，准备开个助产医院。

因为周瑶琴有小学老师的知识储备，学习助产师有一定的基础。经过充分的准备，她考入了杭州私立广济助产职业学校。

周瑶琴将四个年幼的孩子托付给年迈的母亲，独自前往杭州求学。她将当时丈夫的保险赔偿金，一部分留给母亲和孩子，一部分拿去上学。

图|周瑶琴的毕业照

两年后，周瑶琴学成归来，她带着孩子举家搬到天津，并将顾方舟转入天津小学。安排妥当孩子的事情后，周瑶琴在亡夫故友的帮助下，在天津开了助产医院。

周瑶琴之所以要将助产医院开在天津，原因是民国时期，天津商业中心有不少店是宁波人开的，比如钱庄、金店、绸缎庄、洋行等，被大家称为“宁波帮”。

“宁波帮”的家眷们就是周瑶琴所开设的助产医院的主要服务对象。在“宁波帮”家眷的支持下，周瑶琴终于可以通过自己的收入维持家计。

02

因为父亲的突然病逝，母亲的耳濡目染，顾方舟也表现出了对医学浓厚的兴趣。

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上初中后，顾方舟发现母亲明显老了许多。她很多次都是半夜接到助产，拖着疲惫的步子回到家，还要烧水给器械消毒。

他就会心疼地从床上爬起来帮母亲消毒器械。母亲却总是舍不得他受累，还叮嘱他好好睡觉，好好学习。

顾方舟在初中就读时，随着日军发起全面侵华，天津也沦陷了。顾方舟的学业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他拿着通行证到租界去上学，放学后再拿着通行证进租界。

图|少年顾方舟

日本在他的殖民地都推行起了奴化教育，并要求中国的学生无条件的效忠日本。顾方舟和同学被迫学习日语。这让顾方舟深感屈辱。

他立志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顾方舟考取的天津国立中学，听完两节课后，他大为失望，他不能接受这是他即将学习三年的地方。

他将这件事告诉母亲周瑶琴后，母亲周瑶琴咬紧牙关说：“再穷我们也要上所好学校”。

就这样，在母亲的支持下，顾方舟进入了法国教会学校。顾方舟知道进入这样的学校，花费很大，他深知这在无形中又给母亲增添了不知多少负担？怀着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母亲的心疼，他学习更加刻苦。

1944年，顾方舟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医学院。而此时的北京大学医学院还被日伪统治，学校有一批日籍教员，顾方舟的生理课教师就是一位日本教授，这让顾方舟非常的厌恶。同时他却爱上了严镜清老师的公共卫生课。

当时公共卫生刚起步，国人对此还没有概念。而顾方舟以为，因为卫生问题，旧中国的病死率居高不下。小破伤风夺走很多人命；产妇因卫生状况情况悲惨；大量婴儿未经过基本保健。

做公共卫生学家，便成了他的终极目标。

大学毕业之际，因为国内医学人员缺乏，医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都能分配进入医院，成为一名医生。顾方舟因为在校期间成绩好，同学都觉得他是做外科医生的好料子。

可顾方舟大学毕业后，另辟蹊径进入了大连卫生研究所，成为一名实习研究员，致力于公共卫生研究。

图|在实验室的顾方舟

连顾方舟的恩师都不支持他的选择，因为在当时国人的认知里，治疗医学好，预防医学商品价值低。

但顾方舟却不这么觉得，他跟恩师严镜清说：“做医生能拯救几个人，做公共卫生，一年能拯救成千上万人。”

顾方舟转正后，在大连卫生研究所从事痢疾研究工作。解放后，大连卫生研究所正式由中国人民自己接管。

因为所里需要人，顾方舟连自己的母亲也请了过来，在大连卫生研究所的幼儿园从事工作。周瑶琴因早年没有依靠养成的习惯，她工作卖力，非常要强，还被选为大连市优秀工作者。顾方舟也在卫生所里干得如鱼得水。

03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战场上的战士因条件艰苦而感染了痢疾，战士们的健康受到威胁。顾方舟雪中送炭来到了战场上，负责伤员的痢疾防治工作。

此时，国家也非常重视卫生防治，工作结束后，他被组织召回，派往苏联学习更先进的卫生防治技术。

顾方舟成为了首批375名留苏生中的一员，不得不说是肩负使命而去，必须满载而归。尽管到苏联后，苏联的专家并不愿意中国的留学生学到东西，顾方舟也偷师学艺，以论文《日本脑炎的发病机理和免疫机理》取得苏联医学科学院副博士学位，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到了祖国。

1955年，一种怪病侵袭了江苏南通，全市1680人突然瘫痪，466人死亡，而且大多为儿童。

这种怪病迅速的蔓延，像洪水猛兽一样很快席卷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

而这如洪水猛兽般的疾病，正是脊髓灰质炎，也称小儿麻痹症。

图|学习中的顾方舟

面对日趋严重的脊髓灰质炎病毒疫情，确立国内流行的脊灰病毒的类型、建立脊灰的实验室诊断标准迫在眉睫。

顾方舟主动请缨研发根治脊髓灰质炎的方法，他带领团队进行研究，查资料，进行实验。

最终，他提出采用活疫苗技术来消灭“脊灰”，并得到了国家的批准。

于是，他带领着团队开始了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的研制工作。虽然疫苗的研制并不是一帆风顺，当他提出用活疫苗技术消灭“脊灰”，并得到国家的批准后，他便与团队投入到了夜以继日的科研工作中。

经过3年时间的艰难研制，疫苗是研制出来了，但是要确定疫苗的安全和有效，对于顾方舟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因为这个疫苗是针对于儿童的，虽然他在动物身上做了活体实验，可为了确保疫苗的万无一失，他决定用自己的亲生儿子作为试验对象。

当顾方舟提出要用亲生儿子作为试验对象时，他的妻子骂道：“你疯了吗？”

顾方舟觉得无法正面跟妻子沟通，于是背着妻子，偷偷的将一支疫苗灌入了儿子的嘴里，堂堂七尺男儿，竟然不禁流下了眼泪。

他对还未满周岁的儿子歉疚的说：“爸爸对不起你了。”

当药物刚灌下去后，他发现儿子出现了抽搐的症状，紧接着面部通红。顾方舟突然紧张起来，他后悔自己做下这个决定，后悔让儿子以身试验。万一儿子有个三长两短，他怎么跟妻子交代。

图|顾方舟与儿子

他一边观察着儿子的症状，一边自责着。

几天后，他发现儿子抽搐和面部通红的症状完全消息了，经过监测，儿子的身体不仅很健康，体内还出现了脊灰抗体。

为了符合孩子的品味，顾方舟还将疫苗做成了丸状，口味偏甜。紧接着疫苗投入到了使用中。顾方舟的疫苗给亿万婴儿带来了希望，让小孩远离了小儿麻痹。后来，孩子们亲切的将顾方舟称为“糖丸爷爷”。

顾方舟是一位“狠心的父亲”，却是一名伟大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