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王平曾在红军中以其卓越的政治工作和军事战略闻名。自19岁投身革命，王平从普通宣传员到高级政委，他的生涯究竟经历了哪些转折，是如何在逆境中展现领导才能的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王平出生于1907年10月12日，原名王惟允，是湖北省阳新县三溪镇大湖地村的贫农之子。他的青年岁月在动荡的农民运动中开始展现出色。1926年，随着共产党在鄂东南地区的组织建立，19岁的王平积极参与，很快被选为乡农民协会的委员，之后成为当地农协的领导者。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军事和政治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5月，王平决定加入红军，9月他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他的文化水平使他在队伍中受到尊重，常被战友们亲切地称呼为“师傅”。在红军中，王平先后担任过宣传队员和文书工作，他的组织能力和文化知识在军中显得尤为珍贵。

王平所在的红军2纵队的宣传工作由他带领，他创立了每日写标语的规矩——每名宣传员每天至少完成10条标语，每条10字，使得红色标语遍布各个角落，成为了革命的强大声音。

王平的第一场战斗发生在岳阳，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他毫无畏惧，带领战友冲锋陷阵，同时发挥其宣传员的职责，在战斗中鼓励战友。在这次战斗中，王平个人缴获了敌军3支长枪，兴奋之情让他整夜难眠。

随后，王平参与了中央苏区的多次重要战役，包括五次反“围剿”战斗。由于他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以及在激烈战斗中有效的政治鼓动，1932年冬，他被提升为红3师流动团的政委。

此后王平的军事生涯逐步升级，他从团政委升至师政委，再到纵队政委，兵团政委，直至志愿军政委和大军区政委，最终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在他的领导下，军队的政治工作始终保持着高效和积极的态势，对提升士气和团结战斗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4年10月，伴随着严酷环境和艰难挑战，红军开始了伟大的长征。这一历史性的行军，虽充满艰难险阻，但也不乏有勇气和信念的战士们用坚定的步伐证明了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和热爱。在这样的背景下长征的故事并不仅限于战斗与苦难，还有那些轻松甚至令人发笑的轶事，增添了行军的人性光辉。

王平是长征途中的一股清流。他曾在广昌战斗中英勇地领导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一团，无畏地抵抗敌军的猛烈攻击。长征中他和部队一起，勇敢冲锋，确保主力部队能安全推进。

在这段艰苦的旅程中，王平与他的上司黄克诚政委的关系特别值得一提。黄克诚最初是因任务需要到王平所在的部队传达党的指令，并直接指挥作战，这让两人的命运紧密相连。

正是这种默契与协作，使得第十一团能在国民党的连番追击下屡次取得胜利，他们的战斗友谊也因此愈发坚固。任务完成后黄克诚选择留下，继续与王平并肩作战。

黄克诚的高度近视在行军中成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晴天尚且可以应对，但阴雨天气则令道路变得异常泥泞，黄克诚行进中多次跌倒，常常一身泥泞。尽管如此，他并未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困境，始终坚持不拖累队伍。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警卫员注意到黄克诚总是落在队伍的后面。了解情况后，警卫员便始终陪伴在黄克诚身边，手持木棍帮助他安全通过困难路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克诚的视力问题逐渐为人所知。在警卫员无法全时照顾的情况下，王平便担起了这一责任，陪同黄克诚一同前行。黄克诚深感王平勇猛果敢，而且性格开朗，极具人格魅力，尽管有时候他的恶作剧会在队伍中引发笑声，但也正是这种轻松的氛围，让艰难的长征之路多了几分温情和欢乐。

在1936年的寒冬，王平结束了他在红军大学的培训，准备接受新的挑战作为红二十七军的政委。在临行前毛主席特意召见了他和即将成为红二十七军军长的贺晋年，进行一次深入的交流。

贺晋年和王平在毛主席的住所汇报了工作后正准备离开，但毛主席注意到王平似乎有所顾虑。敏感地察觉到这一点，毛主席询问道：“王平，你似乎有什么心事？”

“实际上，我有个小请求。”王平鼓起勇气，“我希望能改个名字。”毛主席初时略感惊讶，随即笑道：“你现在的名字王明多好啊，听起来像国际代表。”虽然是玩笑话，王平却因此更加坚定了改名的决心。

“这正是问题所在，我总被拿来开玩笑。”王平坚决地说，“我想换一个没有这些额外含义的名字。”毛主席理解了王平的处境，点头表示同意：“那你想改成什么名字呢？

王平之前已与张爱萍讨论过这个问题，决定将名字改为与蜀汉名将王平相同。“我希望改名为王平。”王平回答。毛主席听后非常支持：“好，蜀汉镇北大将军王平，名字好听，寓意也好！”他随即拿起毛笔，在任命书上亲笔修改：“任命王平为红二十七军政委。

红二十七军在成立之初面临诸多困难，尤其是在物资和粮食上极为匮乏。此时正值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逐步形成，红军转编为八路军的命令已下达，红二十七军被紧急指派接替黄永胜的红2师在正宁驻防。

