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同志是我党继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实际是李立三）、博古之后的第5位总书记。这一点，毛主席在1964年4月16日的讲话中曾说过，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张闻天）。
1978年8月27日，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张闻天补办追悼会。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悼词，悼词中说：张闻天“是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就是在这次会议（指遵义会议）上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
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到1938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这三年多时间里，张闻天主持了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在这段时期，党和红军经历了草地分兵、红军会师、瓦窑堡会议、西安事变、红军改编等等重大历史事件，张闻天以出色的表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为党和国家做出了一系列巨大的贡献。
张闻天同志的夫人，是著名的女革命家刘英。刘英参加革命很早，中央苏区时期曾担任少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委常委、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等职务。1935年4月，遵义会议结束后3个月，刘英被调到中央纵队接替小平同志担任秘书长，负责政治局和常委的日常事务和生活，通知联系、会议记录等工作。
当时刘英还不是张闻天夫人，两人结婚是在中央到达陕北之后。刘英后来又担任延安中央秘书处处长、宁安县委副书记、合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哈尔滨市委组织部长、妇女委员会书记，辽东省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务。
由于长期在中央和组织部工作，刘英对党内的很多事情了如指掌，被一些同志称为“党内活化石”。她性格刚强，一生清正廉洁，78年后先后当选第十一、十二届中纪委委员。
刘英和张闻天结婚的时候，张闻天正处在事业的顶峰，但刘英并不以书记夫人自居，还是照常上班，和颜悦色，和之前没有任何变化。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后来张闻天从最高领导的职务上退下来，刘英同样是坦然面对，泰然处之，安之所素。
1969年，张闻天一家下放到广东肇庆后，为了照顾张闻天读书研究，刘英变成了一个多面手，每天承担买菜、做饭、誊抄文稿的工作，有时候还冒着严寒和酷暑在门外放哨。这期间，他们的生活条件并不好，家里使用的柴火大都是潮湿的，一烧饭就直冒浓烟，刘英的眼睛就是被烟熏坏的，后来戴上了眼镜。张闻天对刘英也是感怀备至，害怕她出门路滑摔倒，还特意给她找了一根树枝当拐棍。两人相互扶持、相互照顾，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
和老一辈的女性革命家一样，刘英有自己的事业，她虽然尊敬爱护张闻天，但并没有因此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她多次对自己的朋友说过：“有些人参加革命就嫁个首长，一直当‘太太’，实际上只享受不工作，丈夫去世后还享受其待遇。这种情况我实在不以为然。”
建国之后，张闻天在外交部担任副部长，刘英也被调到了外交部工作，担任部长助理，机关党委委员、常委，监委书记，人事司司长等职。按照当时周总理的指示，张闻天可以享受副部长的待遇，配备专车。但刘英第一时间就上交了，和张闻天合用一辆车。
他们唯一的儿子叫张虹生，在新疆建设兵团劳动了15年，一直到80年代，南京大学的匡亚明校长根据组织“老干部身边可以留一个子女”的规定，把张虹生调到了南京大学，当一个图书管理员。在这个岗位上，张虹生一直干到2001年退休。
期间，北京曾有同志找到刘英商量，说可以把张虹生调到北京，刘英听后坚决反对，说北京环境复杂，各色人物都有，害怕把张虹生带坏，出了事她可管不了。
刘英不仅不同意儿子去北京，还专门给南大校长匡亚明写信，要他加强对张虹生的监督教育，不许他搞出差、采购之类的工作。
张闻天同志去世的时候，遗嘱是让刘英把自己的所有存款都作为党费上交，刘英不仅认真执行了遗嘱，在她去世前，她也专门留下遗嘱，把自己所有的工资都上交了党费。
张闻天追悼会后，中央办公厅对刘英说，她可以回到他们以前的房子居住，刘英一口拒绝，只求按照她这级别干部的标准分配房子，不再享受张闻天生前的任何待遇。所以，她身边的朋友常开玩笑说，刘英大姐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就是省部级，晚年还是省部级，待遇70年不变。
其实，在1958年的时候，组织部的安子文和帅孟奇同志就曾提出，刘英按照资历和能力，都应该提副部长。周总理亲自到张闻天家里解释，说当年留苏的女同志中，就剩刘英一个没有提了，应该提副部长了。但刘英一口拒绝，说总理早已经批准享受副部长待遇了，不必再另搞一套。此后，刘英的行政级别就没有再动过。
据身边的朋友回忆，1980年，王震将军发起成立了一个“中小学教师奖励基金会”，刘英这个老大姐主动带头，把自己所有的工作都捐了出去，结果弄得自己家里吃饭的钱都没有多少了。当时照顾她生活的工作人员就找组织报告，说刘英大姐不许她买鱼买肉，也不让她买贵一点的菜，这样下去身体迟早要出问题的。
在历史上，刘英受过不少委屈，过过不少苦日子，但她不但意志性格强，党性和组织纪律性更强，人们从未听她说过一句怨言。这一点，一直保持到她人生的终点。晚年她病危住院，医生征求她的意见，看是否动手术，她的回答只有一句话：“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几天后，她就怀着对党组织的无限信任永远地走了。
