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那些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人中，谁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汪东兴绝对算得上一位。自革命年代以来，汪东兴就长期与毛主席为伴，他在1947年的时候就当起了毛主席的警卫人员，并在后来领导8341部队，负责中南海的保卫工作。
不仅如此，汪东兴还是中央警卫局的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及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负责人，其军衔更是在1955年就被评为少将。就此来看，汪东兴绝不是简单地只具备警卫才干，反而他的各方面能力都十分突出。但即便如此，在1979年的时候，陈云却态度坚决地说：“汪东兴当领导，全党都不答应！”这，又是为什么呢？
汪东兴的革命经历是十分丰富的，他是一位老资历的革命干部，几乎完整见证了党的百年征程。在1916年，汪东兴出生在江西弋阳的一个贫农家庭，其童年是在一个十分清贫的环境中度过的。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汪东兴便是如此，苦难的生活让他变得相对比较早熟，也让他形成了坚毅果断的性格。
在红军来到江西后，汪东兴被方志敏同志的革命热情所鼓舞，他当即就参与到了农民暴动中。因为革命热情高涨，汪东兴也很快就被组织接纳，他以十六岁的年纪就成为了共产党员，并在随后以红十军战士的身份戴上了那顶点缀着闪闪红星的灰色军帽。一杆红旗飞舞，十年战阵拼杀，在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多年的生死相搏后，红军来到了延安。在延安，汪东兴的革命生涯迎来了一个转变，因为他被毛主席选中了。
事实上，此时的汪东兴也早就不是普通战士了，他在多年的革命历练中已经成长为十分突出的骨干干部，并被组织先后任命为政治指导员、总支书记以及第二野战医院的政治委员，在抗战时期他更是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三室副主任和二室主任。也正是因为其突出的能力，汪东兴获得了组织上的认可，被选中前往毛主席的身边工作，负责毛主席的警卫工作。
汪东兴到任的时候，已经是解放战争时期了，那时国民党这边正筹划着进攻陕北解放区，这就让他的职责显得更为沉重。1947年3月18日，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中央机关身处危险之中，汪东兴奉命带领中央警卫团和一个骑兵分队前往王家坪的毛主席驻地，掩护毛主席等人和中央直属机关的撤离。部队撤离过程中，因为敌人追得很紧，毛主席就问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
汪东兴很果断地说：“怎么不敢，只要主席下命令，我就敢留下来等他们。”不仅如此，在毛主席提出要给汪东兴一个连的兵力时，汪东兴拒绝了，他仅仅要了一个排的兵力，额外加上五个骑兵用来放哨。用这么少的部队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其挑战性不可谓不大，汪东兴的选择也可以说是艺高人胆大了。随后，汪东兴就带着这一个排的战士，在王家湾打了一个漂亮的阻击战，他们成功牵制了胡宗南的部队，为中央的撤离争取了时间。
事后，毛主席对汪东兴的指挥才能盛赞不止，汪东兴由此赢得了毛主席的进一步信任。随后的战争中，汪东兴就跟着毛主席转战陕北，与胡宗南的大军继续周旋。那段时期，中央的保卫工作、后勤工作都是汪东兴一手负责，他的工作有力地保障了我军的胜利，这份功劳绝不亚于那些将军在正面战场上的运筹帷幄。
也正是因为这段时期的经历，锻炼了汪东兴的管理能力，使得他在建国后得以主管中南海大小事务，被人们称为是“中南海总管”。而鉴于汪东兴的贡献，他也在1955年的我军第一次授衔仪式中就被授予少将军衔。人生若此，可谓快哉。
从1947年调任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到1976年毛主席离世，汪东兴一直在毛主席的身边工作，尽管他后来担任了很多职务，但他始终承担着保卫毛主席的职责。近三十年的时间，使得汪东兴与毛主席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毛主席就曾说：“东兴在我身边，我习惯了。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用起来我不放心，人还是旧一点好。”要说汪东兴在保卫毛主席这件事上有多认真呢？当年毛主席访问苏联，还是让汪东兴贴身保卫，而毛主席是乘坐专列出访的，火车经过的每一条路线，包括铁路、涵洞、桥梁等等关键点都是汪东兴带人一一排查过去的，保证不让意外发生。
后来火车抵达莫斯科，毛主席与斯大林在会议室里谈话，汪东兴就坐在隔壁的值班室。整整五个小时，汪东兴始终寸步不离，一直等候着毛主席，他连饭都不敢去吃，实在饿得受不了他就喝了瓶汽水硬抗。毛主席在事后得知这件事，非常关切地告诉汪东兴：“下次你们就不要去了，这等的时间太久了，你们就在驻地等着我，安全的事情由苏方负责。”从这里大家也看出来了，汪东兴是一个十分心细的人，做起事情来一板一眼绝不打折扣，这股子精神毅力是他成功的重要条件。
毛主席评价汪东兴，说他是“厚重少文”，这一句评价其实还要拆开来看，前两个字是正面评价，后两个字就是缺点了，指的是汪东兴理论水平不够，还要加强学习。为了敦促汪东兴的进步，毛主席常常教导他不仅要多读书，还要在马列主义的书之外多读一些历史文化的书籍，比如四大名著之类的，而毛主席很是推崇《红楼梦》，便多次与汪东兴探讨。只是读书还是不够的，因为书本的东西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实际的本领，毛主席为了锻炼汪东兴的实干才能，汪东兴在1958年到江西担任过副省长和农垦厅厅长。