一纸命令让贺晋年和王平感到压力山大，因为从富县到正宁的三天行军路途中，他们所持资金仅有一百元，连基本的粮食都难以保证。两人不得不请求中央拨款，希望能得到至少一千元的支援，以应急，毛主席的回答却是：“我一分钱也没有。

尽管情况紧急，毛主席还是幽默地鼓励他们：“没办法就得想办法，想不出来就多找几个人一起想，实在不行就先睡一觉，醒来再想。”在无路可走之际，贺晋年和王平决定对当地的土豪采取行动。他们发现当地有个联保主任囤积了大量粮食，准备高价售卖。红军派出人员尝试购买粮食时，竟遭到对方的枪击。

王平和贺晋年立即采取行动，直接找到富县的县长，质问其为何对抗抗日军队。县长见到军长和政委亲自前来，惊慌失措，迅速让联保主任出面解决问题。

经过一番交涉，联保主任最终出面道歉并提供了500担粮食及5000元现金作为补偿，三方签署了不得违约的协议。

王平兴奋地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一捷报，但毛主席却笑着说：“你们不能把所有钱都带走，你之前不是说一千元也能解决问题吗？那就留两千，其他的送到延安来，我们这里也急需资金。”尽管开始时有些不情愿，王平和贺晋年还是遵照指示，上交了三千元，帮助缓解了中央的财政压力。

在1975年初，王平接到了参加一个重要会议的通知，与他一同被召的还有丁盛，当时的军区司令员。由于丁盛的高职位，他有资格乘坐军用飞机前往北京。最初，丁盛出于老朋友的情谊，提议王平与他同乘一架飞机。王平也为此作了准备，期待与老友共同前行。

在出发的前一天，丁盛改变了主意，告诉王平飞机座位有限，无法容纳更多人员。这突然的变化使王平不得不选择火车这一更为缓慢且颠簸的交通方式。王平的回忆录中虽未明言，但这一改变让人不禁猜测背后是否有着其他原因。

长途火车之旅对年迈的王平来说颇为不易，他在颠簸中度过了漫长的路程。到达北京后，虽然总政派车来接他，但却严格限制只能王平一人乘车，连女儿和警卫员都无法同行。这样的接待让王平心生忐忑，不禁猜测是否又有什么大事将要发生。

在会议中，王平并未获得发言的机会，这让他感到更加的孤立无援。会议结束后，他返回南京，继续等待新的工作安排，但直至四月，他才被正式任命为炮兵政委。

经历了这一系列事件后，王平开始理解丁盛当初可能出于政治考量选择不让他同飞。在政治风波中，每个人都必须小心翼翼，以防万一。王平对丁盛的决定表示理解，感激这位战友曾经的关照。

尽管初时感到失望和不解，但王平仍心存感激，不愿对老友产生怨言。他最终也重返北京，担任了高级职务，包括总后勤部政委及军委常委，而丁盛则在后来因政治变动被免职。这一转变令王平感慨颇深，再次证明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每个人都不得不作出自己的选择。

在1977年7月，邓小平的政务在十届三中全会中得到恢复，这为许多军政领导的职务调整带来了新的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平将军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这一职务的赋予得到了邓小平的特别支持。当时，由于后勤部部长张宗逊因健康问题暂时退居二线，王平将军不得不独自承担起领导总后勤部的重任。

尽管领导层存在空缺，王平将军与第一副部长张震紧密合作，共同推动部门的日常运作，并成功实施了一系列有效的后勤改革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增强了后勤支持能力，也极大提升了军队的整体效能，因此王平将军多次获得邓小平的表扬和认可。

仅仅两年后，王平将军的才能和经验再次被肯定，他被调任至中央军委，担任副秘书长一职。在这一新的角色中，王平将军与军委其他高级官员，特别是洪学智，紧密合作，共同推进了军队后勤系统的现代化进程。

特别是在他倡议解决后勤主要领导参与同级党委常委会议的问题上，王平将军的建议得到了邓小平的高度赞赏，认为这将进一步增强军队管理的透明度和效率。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国民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凸显出了干部老化的问题。为了确保国家和军队的持续发展，邓小平强调了选拔和培养年轻干部的重要性。他在多个会议上反复强调老一辈领导干部的首要任务是挑选和培养合适的接班人。

为了更好地利用老干部的经验并逐步实现干部年轻化，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使得资深干部能继续为党和国家的发展提供智慧和支持。

到了1983年，已年届七旬的王平将军感到了职责的重压，并向党中央及邓小平提出了退休请求。尽管初时遭到拒绝，邓小平希望他能继续利用其丰富的经验指导年轻一代，直到足够的年轻干部成熟并能担负起领导责任。

经过几年的辛勤工作和无私奉献，1985年，邓小平终于批准了王平将军的退休请求。尽管他已退休，王平将军依旧关注着国家的政治发展，他的贡献被视为模范，激励着新一代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