只不过，这一次的任职只持续了一年，由于工作的需要，毛主席又急匆匆地把他调回了北京。在汪东兴的整个工作履历中，也只有这一年短暂地离开了毛主席，可见毛主席对他的充分信任和依赖。这份信任持续到了那个特殊年代，汪东兴在当时也受到了波及，甚至有人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汪东兴，使得他的处境变得十分艰险。关键时候，还是毛主席出面指示：“烧烧炸炸都可以，但不要烤焦了”，毛主席这句话的言下之意就是要保护汪东兴。在毛主席的器重下，汪东兴对毛主席那也是忠心不二，不管任何时候他总是站在毛主席的一边。
有一次，毛主席还曾就此打趣他说：“我开个玩笑，你也会当真吗？”汪东兴则回答说：“我分得清，但我会认真对待。”鉴于毛主席与汪东兴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汪东兴成为了很多人眼中值得拉拢的对象，林彪就曾多次向他示好，只不过这些尝试都失败了。汪东兴做事的原则性可见一斑，这也让他与毛主席之间的故事更引人关注。只不过，再美好的故事也有终章，随着毛主席的逝世，故事收尾的同时也带来了汪东兴人生的又一次转折。
在毛主席逝世后，一些小圈子的野心暴露无遗。在这个关键时刻，正是叶剑英和汪东兴联起手来将其粉碎，整个行动只持续了三十五分钟，喧闹十年的风暴就悄然退场了。而因为有功，汪东兴也在随后被继续重用，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其地位在所有领导中位居第五位，可以说位高权也重。然而，就在两年后，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组织生活会上，陈云发言说：“东兴同志已经是走在了革命的后面，这样的同志继续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面，显然是不合适的，全党同志也是不会答应的。”
要说明的是，这次的组织生活会，全名叫做“帮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活会”，也就是说起本身就是基于汪东兴等人一些问题而召开的。汪东兴在当时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呢？这个问题其实十分复杂，首先是和汪东兴的个人性格有关系。当年汪东兴作为专案组负责人，管理着“一专”和“二专”的档案，因此经常代表毛主席去看望那些受到处分的老干部和老军人。然而，在那些受到“照顾”的老干部和老军人中，却鲜有人对他能有好印象。
以叶剑英为代表，当年他被战备疏散到了湖南，就住在省委招待所。那时正是深冬，湖南的冬天阴冷潮湿，叶帅一时间适应不了，身体出了很大问题，又是感冒又是肺部感染，身体虚弱不堪。但即便情况如此糟糕，当地的领导却没有让人照顾他，汪东兴更是一个电话又把他调往湘潭居住，那边的情况要更凄楚一些。遭遇如此困境，让叶帅感到万分悲凉，一时间老泪纵横。但即便如此，叶剑英还是心系国家前途，他先后到多个工厂视察工作，足迹遍布湖南多市县。在视察之余，叶剑英还很注重学习，尤其是《参考消息》，这是他了解国际国内大事小情的重要渠道。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1970年的七月份，经历了差不多快一年的光景，叶剑英才得以返回北京，并被毛主席重新委以重任。再后来，叶剑英与汪东兴一起合作，最终粉碎了小圈子集团。但在随后的时间里，汪东兴心直口快，这样的性格让他得罪了不少人，这让大家对汪东兴的看法变化了起来。
如果说这还只是小事，汪东兴在另外一件事上的态度就显得格格不入了，那就是他仍然支持“两个凡是”。在那段动荡岁月以后，人们对政治运动已经厌恶了，但汪东兴还是选择了站在“两个凡是”的一边，这也就让他与大部分同志站到了对立面。在人心思变，所有人都期盼中央能有新的决断来帮助国家向前发展的情况下，汪东兴等人的行为显得太不合时宜，尤其他还是五位副主席之一。
于是，当那场组织生活会召开后，大家伙一起向汪东兴提出质疑，大家在认可他功绩的同时，指出汪东兴在坚持两个凡是、抵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冤假错案等问题态度消极等等欠账。在质疑开始后，西北组的江一真是最早开口发言的，随后还有杨西光，西南组最先发言的是胡绩伟，他的发言有着更充分的材料支撑，说服力也更强。在这三人的带动下，发言的人越来越多，直至陈云尖锐地说出了那段话。
而最终，这场组织生活会被定下了基调，汪东兴的错误是显然的，但这一问题并没有被扩大化。等到几个月后，深感力有不逮的汪东兴也选择了辞职，就此离开了他工作半生的中南海。
在人生的最后时光里，汪东兴就住在西单六部口的新壁街，在一座僻静的小院里过着简单而悠闲的生活。他把自己的院落打理地井井有条，又是鲜花又是梧桐，看起来十分雅致。
而在室内，汪东兴的生活环境十分简朴，房子里的陈设也就是老式沙发、旧台灯、旧笔架......要说什么东西比较珍贵，也只有那一摞马列书籍和一幅毛主席留给他的《送别》手书了吧，那是他最后的精神寄托。至2015年，年届百岁的汪东兴因病逝世，组织上还是给予了这位共和国的功勋老人以隆重的哀荣，很多人都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送别。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这哪里是在送别一位老人，根本就是在送别一段共和国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